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信贷约束与家庭消费

本文从地位寻求角度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FPS微观跟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①社会地位高的家庭的炫耀性消费对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有显著的示范效应,且家庭的社会地位等级越高,攀比动机越强烈.②收入不平等显著降低了中、低地位等级的家庭的消费.③地位寻求拉动的主要是地位性消费,而收入差距扩大则主要抑制了非地位性消费.④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的抑制作用与信贷约束有关.     

流转税和所得税的福利效应研究

 本文根据我国城市（镇）不同收入阶层1999年至2008年的支出结构数据及现金收入和支出统计状况,测算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②和所得税额;利用跨期消费决策的两期模型,构造居民消费效用函数,即消费者的福利函数,测算出我国流转税和所得税的福利损失（成本）。结果显示：我国居民消费符合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时间偏好不同,收入水平越低越倾向于当前消费;流转税具有明显的累退效应,而所得税的累进效应,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效应不明显,使得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不够。     

收入风险、金融教育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

运用中国城市居民消费金融调查数据,基于因果推断的分析框架,采用倾向分值匹配法研究了收入风险、金融教育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越稳定,家庭开展金融教育的概率越高;金融教育显著提高了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按收入风险将样本分组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且金融教育对不同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在对家庭收入稳定性分类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增加金融教育的供给,提升家庭整体的金融教育水平,有利于提高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度,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进而改善家庭金融福利。     

从鹤岗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比看消费差异

＂十一五＂期间,鹤岗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在10%以上,收官之年人均收入和消费比＂十五＂末年增长均达60%以上,不同阶层间的收入都有所提高，但差距较大，消费上存在差异。本文根据鹤岗城镇住户抽样调查九分组资料，将居民家庭按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低到高排序，10％收入低调查户定义为低收人家庭，10％高收入调查户定义为高收入家庭，来分析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产生的影响。     

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实施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数据,探讨回归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研究中国流动人口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这种影响在不同就业身份的流动人口之间存在异质性,个人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雇员群体中表现为显著的U型,在雇主群体中表现为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在自营劳动者群体中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家庭总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雇员和自营劳动者中都表现为显著的U型关系,在雇主群体中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基于习惯形成的预防性储蓄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习惯形成的原因以及对消费的影响,结论是：1.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城镇居民已经惯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因此他们追求的目标是保持消费长期稳定增长,而不是消费在各个时期的均匀分配,从而各期消费的效用是相互关联的。2.习惯形成参数越大,边际消费倾向就越低。即习惯形成下的消费行为类似于谨慎导致的消费行为。3.另一方面,较高的储蓄率也增强了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因此,消费的惯性越强,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就越小。随后本文把习惯形成和缓冲储备储蓄理论结合在一起,利用1997-2007年中国26个省（直辖市）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习惯形成和收入不确定性都是导致中国城镇居民高储蓄现象的重要原因。     

浙江省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浙江省城镇居民1993年1月至2003年12月的收支数据资料从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居民消费与收入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消费与收入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消费对同期收入的敏感度及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对消费敏感度的影响程度。     

收入、社会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

收入和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仍然争论不休。作者引入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变量对这一问题在中国大陆的状况进行检验。用2006年的“全国城乡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在Ologit回归中采取解释变量梯次引入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收入变化、收入公平、社会阶层认同状况对主观幸福感都有显著地正向影响影响,且这种影响有显著地城乡差异,收入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文章结论认为,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中国大陆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受其他因素影响的状况和程度显著不同。增加居民收入并提高收入的公平性,改善公共卫生医疗和城乡居民社会管理参与状况,对增强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分析

进入 2 0世纪 90年代后 ,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显著加大。这在目前收入仍然是制约城镇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前提下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加大不仅导致居民消费选择行为的不同 ,而且加剧了各等级城镇居民消费的不均衡。本文将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结合起来建立panle -data模型 ,经验分析收入差距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分配因素和时间预期因素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影响显著 ;收入等级水平越高 ,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越快 ,且消费等级越高变化就越平缓 ;收入差距的拉开 ,使居民消费的共振现象趋于淡化…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研究——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模型的分析

以中国大陆28个省、直辖市2005-2010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内容和收入来源项目面板数据为对象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该动态面板模型的GMM(广义矩方法)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居民在衣着消费支出和杂项商品及服务项目上存在显著的消费习惯,在食品、医疗保健、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和居住方面不存在显著的消费习惯;GMM估计结果同时反映了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城镇居民各部分消费支出的影响情况,该结果表明不同收入来源对居民各部分消费行为影响不同。     

