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决断力·政治制衡性·政治现代化——从新工党大选失利分析英国的选举政治

本文旨在分析和透视“布朗危机”形成的原因,从而为政治学界更好地预测和理解英国大选政治的走向打下理论基础.第一部分从“西敏斯特”主义的角度分析布朗的领导力,布朗领导力上的软弱成为工党政府2010年大选出局的导火索；第二部分从保守党的角度论述布朗危机形成的另一原因,保守党所做的一系列调整和改变成为2010年大选工党出局的另一重要原因；第三部分则从“现代化”的角度分析布朗与媒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没有媒体的青睐给工党政府在2010大选的选举动员中造成很大麻烦.     

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效果为何有限?

韩国开展中等强国外交是基于自身独特的地缘位置、综合实力的考虑。为了推进统一外交、增强地区影响和提升国际地位,韩国积极通过国际倡议外交、国际贡献外交、国际会议外交、文化外交等多种方式推进其中等强国外交。近年来,韩国历届政府都不遗余力地推动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比较典型的案例有卢武铉时期的"东北亚均衡者"构想、李明博时期的"新亚洲倡议"和朴槿惠时期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不过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效果并不理想,美韩联盟限制了韩国开展独立外交的能力,而大国环抱的地缘特点也使得韩国外交面临着大国权力政治的巨大束缚,总统任期有限更是导致其中等强国外交缺乏延续性。对于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而言,必须立足于东亚的现实情况,发挥韩国中等国家的经济优势,做好搭台者、协调者,同时要减少政府更迭对中等强国外交的影响,增强战略延续性。     

中等强国集团化的理论研究——发展趋势与中国应对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国际格局多极化态势日趋明显,一批实力显著、"志同道合"的中等强国超越国际多边机制,就共同的利益关切加强协调、拓展合作、推动联合,在合作领域、层次、形式上组成制度化的中等强国集团。它们在改善全球治理、激发经济活力、推动体系革新方面着力重组国际规则、重构力量格局,进一步拓宽了中等强国的外交范围,有力地提升了话语权和影响力。本文认为,对中国而言,中等强国集团化既是机遇,但也形成某种压力。中国应该加强与其的沟通和联系,在合作框架中寻找共同利益,实现利益最大化、挑战最小化。     

从文化视角透析日本外交政策的战略选择

日本的近代史就是三对外交政策理念对抗的历史。小日本主义与大日本主义、民生国家与普通国家、国际主义与亚洲主义,三种理念此消彼长,构成日本对外政策发展的基本轨迹。制度化的法律规范文化因素制约了"大日本主义"与"普通国家"目标的实现,而作为构成性社会规范的集体认同正在形成有利于这一目标实现的社会环境。但在"亚洲主义"方面,构成性社会规范的集体认同,明显制约着"东亚共同体"外交目标的战略转移。可以说,文化规范既约束着日本对外政策的行为,也塑造着日本的外交政策的认同,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未来的外交政策的政治选择。     

从文化视角透析日本外交政策的战略选择北大核心CSSCI

日本的近代史就是三对外交政策理念对抗的历史。小日本主义与大日本主义、民生国家与普通国家、国际主义与亚洲主义,三种理念此消彼长,构成日本对外政策发展的基本轨迹。制度化的法律规范文化因素制约了"大日本主义"与"普通国家"目标的实现,而作为构成性社会规范的集体认同正在形成有利于这一目标实现的社会环境。但在"亚洲主义"方面,构成性社会规范的集体认同,明显制约着"东亚共同体"外交目标的战略转移。可以说,文化规范既约束着日本对外政策的行为,也塑造着日本的外交政策的认同,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未来的外交政策的政治选择。     

中等国家与全球多边治理

尽管中等国家的概念内涵存在争议,但是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利益、共有观念和认同等使其成为塑造全球多边治理的重要力量。中等国家可根据不同情势,灵活选择个体主义、社会交往及制度主义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旨在实现全球多边治理的系列目标和努力提升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现实层面来看,多边主义是中等国家在准确定位自身能力之后而形成的"利他"与"利己"彼此交错的优先选择,但这种选择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英国外交的几个问题

