“一身四面”与“鲁迅革命传统”

鲁迅生前时人编选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鲁迅在广东》《鲁迅论》《转变后的鲁迅》这四本论集,分别塑造了“思想革命鲁迅”“国民革命鲁迅”“革命同路人鲁迅”“共产革命鲁迅”四种形象,反映了大革命时代鲁迅的复杂参与所引发的关于“鲁迅是谁”的不同理解。这个“一身四面”的现象,看起来是鲁迅个人影响力的上升,实则是知识阶级在革命时代的逐渐分化,但鲁迅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其“大革命”哲学,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鲁迅革命传统”。     

现代政治转型与鲁迅的“杂文自觉”

既往研究在探究鲁迅的“杂文自觉”时,过于看重现代性和主体超越特质,忽视其社会历史性,没有真正进入1920年代语境,在共和危机和国民革命的现代政治转型中看问题。实际上,鲁迅的“杂文自觉”经过了一个复杂多变的发展阶段：最初的“随感录”形态,是基于共和危机而进行的旧文化批判;进入后五四时期,鲁迅针对“民国失传”的问题,试图再造思想革命,发起针对新文化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随着鲁迅参与国民革命,他又从“批评”转向了“杂感”,从“文化批判”转向了“政治批判”;而南下广州后的在朝革命和清党体验,使鲁迅最终出现了杂感的“文学自觉”和“革命自觉”,生成了以“杂文”为革命的“文学政治”模式。     

鲁迅与“五四”运动

当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自然地会想起鲁迅。“五四”运动和鲁迅的名字是分不开的。列宁说过:“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伟大的“五四”运动造就了伟大的鲁迅;而鲁迅也在“五四”运动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五四”为标志,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阶段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同样,鲁迅也从辛亥革命时的“精神界之战士”,进而成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的文化革命的英     

福建论坛2002年总目录

文学文学理论的“自性”问题李春青（１．４７）走向后现代的文艺学———兼谈当代西方的几本文艺学教材陈太胜（１．５２）文艺学学科定位与文学理论教改魏家川（１．５７）２００１年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朱水涌詹迎春（１．６２）非线性传播与文学的历史发展黄鸣奋（１．６７）当代小说作者的身份问题和理论盲点庄陶（１．７２）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朱德发（２．７４）２００１年小说创作述评朱水涌许美霞（２．８１）冰心与郑振铎比较论纲包恒新（２．８６）合一人神：楚文化思维模式与韩少功之演绎陈仲庚（２．９３）对鲁迅的…     

茅盾论鲁迅的思想发展：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1956年,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茅盾作了题为《鲁迅一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重要报告,论述了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茅盾认为,“从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看来,1927年前后是一个转折点……我们不妨以此为分界而称为前期后期……”这就是说,以1927年为分界,鲁迅思想可以分为前后两期：1927年以前,鲁迅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1927年以后,鲁迅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就是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茅盾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新论,超越了瞿秋白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显得更为科学。     

青木正儿论鲁迅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对鲁迅作过高度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毛主席同时还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国民党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中,“共产主义者的鲁迅,……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脸谱化改写:“十七年”鲁迅接受的话语策略

建国后"十七年"间,鲁迅形象从"革命性"、"政治性"意义上进行了脸谱化的改写。这种改写一方面是努力把鲁迅与革命拉近,一方面是努力使鲁迅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完全一致,最终使鲁迅成为文化界、文学界配合中国革命、论证中国革命正确性的重要资源。"十七年"间对鲁迅脸谱化改写是从既具有权威性,又具有普及性的中学语文教学开始的。对鲁迅形象的改写,经由中学语文教学等途径极大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模式。"十七年"间对鲁迅形象的脸谱化改写实际是服务于时代政治话语的,虽然无论是鲁迅研究者们,还是教材编选者们,未必是违心而刻意地以此为目的,但在当时的政治一元化环境下,他们实际上也难以有别的选择。当目的脱离了研究对象本身的承载能力时,研究对象就只能是一个被摆布的工具而已,这种政治工具性,使得无论是鲁迅研究,还是教材编选,都越来越走向封闭、走向极端。     

