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理学、经世之学略论

曾国藩以理学信徒自我标榜,宣称“一宗宋儒”(《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清朝最高统治者表彰他“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御制碑文》: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但他又同时热衷于经世致用之学。李元度说他“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之学”(《曾文正公行状》,《天岳山馆文钞》卷十四)。对于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今人论及较多,对其经世思想则谈得甚少。有的同志更断然否认曾国藩与经世致用之学的联系,否认他有经世思想的存在,说曾国藩“成年累月研究的是天理、人性、三纲五常、‘主静’、‘静坐’、格物致知”(董蔡时《左     

论曾国藩与理学复兴

“同治中兴”的思想依托是所谓理学复兴，其代表人物大都“一宗宋儒”。曾国藩是所谓“中兴名臣”，又是理学复兴的主要倡导者。他以程朱理学为其思想灵魂，博采众长，对高谈性命，崇尚空疏的理学作了新的阐发，并使之与经世思想相结合，为这门自康乾以来陷于封闭的政治哲学注入了某种活力，从而适应了“同治中兴”的需要，对晚清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宰天者人：曾国藩鬼神思想发微

曾国藩的鬼神思想反对鬼神作为实体的真实存在,且表现出“宰天者人”的倾向。在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中,曾国藩倡五经而反《新约》,崇孔子而斥上帝,以理性主义的儒家礼教对抗神秘主义的宗教神权。曾国藩曾主持过求雨、祭祀龙王等活动,但其本意是通过“神道设教”实现其教化目的与政治目的,以稳定人心、消弭拜上帝教的神权影响为指向。在对天人关系的表述中,曾国藩所说的“天”主要是“义理之天”,而非人格神意义上的“主宰之天”;他强调“宰天者人”,强调人的能动作用与决定性力量。     

人名趣联

中华文化中的对联，简洁明了，蕴味深长，所传的佳话很多，其中以人名人联者，趣味更佳。清朝“中兴名臣”“曾李左”的曾国藩、左宗棠，经常有政见不一、相互争吵的时候，但曾国藩巧妙地施用各种用人之法。网络了一大批人才在他的周围。有一次，曾国藩与左宗棠（字季高）又出现了意见分歧，这时，曾国藩忽然想，何不出一对联来试试他，于是他说出上联：     

曾国藩“汉奸”说质疑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影响较大的人物。在他死后的一百多年里,不同的阶级对他作出了不同的评价。由于他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挽救了清王朝的灭亡,保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且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提出了一套思想、理论。所以,被封建地主阶级史学家描绘成可与“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相媲美的“中兴名臣”。被反动统治者视为“圣贤”、“楷模”。辛亥革命时期,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满”宣传中,有人斥责曾国藩是屠杀同胞,不明民族大义的汉奸。抗日战争后期,曾国藩又一次被戴上了“汉奸刽子手”的“帽子”。新中国成立     

论曾国藩的现代化意识及其意义——兼论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路向

曾国藩“汉宋兼采”及具有经世致用特征的学术思想,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力侵逼所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使曾国藩萌生了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意识。在19世纪60年代开展的洋务运动中,曾国藩倡导派遣留学生、创办近代机器工业、兴办新式学堂等等,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早期开展作出了贡献。同时,曾国藩的“中体西用”的现代化价值取向,使得他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中的作用,只能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开先河者。     

论曾国藩修身养性的道德追求

曾国藩，清王朝中兴名臣，历史上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但其一生非常讲究修身进德，他把修身进德同学业作为人生的两大财富。现从“自然”、“无欲”“宽容”、“勤俭”、“自警”五个方面论述了曾国藩的修身方法。     

论曾国藩的外交思想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破坏者和建设者。对他的外交活动,向来的评价是见仁见智,有褒有贬。本文试图分析指导曾国藩外交活动的思想及其变化趋势,并探究影响这种抉择的原因和要素,力图从心态历史学的角度勾划曾国藩外交活动的主流。认为曾国藩并非是一个“汉奸”、“卖国贼”,而是一个为维护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统治,在内忧外患中“理势并审”,处理外交事务,试图卧薪尝胆但终无可奈何的爱国者。     

