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与再现:两元论立场中的艺术观念

表现与再现之所以成为美学的基本概念 ,是有其深广的哲学背景的 ,这一背景就是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两元论立场 ,并提出消解与融合的策略。认为在艺术创作上 ,应注重发挥表现与再现的各自美学功能 ,注重两者的相互生发与相互渗透 ,从传统两元论思维模式中摆脱出来 ,走向整合视域中的艺术审美观     

审美之"无":中国美学和艺术的"本无论"精神

在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中,“无”是一个涵义深广的概念。庄、禅美学具有极强的“本无论”色彩,它立足于对人生困境的超验性和本元性反思与解脱,并演绎到艺术之中,成为艺术境界和艺术创构的审美法则。“无”的艺术传达同时也表明,中国美学的“本无论”和“存有论”是辩证统一的。有人用西方现代心理学的“无意识”概念解释庄、禅之“无”影响下的“无意于佳乃佳”的审美法则,是对中国美学“本无论”精神的误读。     

关于文学理论基本知识形态的思考和阐释

关于文学的基本知识形态,主要有再现论、表现论与象征论三种。在再现论看来,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把握客观真理的认识工具。在表现论看来,文学本质上是一种通过审美创造活动来抒发主观情感、创造理想现实的精神工具。所谓文学的象征本质,是对潜意识中的恐惧、本能冲动与个体焦虑感的抒发工具。有了这三种基本知识形态,就可以较好地把握住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历史进程。     

20世纪艺术理论中的再现说

“再现说”是 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史中占主导地位的艺术理论,它影响了 20世纪中国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整体格局,也影响了人们对艺术起源、艺术本质的看法。20世纪中国社会的动荡,使“再现说”为承载社会责任而偏离了艺术对它的要求。因此,要结合各种观点的语境分析其合理性,并结合“表现说”来分析其得失。     

试论艺术的再现与表现

艺术的再现和表现与艺术的诞生和发展相伴随,主张再现论者和主张表现论者,观点迥异,亦有不同的创作实践.但在艺术创作中,再现和表现不是泾渭分明地截然分开的,而是相对的,相辅相成的.表现和再现的形态也是多样性的,艺术创造的要义是对主体和客观的整体建构,即对内在情感和外在世界的整体把握.     

"再现说"反思

从西方引入的再现说,在中国当代文论里,是举足轻重、事关全局的核心概念范畴:从哲学层面看,它是反映论在文学理论领域的直接应用,负有本体论的使命,表现论也在其范围之中;从文学层面看,它指称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与方法,与作为浪漫主义创作原则和方法的表现论对举.在中国当代文论发展过程中,再现说经历了大规模的扩容:从文学传统看,扩容包括了反映论、真实论、典型论与典型环境论;从哲学传统看,扩容包括从认识论转向历史哲学、以社会进化的理想模式为标准来要求典型环境.从美学角度解释再现说,包含但不受制于认识论,可不再追求将感情提炼为思想,从有限的活生生现象,达到无限的高度抽象概念,而是追求将思想转化为感情,以有限的活生生现象,展现无限的具体生动的人与世界.     

西方表现论美学的核心概念及其逻辑联系评析

德国古典美学建构了表现论美学的体系框架。康德关于“审美判断力”的分析，揭示了对象与心灵、形式与表现的对立联系；费希特、谢林则以“理智的直观”来限制理性的作用，让“自我”设定主观与客观世界；黑格尔的美学思想虽与康德等人有别，但他仍认为艺术是对“绝对精神”的感性观照形式，最终还是要以心灵的表现为其旨归。此后，在以叔本华、狄尔泰、弗洛依德和柏格森等为代表的非理性哲学的深刻影响下，表现论美学进一步走向了反理性的纯主观内向的轨道。克罗齐把艺术审美归结为一种心灵的直觉表现活动，科林伍德也论证了艺术与表现、想象的内在联系，最后完成了表现论美学体系的建构，使其成为西方现代美学的主导潮流     

论艺术的再现与表现

在人类产生艺术活动之初,艺术的表现和再现的问题就已经显现,由于人类在认识和表现技巧方面的不断进步,艺术在表现与再现方面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出现了很多艺术流派和艺术观念,这些艺术理论帮助我们认清艺术活动的本质,也认识到无论艺术再现还是表现,艺术创作活动都要从主体内心出发,要有感而发,要在艺术作品中去努力表达个人对作品主题的独特见解,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表现出强烈的个人风格。要在艺术创作之初,就要坚决摒弃一切功利性目的,以一种单纯的,淡泊的心态来投入创作。     

论凯瑟琳·贝尔西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

凯瑟琳·贝尔西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最杰出的后结构主义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她的作品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英国文学和文化,极大地影响了英国的学界和普通读者.在早期作品中,她积极汲取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理论,批判了西方传统文学批评中最常见的摹仿论和表现论,驳斥了古典现实主义,推崇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并提出了以“积极的读者”为中心的阅读方法.     