利率市场化、非利息收入与银行净息差——兼论分类非利息收入的差异化影响路径

在对做市商模型进行改进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005-2015年我国101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研究了利率市场化和非利息收入对银行净息差的共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来看,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地方性银行受到的冲击最大,股份制银行次之,国有银行受到的冲击最小;②总体非利息收入和分类非利息收入都对银行净息差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且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这种负向影响的效果进一步增强;③分类非利息收入对银行净息差产生影响的路径并不一致,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的主效应是"交叉补贴效应",而交易性收入的主效应则是"资源替代效应";④对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对其净息差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但交易性收入对净息差的影响并不显著;⑤对于地方性银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和交易性收入都对其净息差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产生差异的原因,并进一步向各类商业银行及监管者提出合理化建议。     

增值税“扩围”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分配效应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的分解方法,并运用2007-2011年我国城镇分组家庭的消费支出数据,分析了增值税“扩围”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实证结论表明,增值税“扩围”后不同收入等级的增值税税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降低,增值税对食品、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等领域具有不均等效应,而对衣着、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与娱乐服务等领域具有均等效应。我国增值税总体上呈现不均等效应,但不均等效应逐步减弱,其中平均税率和消费支出差异的分配效应是决定因素。     

最低工资政策的城镇家庭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家庭在福利分析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家庭收入如何受最低工资政策影响却很少得到关注。本文采用2005-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利用多时期双重差分和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考察了最低工资政策对我国城镇家庭收入及其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显著提升了处于贫困标准1~2倍家庭的收入水平，对贫困标准以下或高于贫困标准2倍以上的家庭收入没有影响；②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可有效减缓城镇家庭收入不平等，尤其对家庭收入分布较低分位部分的不平等程度有明显改善；③最低工资政策对家庭收入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工资溢出效应和就业挤出效应的比较，且其对不同收入等级家庭中成员的收入和就业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政策时，应针对低收入女性劳动力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以保证各类低收入家庭均能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中受益。     

谁影响了消费？——消费与GDP的ECM模型分析

文章回顾了西方几种主要消费函数理论,进而选取长达51年的数据对中国的宏观消费进行实证分析,先后进行单整性检验、EG两步法做协整回归,建立ECM模型,得出GDP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认为当期收入和上期消费对本期消费影响比较大,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对消费没有产生主要影响,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SAR模型在省域和县域农民收入中的应用研究

 本文利用各省财政农业人均支出、农村人均用电量作为解释变量，建立了农民人均收入空间自回归(SAR)模型。模型数据分析表明：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现象，它反映了省际农民收入存在聚集效应；农民人均收入对财政农业人均支出、农村人均用电量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增收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农村用电量是衡量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有效指标。考虑到省际间差异可能太大，文章还对福建省67个县市进行了同样的问题研究，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县域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与收入关系分析

 本文利用福建省县域居民消费样本调查数据,基于空间相关性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对我国县域居民消费结构与收入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可支配(纯)收入对居民的各类消费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对八类消费的作用强度不同;旨在提高居民收入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能够促进消费需求,针对不同边际消费倾向的政策可以更有效地引导居民消费。本文的分析不同于以往对居民消费结构的研究在于：一是直接使用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的微观数据进行ELES模型的参数估计,改变了仅使用七类收入群体数据的局限;二是在ELES模型中引入空间因素,考虑了因地理相邻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更为客观合理。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医疗保健消费

本文借助中国2001—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考察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少儿和老年抚养系数)变化对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少儿抚养系数对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影响不显著;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有正影响,即老年抚养系数的上升会带动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增加。此外,本文还发现,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滞后一期系数都为正,系统GMM两步估计系数为0.51,表明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存在较强的惯性;人均收入增长对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有正向的显著影响。     

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城镇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消费的提高,阻碍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进而影响消费总需求。本文利用Panel data模型,对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结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2000-2006年),具体分析不同收入等级在各种消费品上的差别,从而有利于调整和实施不同收入等级的不同消费政策。     

住房需求与城镇居民消费

住房不仅兼有消费和投资功能,而且还是家庭社会地位的象征。对社会地位的关注会促使人们把更多的资源从非地位性商品转向地位性商品,从而扭曲资源配置。本文首次基于地位寻求理论,利用CHFS数据对中国城市家庭的住房需求行为和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家庭的住房具有明显的地位特征,家庭居住面积不断扩大与地位攀比有关。2.无论是中低收入家庭还是高收入家庭,住房面积扩大对消费的挤出效应都是显著的。而房价上涨仅抑制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对高收入家庭没有显著影响。     

主观幸福感的结构方程模型

摘　　要:此文对主观幸福感进行了较系统的讨论。数据来源基于北京市统计局的一项调查。其思路是将诸多变量通过因子分析法归纳为四个主因素,即工作、生活、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通过这四个主因素的关系对影响幸福感的各种关系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其后的结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即现阶段GDP还是影响幸福感的最为重要的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