《胡风论鲁迅》序

大家都知道,胡风与鲁迅先生有着“平生风谊兼师友”的革命友谊。胡风早年就读过鲁迅先生的作品,受了很深的影响。特别在三十年代,胡风有幸工作在鲁迅先生身旁,并亲聆许多教诲。鲁迅先生所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著名口号就是通过胡风撰文传达出来的。胡风还曾为党和鲁迅先生之间的联系人。胡风在三十年代中期对鲁迅先生的战斗的支持、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论“五四”时期的鲁迅思想

如何评价“五四”时期的鲁迅思想,存在着一些原则的分歧。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看待“五四”时期鲁迅的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还是“进化论”的发展观?这关系到如下一系列问题:鲁迅的早期(1898-1917)思想达到了什么高度?它和“五四”时期的鲁迅思想有什么必然联系?如何看待十月革命对鲁迅的震动和影响?如何分析鲁迅当时对待马列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与“进化论”的发展观有哪些质的区别和联系?“进化论”的发展观在“五四”时期还有没有积极意义?它与鲁迅的文化革命的“主将”和“旗手”的称号是否水火不相容?还有,鲁迅有没有接受尼采哲学等唯心史观的某些影响?这些影响在“五四”时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要想科     

关于鲁迅在辛亥时期几个史实的辨正

辛亥革命是鲁迅所“亲历”、后来却又是使他感到“更寂寞更悲哀的”事件之一。这一段从革命爆发时曾使他“高兴得很”、到失败后甚至“不堪纪念”的经过,对他前期思想的发展颇有影响。因此在有关鲁迅生平或传记等著作中对此均有论述。但是,由于当时鲁迅基本上没有从事专门的文学活动,而现存的公开发表的《日记》又是从1912年5月才开始;加以相隔年代较远、有关文献又少,这就为研究工作者带来了一些实际困难,在论述和分析时难免有     

鲁迅对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总结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热情地称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充分肯定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同时要求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他的缺点,“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过的评价,是符合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的。他高度称赞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是“创造民国的战士”;同时,回顾这一历史事件,“精神的丝缕”,又使他“不能全忘却”。从辛亥革命失败后不久,一直到临终以前没有写完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一直在研究和撰写这部历史,他已经把“不能全忘却”的“精神的丝缕”,清晰而深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论鲁迅与地矿学研究

论鲁迅与地矿学研究刘为民（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济南２５０１００）在《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中，鲁迅曾明确地表示过：“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可见他对自己所掌握的地质———矿物学知识，一直都充满了自信。那么，我们今天...     

“革命”位置及“丸山悖论”——丸山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

丸山昇是知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其学术著作中,＂革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在日本战后“悔恨共同体”的情绪底色中,“革命”作为一种主题已经实际内化于丸山昇本人及其研究之中。此外,丸山昇在对“革命”进行细微辨析和宏观思考的过程中,还达成了对“革命”的深层次认同;同时,丸山昇超越了“竹内鲁迅”的“文学者”概念,建构了“革命人鲁迅”也是极具学术敏感力的选择。最后,从最深广的人性关怀出发,丸山昇始终保持了对“革命”中“人”及其选择的考察与思考,但在这一过程中又一直存在着某种矛盾,即如果拒绝了抽象原则,＂革命＂的动力将从何而来的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丸山悖论”。     

互文视域下的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与《水浒传》林冲故事

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与《水浒传》述写林冲故事的相关章节构成互文性关联,这一互文关系不仅建立在文本表层的环境描写和叙事结构上,也根植于文本深层吕纬甫、“我”、林冲以及鲁迅四人的内在联系上。通过《在酒楼上》隐藏的《水浒传》文本,一方面可以看到鲁迅个人伤痛的抒发,另一方面也能探寻到鲁迅对革命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水浒“游勇”的命运影射了革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酒楼上》的真正主人公“我”最终走上了继续抗争的道路,体现出鲁迅永远革命的斗志。     