论艺术象征

作者在这篇评述西方资产阶级美学理论之一“表现论”的历史的文章中,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旧的唯心主义的“表现论”已经行不通,另一方面却宣扬了“艺术象征论”,把它说成是“晚近的重大成就”,是“唯一有效和有前途的”。其实,所谓“艺术象征论”,只不过是把现代资产阶级“语义学理论”与旧的“表现论”结合起来而已。作者自己也明白地承认这种“理论”是把旧的“表现论”的两个极端,即“表现”和“意指”,加以“折衷”、“调和”,并且给予“新的解说”罢了。这就可以看出,它在本质上和“表现论”并没有区别,同样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事实上,“语义学派”的“美学观”认为一切艺术仅仅是“象征感情的符号和形式”,从而根本否定了艺术应当反映现实生活。这种“理论”只能使艺术创作走上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道路。     

对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再认识

黑格尔"艺术终结论"是指艺术经历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三个阶段的解体而走向终结,于是在艺术中无法实现的"理念"转移到宗教与哲学领域。艺术在黑格尔的逻辑体系内终结了,而在历史上继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终结论"是有效的。在黑格尔整体框架之外,"艺术终结论"的局限凸显,并遭遇了零碎化的现代环境的挑战。     

绘画艺术的一次重要革命

中国绘画艺术和西方一样,过去很长时间都是追求逼真再现。自东晋顾恺之提出“传神论”的主张,中国绘画界便不再以模拟再现自然物像为能事,而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朝着写意表现方向发展。然而,不论绘画艺术如何拓新,其改革方式基本上是基于材质和技法方面的,因而有水粉、油画、版画、玻卡水彩等说法。相反,这一次莫道宏提出的“资讯绘画”观及其实践,虽然也涉及到材质和技法的改革,但主要则是基于“绘画为何”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淮南子》的情感论

《淮南子》中情感论材料丰富,虽散布于各卷中,但可从中总结提炼出这样一个体系:情感的发生论、规约论、表现论、接受论;而且论述深入详致。这一承前启后的体系化情感论发生在汉初,而且发生在一部著作中,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不但可由此管窥中国古代对情感世界的较早而又较为全面的自觉性体认,而且这对研究古代文学情感学体系也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汉代由先秦的重志轻情,一变为重情轻志,在《淮南子》这里已露端倪,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人道当情”论、“诗缘情”论在汉初就已开始酝酿了。     

中国印度古典诗学中“味”论之比较

从艺术本质上讲,中印两国“味”论从总体上看都属于艺术鉴赏论,都强调了艺术美感的重要性,强调了艺术要经得起玩味、寻味、品味,强调艺术要带给人美感享受。但中国“味”论更突出地强调了艺术的“味外之味”,即艺术美感的多层次性和广泛持久性。而印度“味”论则更强调艺术美感的普遍可传达性、可体味性。从艺术表达的内容和风格上看,两国“味”论都极其重视艺术情感的传达和表现。中国文学一向就有重情的传统,中国诗论也很注重情感传达的论述,而印度“味”论则更是以情为核心,对艺术表达之情进行了条分缕析的研究。但总的来说,印度“味”论更提倡“艳情味”,而中国“味”论则更强调“平淡味”、“冲淡味”。     

全新的真实--"七月派"小说的审美特征管窥

“七月派”的小说创作需要进行整体性的把握与认识。“七月派”的小说创作继承了现实主义的美学传统 ,但又有新的拓展。这集中表现在其小说对文学真实性全新的理解与把握 ,在具体的作品中 ,这种真实性体现为再现之真与表现之真的深度融合。     

论电视叙事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审美形态

本在“电视艺术”的前提下讨论电视叙事艺术逼真性与虚幻性的统一、再现与表现的统一、具象性与完整性的统一、记叙性与情感性的统一等主要审美特征，并从电视分类的角度讨论电视规范性叙事本、兼有叙事本和使用叙述手段的电视节目审美形态。     

模仿、表现、客观、实用——诗歌本体论的建构

从世界、作者、文本、读者四个角度入手,对诗歌本体论的模仿论、表现论、客观论、实用论进行论证,阐释诗歌的多元本质和地位,厘清诗歌本体论发展的历史脉络。模仿论从客观世界出发,认为诗歌是对客观世界的模仿;表现论从作者的角度出发,认为诗歌是作者情感、直觉、想象的表达;客观论从文本角度出发,认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与符号;实用论从读者的角度出发,认为诗歌是寓教于乐的工具。     

试论声乐艺术的再创造

声乐艺术的再创造是演唱者创造出来的体现一定内容的艺术形象。它要将表现美与再现美统一起来。再现美是准确地再现音乐作品作者们的创作意图。表现美包括歌唱语言的表现美和歌唱动力的表现美。     

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中的艺术史观

贡布里希在艺术史理论研究中,采用了投射论和情境逻辑的方法,反对艺术史研究中的黑格尔主义。在情境逻辑的分析方法中他从“艺术问题”和“艺术作品的历史比较”两个角度入手,对艺术史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从文体学角度考察魏晋时期的赋论

魏晋时期的赋论呈现出由功用的文章学意义上的文体论向文学意义上的文体论过渡的特点。此时的赋论突破了汉代的“讽谏”功用说,而涉及到赋体的表现功能问题,无论是主张以赋缘情,还是以赋写实,甚至以赋明理,都已是从赋体自身的写作和表现特点立论。此时的赋论确认了赋体作为“美丽之文”的存在,而不同于汉人总是对赋体艺术特征的“丽”进行否定或作出有条件的限定。此时的赋论还涉及到赋体文体构成和艺术体式其他方面的问题。凡此,都说明中国古代文体学在魏晋时期走向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