英国历史上被视为是一个奉行“均势外交”的典型国家。 19世纪末、2 0世纪初 ,英国步入了相对衰落的历史发展时期 ,逐步放弃了建立在绝对优势基础之上的“光荣孤立”政策。“三环外交”是二战后丘吉尔为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提出的一项外交总方针 ,是一个国力日趋衰微的大国在外交战略上所作的一种无奈选择。 2 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外交战略实现了重点面向欧洲的转变 ,但仍存在“大西洋主义”与“欧洲主义”之争。文章着重论述了布莱尔外交的成就和特色 ,认为布莱尔的“枢纽外交”说实际上是工党政府试图为英国外交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寻求出路的一种尝试     

从全球治理视角透析中等强国合作体的意义与前景

中等强国合作体是由五个仅次大国的中型力量强国,本着"志趣相投、凝合聚力"的宗旨自发形成的,意图通过集体发声、共同行动来弥补自身相比于大国单个能力的不足,进而成为影响全球治理改革进程和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中等强国合作体成立之初并不被看好,但随着在全球治理领域中的表现日益出色,该国家集合体对全球治理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向的战略意义不断凸显。特别是在全球治理核心平台的二十国集团机制中,中等强国合作体一定意义上与七国集团和金砖组织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尽管同七国集团、金砖国家相比,中等强国合作体是三者中最弱的一方,其功能和作用仍旧不够出彩亮眼,但它在全球治理中戏码增加、角色吃重的趋势已经形成。     

中国对多边外交的参与及对策思考

多边外交是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的外交行为和活动.中国已经在各个领域全面地参与了全球层面、地区层面的多边外交.中国需要加强对多边外交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形成自己的多边外交战略.在参与全球多边外交时,尚需"韬光养晦",但要争取在东亚地区多边机制上尽早"有所作为";在对特定多边机制的参与上应当奉行有条件的多边主义,同时要处理好多边外交中的各种关系.     

超越西方语境下的“中等强国”：模糊性、特征化与再定位

“中等强国”历来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作为一种概念却具有明显的争议性和模糊性。为了使“中等强国”在概念上更加清晰和可操作,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制度主义、功能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四种范式对“中等强国特征”进行探讨,增加了中等强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但随着“中等强国特征”研究愈发意识形态化以及新兴国家的不断涌现,这种由行为特征倒推概念定义的研究路径与国际关系现实之间的脱节日趋严重,给相关研究和实践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作者提出应回归中等强国的基本意涵,将西方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化定位拓展为利基下的等级—关系定位：首先选择关键指标,确定中等强国的相对实力;然后选择参照系,确定关系主体与中等强国的相互关系;最后选择利基领域,确定中等强国的权力基础。新的定位路径有利于祛除中等强国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也为中国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制定自“一条线”战略以后新的包含“中间地带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有益借鉴。     

论中等强国在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里的角色和功能

发展中国家是推动国际政治新秩序构建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因利益交织、命运共存联结而成一体的特点,决定中国向来高度重视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但是全球现有160多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国政治制度和现实情况的相异性,导致彼此利益诉求产生差别化的情况,而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实际效率。中等强国都是发展中国家群体里具有较高地位的地理人口大国,并且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性和影响力,以中等强国为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布局抓手和区域支点,能够有助于提升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的专注度和实效性。本文将就中国外交如何以中等强国为布局支点,推进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发展的战略、对策、机制、措施以及未来方向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有效政策和策略手段。     

冷战后日本的国际认同与多边主义

寻求新的国际认同是冷战后日本外交面临的重大课题。日本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调整它既作为西方一员又作为亚洲一员的双重身份；二是如何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运用自己的力量。日本外交的这一走向与冷战后亚太地区正在发展的以多边主义为重要特征的制度化建设密切相关。重视多边主义的解决办法正在成为日本外交的重要内容。     

中国周边安全新形势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全局中处于首要位置。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形势变化对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影响。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美战略竞争迅速加剧,不少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也出现显著调整,导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出现一系列变化。一方面,美国"印太战略"主导下的联盟体系正朝着协调牵制中国的趋势发展,周边中等强国之间也逐步构建了以联合制华为目标的防务后勤支持体系;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架构正在被削弱,寻求同中国经济相"脱钩"和深度"挂钩"的趋势并行发展。未来,中国需要面对更加复杂而严峻的周边环境。在此背景下,精准判断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影响,准确把握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在此基础上调整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才能妥善应对不同的战略问题及挑战。     