曾国藩与“桐城中业”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试论曾国藩的教育观

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曾国藩的教育理论及其方法。（一）“隆礼”：曾国藩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旧宿，（二）“西学为用”：曾国藩教育思想的近代化成分；（三）知行并重：曾国藩的教育方法。作者认为，由于曾国藩处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政治风云复杂多变的时代，因而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印记的双重属性，并且在中国近代一部分士大夫乃至下层民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     

儒家思想对王禹偁辞赋的影响

王禹偁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他信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原则,积极入世,经世致用。儒家思想作用于王禹偁文化人格的影响是深刻的,可以说,儒家思想和品格是王禹偁文化人格的底色,它决定了王禹偁文化人格的基本取向。     

党争视野下的《曾布日录》

《曾布日录》有着极重要的史料价值,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哲宗朝事迹时引录《曾布日录》甚多。其中原因在于:由于党争因素的影响,《哲宗实录》前后两次编修,内容不一,李焘只能参照其它史料对哲宗朝事迹加以辨析。而宋高宗对曾布《三朝正论》的欣赏,曾布及其子孙对《曾布日录》的曲笔及删润,使得南宋的舆论导向对《曾布日录》非常有利。     

《刘子》论“权”

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刘子》,是儒道兼宗的著作。该书《明权》篇阐述了"反经合道"说,权变"反归"说,权变"道理"说,权变"大义"说和权变"贤哲"说。《刘子》权说承袭的是汉儒解经传统,而与宋儒朱熹大异其趣。     

两宋道学各学派的形成及其对儒学的贡献

北宋时期,经过周敦颐、邵雍和张载的铺垫,程颐、程颢在与王安石新学的互动中初步勾勒出早期道学的轮廓,南宋的朱熹、陆九渊等人进一步将道学推向了高潮.两宋道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圣之学,并将内圣作为外王之本,进一步致力于实现外王的理想,从而为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试论曾巩的文道观

文道关系的阐说是古文家、道学家和时文家之间的重要分野。作为一名古文家,曾巩对于文道关系有着自己的独到阐说,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浅深徐急说,二是文章兼胜说,三是文须当理说。总体上,曾巩认为道德修养比文章修养更重要,但同时又文道兼顾,认为二者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曾巩对文道关系的阐说是对欧阳修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理论构成。     

张栻“儒佛之辨”刍议

在宋代理学家崇儒排佛的思想背景下,张栻(南轩)对佛教采取了极力排斥的态度。出于纠正当时社会上一些儒者受佛教"空虚"思想所"惑",或"偏离"儒家正学,或名为"辟佛"却流于"诐淫邪道之域",而"自陷于异端之中而不自知"的状况,张栻从立本虚实、心性与理欲以及修养工夫等方面,深入辨析儒佛之异,尽力去划清儒学与佛教"异端"在本体论、心性论和修养工夫论等方面的思想界限。从中既反映出张栻崇儒与反佛立场的坚定性,同时也暴露出其自身思想方法的某种偏向和思想弱点。     

曾布根究市易务违法案再议

曾布根究市易务违法案引发了北宋新党内部的第一次分裂。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冲突这一角度来剖析根究市易务违法案,宋神宗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曾布之所为,很大部分是在迎合宋神宗的意愿。而根究市易务违法案作为新党内部的第一次公开分裂,充分暴露了新党内部的固有的矛盾。     

一个士大夫的进退出处－－范成大晚年归居退闲生活与佛道思想

儒佛道三家思想的融合 ,对宋代士大夫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南宋著名的士大夫 ,范成大的出处风范在当时便受到了士林的推崇。本文以他晚年归居生活为研讨对象 ,意在探寻佛道思想对其人生思想和出处态度的影响 ,揭示其精神世界中“三教融合” ,且“以儒治世、以佛修心、以道养生”的格局和在现实中追慕放浪丘壑及歌酒欢娱的怡情生活     

论曾国藩的宋诗宗趣

在近代唐宋诗论争中,曾国藩秉承姚鼐的诗学观点,深受当时宗宋思潮的影响,崇尚宋诗。他论诗着眼于诗文相通的原则,形成了"艺通于道"的诗文观,强调积理养气对诗歌的重要作用,主张奇崛和不俗论,也注重才情,标举"机神"说,初步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于一。作诗取径杜、韩、苏、黄,尤其推崇黄庭坚,晚年诗径有所拓展。其宗尚对同光体有很大影响。其诗学观的褊狭也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