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婚恋诗中植物意象的生成

《诗经》婚恋诗涉及了约60种植物意象,以植物意象在诗歌中的作用为依据,可将《诗经》婚恋诗中的植物意象分为女性的象征、爱情的信物、婚恋的场所等三类。《诗经》中植物意象的使用并非是随意和偶然的,而是上古时期人们内在精神世界与外在自然世界在特定的文化基因和社会现实环境之上的融合,其基础和前提是植物物象的自然属性审美特质和社会属性审美潜质。     

屈原与《诗经》——从一个侧面看屈原艺术思维的来源及特色

本文通过《诗经》与屈原作品的对证比照,认为屈原熟谙《诗经》,《诗经)的比兴艺术是屈原艺术思维的一个来源;屈原的艺术思维具有区别于《诗经》的三个特征:物象选择的“凭虚构象”,表象运动的自由拼接及对习惯性联想的突破,这是屈辞别开生面、垂范后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谈《诗经》婚恋诗中的水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在《诗经》婚恋诗中，水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物象，更是一种原型性的审美象征意象。这一意象的产生与先民的水生殖崇拜观念、古代社会风俗习惯及礼仪制度等有关，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文化意韵。     

《诗经》"赋"法艺术特征新论

通过对《诗经》“赋”法传统认识的辨正,对《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予以重新认识——《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因所需,固然可以层层铺叙,然而,不借助比兴,而对事物的形貌、人物的神态、心理和感情,作直接而形象的描绘和抒写也应该是《诗经》“赋”法的重要艺术特征,但是,立足于诗体的抒情本质,随物婉转,曲尽其情,寻求并“叙”出与此时特定情感有关联的客观物象以物化此“一时之情”才是《诗经》“赋”法的根本艺术特征所在。     

《诗经》的比、兴与《焦氏易林》的象征

《焦氏易林》象征和《诗经》比、兴运用的物象,具体可感,委婉含蓄,象征与比、兴借助于物象而相通。林辞引《诗》是诗歌的爻辞化,林辞以诗的形式为载体,则是爻辞的诗歌化,二者的情感指向双向贯通,具有一致性。《焦氏易林》衍《易》而成,象征手法贯穿整个爻辞的编撰,爻辞趋向于诗化,却也有别于纯粹的诗。     

论《诗经》比兴物象的农耕特征

从农业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诗经》中广泛使用的比兴手法,首先结合周代典型的农业文化背景来分析比兴手法运用的心理动因和思维特点,然后从索物以比和触物以兴两方面来说明《诗经》中比兴所撷取的物象与农耕采猎生活的密切关系,揭示这一艺术形式的农耕特征,从一个侧面说明其嬗变的原因。     

《诗经》至《楚辞》山水审美意识之演进

通过对《诗经》、《楚辞》中所表现出来的山水审美意识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 ,可以发现 :《诗经》多以山水景物作比兴之背景材料 ,景真实而语简朴 ;《楚辞》比兴的背景材料更为丰富 ,景多虚而词尚丽。《诗经》多以“水”象征绵绵愁绪和渲染情绪与气氛 ,情景交融者较少 ;《楚辞》山水景物描写多呈感伤性色彩 ,且每每以自然山水历程之艰险象征人世道路之艰难 ,情景交融者甚多。《诗经》山水审美意识经历了一个由敬畏山水自然之神到以山水为比兴材料及愉悦对象的变化过程 ;《楚辞》从一开始便表现出对山水等自然神的亲和感和热爱感。较之《诗经》 ,《楚辞》的山水审美意识更强了 ,山水审美的自觉性更高了 ,诗歌艺术境界更宽了 ,为迎接山水诗时代的到来提供了较为丰富而宝贵的创作经验     

参物取象以制人纪：《诗经·桃夭》析义

《诗经·国风·周南》的《桃夭》诗中"桃"之物象,不仅通过《诗经》以及《大学》等经书对其齐家之意的取喻,成为"经"之意义上的经典;亦因其鲜活切著,在文学传统的所谓"桃花诗"中不断流衍,成为"诗"之意义上的经典。细究之下,后世"诗"传统中的观象取义与"经"意义上的观象取义却有耐人寻味的偏离。对此二者进行对比和分析,可以细绎《桃夭》诗参物取象以制人纪的经学意蕴。以此为例,可以深入思考《诗经》在"诗"、"经"会通本源意义上的经典地位。     

倬彼云汉，为章于天——《诗经》自然审美研究天文篇

对“天文”对象和现象的感知和关注是中华早期自然审美的重要内容 ,《诗经》则是有关中华早期自然审美的重要文本。《诗经》“天文”审美包括天空宏观整体、天空中日月星辰微观天体对象和阴晴风雨等自然气候现象三个层面。《诗经》文本显示 :春秋时代 ,中国人对“天文”自然对象、现象的关注和欣赏已很广泛、细腻和普遍 ,已经开始将自然对象、现象与人类社会生活相联系 ,自然审美已由生理快感入于心理快感 ,这一转化的关键环节是以“天命”观为代表的自然崇拜宗教活动。     