宗教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由美国核心文化WASP和"公民宗教"所塑造的美国国家特质中的宗教性,尤其是强烈的宗教认同感和宗教信仰在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得宗教的影响力相比别国而言更容易渗透到美国外交政策中。宗教价值观念是"美国例外论"和"天命观"的主要根源,在外交政策上表现为"威尔逊主义"外交理念,进而对美国外交决策者的外交思维和外交行为造成影响,并形成对外输出民主价值观念的政策偏好。国内宗教团体利用广泛的社会资本,通过民主的渠道,将自身的政策主张上升到外交决策中并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的议事日程。传教士利用自身对对象国的了解,为外交决策者提供情报,并有可能受邀参与决策过程从而影响外交决策。     

中澳关系为何由“冷”转“热”——从澳大利亚方面的考察

2009年中澳关系经历了由"冷"到"热"的转变。这种转变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仅从澳大利亚方面来看,维护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符合它融入亚洲的题中之义及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有利于澳大利亚开拓在华商品市场,从而促进其国内经济发展。而陆克文本人也急于证明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他领导的工党并不像反对党所指责的那样束手无策。     

试析日本的“印太战略”

在美国"印太概念"框架下,日本的"印太战略"以日美同盟为主导,积极构建"印太"海上安全新秩序,配合美国及其主导的"印太秩序"。一方面,拉拢印度东进对中国崛起形成长期战略牵制;另一方面,通过强化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印太"支点国家的政治、军事关系,以"小多边"海上安全合作形式,在印度洋、太平洋两洋区域,建立多个以"自由、规则、法治"为基础,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小联盟"和伙伴关系网,使日本成为"印太"地区"中等强国"和"摇摆国家"的领导力量,谋求战略自主,维护和拓展日本在该地区的国家利益。     

西方民意调查为何频频失真?

在西方国家 ,选举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持续不断的民意调查。因此有人说 ,民意调查和大选可谓形影不离。但是 ,调查结果和事实出现偏差的情况比比皆是 ,完全违背事实的例子也并不鲜见 ,其中１９９２年英国大选时进行的民意调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 ,大部分民意调查都预测工党会以较小的优势领先 ,但人们在清点了所有的选票之后 ,保守党却以压倒优势获胜。后来有人说 ,这是由于工党在竞选后期犯了错误 ,导致居民们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态度。然而一些分析家在深入分析了当时的选情之后认为 :是民意调查机构在大选前的一段时间里犯了错误。他们指…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中国海洋公共外交

建设海洋强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海洋公共外交提供助力。中国海洋公共外交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部分,以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以阐释中国海洋战略、讲好海洋合作故事、扩大蓝色朋友圈、传播传统海洋文化、提升蓝色软实力为使命。中国的政府部门、沿海城市、中央企业、主流媒体以及智库机构普遍具有政治可靠性高、易于统筹协调的特点,因此可重点发挥其优势,形成"五位一体"的海洋公共外交主体布局,协力讲好海洋领域的"中国故事"。     

中国开展南太平洋岛国公共外交的动因及现状评析

公共外交是全球化时代塑造国家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与台湾当局"外交"博弈的需要,中国亟须获得南太平洋岛国民众对中国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增强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近年来,中国通过文化外交、华侨华人外交、援助外交等公共外交项目的开展,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有所增强。本文认为,由于大国竞争性公共外交的影响,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仍显不足,应秉承"和平、合作、和谐"的外交理念,继续拓展外交空间。     

走向失衡:澳大利亚平衡外交新动向

澳大利亚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南锚",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一环。基于自身国家身份与地理位置的错位、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的背离,自霍华德政府执政以来,平衡外交一直是澳大利亚外交的基本立场。但自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平衡外交出现滑向失衡的新动向:地缘政治考量优先于地缘经济、中澳伙伴关系滞后于澳美同盟、强硬保守多于务实理性。中美权力转移加速、中澳实力差距急剧扩大、澳担心被美国战略抛弃、澳国内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潮抬头,共同导致澳大利亚对华外交日渐失衡。对此,中国可采取加快南海共同行为准则磋商、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开启南太平洋地区"非安全化"进程、加大话语能力建设等措施予以应对。受大国权力斗争加剧、意识形态回归、地缘政治超越地缘经济的影响,在未来一段时间,澳大利亚对华外交失衡趋势难以得到彻底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