论鲁迅的两次自我否定

<正> 一般比较重视鲁迅大革命时期从“逆子贰臣”到“现代革命圣人”的思想转变,但忽略了作为文学家鲁迅的文学观的变化。同时对他早年发生的另一次重大思想转变研究不够。我们拟把鲁迅的两次转变结合起来,把他的思想和艺术结合起来,对鲁迅作一考察。否定——鲁迅的自觉扬弃在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进行坚决否定与无情批判的过程中,鲁迅也进行着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最醒目的是他对文艺的态度。他从1906年弃医学文后,对文艺的作用备极推崇,觉得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第一要著是改变国民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呐喊·自序》)但二十五年后,鲁迅却说:“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虽然鲁迅此后并     

鲁迅和瞿秋白的革命友谊

我党历史上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同志和鲁迅先生的革命友谊,光照日月,长久以来为人们称颂与赞美。但是,在林彪、“四人帮”猖獗期间,随着给瞿秋白戴上“叛徒”帽子的诬陷,他和鲁迅的伟大友谊也被一笔抹煞了。当时一些所谓的“讨瞿”文章按照林彪、“四人帮”的腔调,把鲁迅的战友瞿秋白污蔑为“用两面派手法来欺骗”鲁迅的“敌人”;而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的关系则被歪曲为“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敌对关系,等等。     

学习鲁迅——坚持文化革命的正确方向

本文系统地总结了鲁迅文化革命思想和他实践所及的丰富内容:一、鲁迅把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做为我国文化革命的主要对象,并把它的严重性估计得很充分;他在这方面的认识和进行的犀利批判、持久斗争,是迄今没有一个人可以比拟的。二、鲁迅正确地解决了文化革命的主要服务对象问题——在他把农民问题做为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反映出来时,我们党还正在孕育和诞生。三、知识分子问题同农民问题一起是鲁迅作品中双峰耸立的主题。他尖锐地批判知识分子的弱点,但从不忽视他们的作用。他认为文化革命必须依靠知识分子。四、鲁迅非常重视学习外国的文明和挖掘民族文化遗产,主张“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的“拿来主义”,并做了大量工作。五、鲁迅一生中对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及革命队伍内部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从而形成了他正确的策略思想。他始终把握着以解决人的精神问题做为文化革命的出发点和中心任务的总方向。文章指出,自“五四”运动开始的文化革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经验教训充分证明鲁迅所开拓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为着建设民族的高度精神文明,鲁迅的方向仍然是我们必须坚持的。     

鲁迅小说:一种独特的话语形式的确立

我觉得，与鲁迅那些在语言战场上横冲直撞的大量的杂文创作相比，鲁迅的由《呐喊》而《彷徨》而《故事新编》的小说创作，虽然数量不多，但对语言革命的作用却更富理性意味。这首先表现在鲁迅的小说创作对欧化／口语化二元对立的消解。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远远不只是一个语言领域中的新旧更替问题。文言文与白话文的水火不容，与其说是不同的语言冲突，倒不如说是不同意识形态间的搏斗。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更多的亦是借“文学”浇“革命”之块垒。在革命的喧嚣声中，没有人意识到应用书面语／文学书面语的区别。文学革命首当其冲的焦点问…     

论鲁迅对“左”倾文艺思想的批判

论鲁迅对“左”倾文艺思想的批判吴家荣“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①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深刻地揭示了鲁迅精神的实质，这就是革命的坚定性。的确，从新文学运动的诞生一直到１９３６年他的去世，鲁迅始终是正确文学方向的代表。他...     

精神分析视角：鲁迅小说与余华《兄弟》的看客心理比较

精神分析理论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外在行为是内在心理的反映。那么,看客的外在行为是“看”,其内在心理又是什么？鲁迅小说与余华的《兄弟》（上）（以下简称《兄弟》）都描绘“看客”这一人物形象,但由于两位作家生活于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经历,他们笔下的“看客”当然有着不同的个性心理。鲁迅笔下的看客精神麻木、冷漠,甚至有些恶毒,他们在无意识地对他人进行精神虐杀;余华《兄弟》中的看客狠毒、暴力,甚至有意识地参与了对他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虐杀。而且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可以看见,鲁迅对生命充满悲悯意识,对社会充满责任意识,他是一个“肃然不笑的看客”;而余华总是以血腥死亡的暴力视角以及疯狂腌脏的暴力语言来宣泄自己内心的压抑,缺乏对社会的使命与责任,对生命的悲悯与怜惜。更像是“鲁迅笔下的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