论宋词中的鸡意象

鸡作为文学意象最早出现于《诗经》时代,发展至宋代,诗词作品中的鸡意象已经具有了超越其物象本身的情感意蕴和象征意味.根据宋词中鸡意象存在形式的不同,大略可将其分为以下两大类：一类是以实物出现的自然鸡意象;另一类则是典故性鸡意象.通过分析宋词中鸡意象的情感意蕴和文化内涵,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宋人的内心情感及文化精神.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诗经》自然审美之鸟篇

鸟类是<诗经>自然审美的重要内容.<诗经>显示:先秦时代人们已能从声音、色彩、形态方面对鸟类作形式美观照,对鸟类的生活习性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对鸟起人生之情,以鸟为抒情之具,说明时人自然审美已从生理快感飞跃到心理快感,从中可见先秦审美意识的发展水平.     

朱熹《诗经》诠释之“兴起”说浅论

兴起是朱熹诗经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但长期以来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兴起本质上是理解主体与理解客体不断交融的意义生成过程,它作为一种有效的诠释机制和策略,使朱熹的以义理说《诗》合法性成为可能,为其通过《诗经》而更好地阐发理学思想做了基础性的铺垫,在《诗经》汉学向《诗经》宋学转变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与桥梁作用,其地位不容忽视。     

论屈原在自然景物描写上对《诗经》的继承和创新

屈原在自然景物描写上对《诗经》的继承和创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一、景不但是自然之景,而且,较《诗经》更寓有深刻的人文内涵和艺术形象;二、借景言情,情较《诗经》更富于感伤以至怨愤色彩;三、行文规模宏肆,更着力铺叙流动之景,体现楚人的流观意识;四、借神话、仙话等虚构非人间景象。     

原始宗教——诗经兴象建构的观念平台

<诗经>兴象中的各种动植物具象,在其自然特性和视知觉特性背后,隐藏着丰富、复杂而神秘的原始宗教的观念内容,这些观念内容是诗经兴象和诗经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之间的重要纽带.透析这些内容既是整体解读诗经的关键,更是认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思维起源的重要路径.     

《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

《左传》277条言《诗》可以分为“赋诗”、“诵诗”、“歌诗”、“言语引诗”、“作诗”、“泛称诗”六类,其中“赋诗”、“诵诗”、“言语引诗”皆属引《诗》;“歌诗”的一部分属于引《诗》,一部分不属引《诗》;“作诗”和“泛称诗”皆非引《诗》。界定《左传》引《诗》的范围,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其学术上的价值。     

《诗经·木瓜》及其同类诗的礼文化视角

<诗经>是周礼社会的产物,以礼说诗有时更能把握诗的内容和主旨.历代学者对<诗经·木瓜>一类诗的解释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结合周代礼俗对<木瓜>一类诗重新阐释,也许会有一个令人较满意的结果.周代贽见礼是解释<木瓜>一类诗的根据.     

台港的《诗经》研究——《20世纪诗经学》之十

台湾的《诗经》研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诗经学研究的延续。研究的内容有: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诗经学基本问题和语言训诂研究、诗经学史、《诗经》注释和作品分析;本文也简介了香港的诗经研究。     

简论《诗经》反映的周代自然科学知识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内容丰富多彩 ,其中所反映的周代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 ,主要表现为 :有关土地整治、农田水利建设及农业耕作技术等方面的农学知识 ;有关天象星宿、天文历法及地文现象等方面的天文学知识 ;有关地震及不同的山川河流、地形地貌等方面的地学知识 ;有关物候现象及时令物候与人们生产生活的密切关系等方面的物候学知识 ;有关庙宇、家室建筑和多种建筑物及其形貌等方面的建筑学知识。从中可以看出《诗经》在我国历史及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以及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奋、聪慧和才智。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全三国文》中《诗经》征引看诗经学的文学转向

通过考察《全三国文》中各类文章征引《诗经》的情况,指出诗经学文学转向的四方面表现：一,较之汉代诗经学注重教化大义的解释,三国文章中的《诗经》征引成为增强文章感染力的文学手法与技巧;二,《诗经》中被称颂的历史人物在三国文中成为审美符号,部分被寄托大义的词语成为充满感情色彩的成语、惯用语;三,三国文作者引用经学家的解释时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和体悟;四,三国文作者摆脱以《诗经》为“经”的传统,将自己对诗的理解运用到文章中,并将部分诗句作为典故来使用。由此可见三国诗经学出现了文学转向的新趋势,融入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