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反恐刑事政策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是现代刑法的两大功能,分别源于刑法的秩序维护机能和自由保障机能。科学地协调刑法的这两种机能和功能,是现代刑事法治的核心问题,影响着一个国家刑事法治的发展水平。当代各国反恐法治实践中普遍面临着过度克减人权保障的挑战。中国反恐法治中确立了"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反恐刑事法治中要有力地惩治犯罪自不待言,同时要从三个方面推动保障人权之政策精神的贯彻:一是要在反恐刑事法治中确立和弘扬人权保障的理念;二是应在反恐刑事立法中贯彻人权保障的精神;三是应当着重在反恐刑事司法中(包括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实施方面)贯彻人权保障的精神。     

关于审查起诉作为独立诉讼阶段的思考

我国原刑事诉讼法是将审查起诉作为提起公诉的具体程序内容加以规定的,这体现了检察机关的职能重心在于打击犯罪,但不能全面正确反映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以后的检察机关的职能范围,还会导致检察院和法院的权力混淆,不符合诉审分立的原则。新的刑事诉讼法体现的全面保障人权的新价值观,为审查起诉的目的和功能提供了理论和精神指向,表明了审查起诉作为独立诉讼阶段现实的可能性。新刑事诉讼法切断了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实质上的交叉关系,这不仅能有效保障检察院和法院各司其职、公正裁判,而且也使审查起诉阶段的独立性更显突出。新刑事诉讼法还加大了监督力度,使人民检察院的职能重心从侧重打击犯罪转变为全面保障人权。因此,在诉讼理论上审查起诉应当是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在立法上应当将审查起诉列专章规定     

有组织犯罪与秘密侦查法制化

有组织犯罪以组织性、隐蔽性、智能化程度高为突出特征,所涉及的犯罪领域多、取证难成为惩治有组织犯罪的瓶颈问题。侦查机关广泛运用秘密侦查,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及其合理性、正当性,但同时也侵犯了公民权利,涉及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冲突,应及时在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明文规定秘密侦查合法化,在程序运行上对秘密侦查予以严格的法律规制,以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双重目的。     

谈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人权保护

现行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护方面进行了改革。它进一步落实了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将惩治犯罪与保护人权妥善地结合起来。具体体现在确定了无罪推定的原则，改革了强制措施，律师的提前介入，改革了庭审方式，保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     

刑事非法证据取舍与法律价值的选择

刑事非法证据的取舍,关系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关系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利益冲突的权衡。在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必须兼顾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掌握好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之间的度,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科技证据的法定化——刑诉法修正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我国司法改革大力强调保障人权的背景下,由刑事诉讼法典对科技证据的适用做出明确的规定对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科技证据的产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为防止对公民权利过大的损害,立法应对科技证据的适用条件和适用程序做出严格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建设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它在推进我国刑事诉讼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和在打击犯罪、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人权方面有着巨大的意义。同时，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若干具体规定也暴露出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不足之处。谨就附带民事诉讼、期间、告知义务和辩护等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从完善有关规定方面提出了解决方法     

论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价值取向

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首先必须在宏观上确立价值取向,即在不同价值产生冲突时应如何选择。具体而言,就是正义与理性、自由与秩序、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正与效率、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等价值冲突的选择问题。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坚持的价值取向应是一种总体上的价值平衡,即在合理化解冲突的基础上,朝着寻求价值目标和谐统一的方向平衡发展。     

律师会见不被监听权对自侦工作的挑战与应对

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将给检察机关自侦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也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新变化.通过介绍新《刑诉法》中律师不被监听权的确立,剖析该项权利的确立对自侦部门侦查实践工作的影响与挑战,重新审视目前自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就自侦工作如何应对该挑战提出相应的措施与对策.     

