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徽州典当业在城市的分布和发展——以扬、宁、苏、沪四地为中心

在明清300余年中，徽商可以说是称雄于商界的一支劲旅。徽人何以在“四民社会”中甘当“逐末”之流?这首先与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     

清末新疆的最后一批流人

古称西域的新疆 ,自清乾隆朝统一之后 ,就成为重要的流放地 ,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本文主要依据宣统初年新疆巡抚联魁的遵旨查办官犯奏稿 ,论述清末新疆的最后一批流人情况。     

清中叶徽州王凤生的官宦生涯

徽州有句俗语“养儿不读书，不如养肥猪”，读书做官是朱子故里的徽州人追求的人生目标之一。当然，在地狭人稠的徽州，是经商还是做官，最终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既有徽州地域社会价值取向、社会心理的引导，又有各个家族下小家庭具体的经济状况、文化氛围等的制约。徽州历史上不乏达官显贵，本文所介绍的王凤生是个相对普通的官员：三十年从宦生     

历史上的月潭民

休宁月潭朱氏是古徽州的名门望族。它聚族而居八百年,繁衍发展为月潭村主姓。前后徙迁到月潭定居与寄居的,还有程、陈、黄、李、吴、范、俞、余、方、洪、邹、汪、许、项、王、巴、张、詹、姚、章、周、胡、刘等23个姓氏。他们或沾亲带故,或卖给朱姓为仆而至。更多的是为务农、做工、从教、经商而寓居,因而形成一个以朱姓为主,又有诸多客姓聚居的大村落。     

徽州方言探秘之八：“外孙”曰“甥”古已有之

自古以来，徽州文风昌盛，上有著书立说的学者，其中不乏学术界泰斗武的人物；中有丹青妙手，词家诗人，其间也出过天下仰慕的名家；下有订契约、立文书、写状纸的行家里手，如今全国各藏书单位收藏的二十余万件“徼州文书”便出白于他们的手笔，但这些文献资料的文字都靠近文言，很少透露微州方言的信息。     

千年徽州杰出历史人物评选揭晓

由中共黄山市委宣传部、黄山风景区管委会、黄山日报社、《徽州社会科》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千年徽州杰出历史人物评选”活动,历时半年,于日前揭晓,陶行知、朱熹、胡适、戴震、詹天佑、黄宾虹等榜上有名(名单附后)。     

徽州人物：何震

何震（1535-1604年），字主臣．一字长卿，号雪渔。休宁县前街人。 何震是一个专业篆刻者，何震现存最早的作品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刻的“云深不知处”寿山石印，该印现藏安徽省博物馆。何震以刻印为生，刀法娴熟，但对字法认识不足。于是专门到苏州去拜访文彭，向文彭求教有关六书方面的问题。     

胡宗宪

胡宗宪（1512～1565年），字汝贞，号梅林，绩溪县龙川村人。     

论徽州文化历史价值及现代意义

本文认为对待封建社会遗存下来的徽州文化，必须以冷静清醒的理性思维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去探讨分析、阐述评价它的本质特征、历史价值以及现代意义，既不能以过于浪漫的态度和言不符实的话语将其理想化，也不能割断历史，抛弃传统，凭空建造现代精神大厦。     

再谈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

本文对当前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问题的结合实例作新的探讨,认为:第一,评价历史人物要坚持历史主义原则;第二,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第三,坚持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标准;第四,对历史人物的气节要作具体分析,防止把封建糟粕当成气节加以称颂。     

面向国民的历史宜回归人本叙事

目前我们采用的历史叙事方式重事轻人,这其实是历史观念的盲区之一。用历史人物来书写历史并进行历史观念的传递既是历史的合理内涵,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和经常采用的方式,进行历史人物普及工作,可以澄清历史真实性问题,也符合中国国民之阅读兴趣。这应引起各界注意。     

影响维吾尔族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的重要历史人物

本文就维吾尔族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宗教对该民族伦理思想的影响作了简要的介绍,然后就对该民族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之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作了概述.     

沉缅于历史陈迹中的画家——歙州花鸟画家鲍黎健

古徽州府所在地歙县的渔粱镇是我近年来所见到的最整齐的一条古街道了。二华里长的小街就像是一条游鱼。沿着宽泓的新安江一直向前恣意而去。街宽不过三米，两旁的店铺历经三百年的风雨。依然保存着明清时的古旧格局、顽强地存留在一些墙壁或门楣上的店号和商埠招牌也依然清晰。冬日里难得的阳光缓缓地烘照着门前和后院，老人们捧着火罐，或打着瞌睡，或依偎在一处说着让我们这些外乡人无法听明白的渔粱闲话。     

明清西方传教士来华对我国文化的影响

明清时期是西方传教士来华最盛行的时期,特别是晚清.他们在医学、教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给数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从另一方面讲,传教士来华,给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本文试图从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历程出发,略论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影响.     

近60年历史作用标准与道德标准关系问题述评——以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史学为重心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作用标准与道德标准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历史作用标准被首肯,而道德标准被忽略;在肯定历史作用是首要或根本标准的前提下,有限地主张道德标准;以历史进步标准消除道德标准的独立性;把道德标准附庸于生产力发展标准;以历史作用标准为历史人物翻案。这些观念及其在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实践,造成了对历史人物评价的诸多困境。至于对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问题,文章认为：首先,不一定非得给历史人物做出一个整体性的评价,特别是对历史人物在事功和道德方面各有千秋,难以作出总体评价时;其次,不能因为历史人物在事功方面的贡献而否定、忽略、开脱其道德的不足与问题,反之亦然;最后,评价历史人物,并非以＂成王败寇＂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