辩护律师阅卷权的设置机理、缺陷与完善

辩护律师阅卷权是刑事庭审制度改革的需要,也是控辩平衡原则、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以及庭审公正效率原则得以实现的保障。新律师法扩大了律师阅卷的时间、范围,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制度保障,辩护律师阅卷权很可能只是一个摆设。为此,应该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对辩护律师阅卷权予以相应的完善,以真正实现法律公正。     

浅谈律师提前介入

现代刑事诉讼程序除了其惩罚犯罪的功能外,更应强调的是保障人权以及维护诉讼程序的公正、合法、民主和文明。辩护,作为对国家追诉犯罪力量的一种制衡,是对被告人权利最有力的保障,是维系刑事诉讼合理构架的需要,是控辨平衡的支柱。新刑事诉讼法对此做出了较大改革,但在实践中辩护权利受到限制,控辩并未达到平等。从辩护制度的发展、对其宗旨、目的的探讨以及实践中的律师提前介入问题论述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以增强辩方与控方抗衡的力量,从而达到控辩平等,力求实现司法公正的结果价值。     

关于辩护律师证据责任追究问题的若干思考

设定辩护律师证据责任制度是有必要的.尽管我国刑法单独对辩护律师设定妨害证据罪的罪名以及刑事诉讼法关于这方面的规定还存在缺陷,但设定辩护律师的证据责任追究制度并不是多余的或者错误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科学和合理的追究程序.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

对非法证据概念进行梳理,阐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反映了刑事诉讼中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博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论是理论上的争议,还是实务中的操作,在社会上都引起极大的关注,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促进司法公正、体现法治尊严方面,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     

论公诉人的证据意识

公诉人的证据意识对于证实犯罪 ,打击犯罪 ,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 ,树立公诉人的证据意识是非常必要的。在司法实践中 ,为了更有力地惩治犯罪 ,公诉人不仅要借鉴西方的现代检控证据意识 ,更应该加强自身修养 ,树立完备的证据意识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基础

近年来,构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成为我国法学界的热点难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价值基础包括: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正当;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司法公正与刑事效益,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只有深入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价值基础,才能构建符合理性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诉讼目的的新表达

刑事诉讼目的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迄今为止,以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的刑事诉讼目的论、正当程序和保障人权统一的目的论、发现真实与保障人权的目的论、实施刑事实体法的目的论以及纠纷解决的目的论都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刑事诉讼目的应当是以观念形态表达出来的国家和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对于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期望,是在正当法律程序保障下,发现事实真相,实施刑事实体法,解决刑事纠纷,实现实体公正。     

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双重视野下的侦查程序的改革与完善——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为视角

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是现代刑事司法活动的基本价值取向。现行《刑事诉讼法》及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平衡方面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程序设计上权力运行的失衡;错误拘留国家赔偿制度的掣肘;部分特殊立法缺失;立案、拘留、逮捕、讯问、搜查和扣押措施执行不规范。其主要原因是：立法层面——立法理念有失偏颇;体制层面——侦查权力配置上的错位;机制方面——警力配置及警察权利保护不足。应从修改完善《刑事诉讼法》、增加特别立法以及制定完善公安机关部门规章、规定三个方面入手。     

论技术侦查证据的使用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技侦证据材料法庭审核的三种规范模式,在未来的实践运作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潜在性问题:法庭审核的三种规范模式蜕变为单一的庭外调查;而辩护律师又难以介入庭外调查程序;加之技侦种类的不明确,庭外调查最终可能异化为秘密审判.唯有明确技侦材料在刑事诉讼中线索指向和证据使用的双重功能定位,恪守最后使用原则,理清技侦手段所获实物类证据材料和作为人证的言词类证据材料的分类审核程序,才能将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使用效果发挥极致.     

论我国秘密侦查措施立法的完善

秘密侦查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尤其是在刑事犯罪活动日趋智能化、复杂化的今天。西方国家刑事立法中均对秘密侦查措施的应用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以确保秘密侦查措施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达到必要的平衡。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立法中没有涉及到秘密侦查措施的应用程序问题,这也给秘密侦查措施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带来了混乱。因此,将秘密侦查措施纳入刑事诉讼法的统一调整范畴,明确其运用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发展的必然要求。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影响

传统的刑事犯罪侦查工作中存在讯问方式简单粗暴、非法取证、超期羁押嫌疑人、对嫌疑人的权利告知流于形式、限制律师会见等问题,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使得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受到冲击。检察机关应当在更新侦查手段、注重证据转化等方面加以改进,注重保障人权,不断加强对职务犯罪的查办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