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发展动向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作为维护世界金融秩序、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制度安排,对推动世界经济金融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地位相对上升。但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并未根本改观,且仍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面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发展变化,我国须立足于自身的根本利益,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探索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新思路,提升影响力和话语权;在与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求同存异,寻找共同的利益诉求;在国际金融协调中采取稳健与审慎的立场,在具体政策措施上保持足够的灵活性。     

全球海洋治理视域下的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海洋问题日益严峻。在这种背景下,全球海洋治理应运而生。随着欧盟《全球海洋治理联合声明》的出台,全球海洋治理具备了理论基础和框架。南太平洋地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海洋问题,而且海洋与该地区的经济及居民的生存息息相关。南太平洋地区有着完整的海洋治理主体、客体及规范,有效践行着全球海洋治理理论,因此,南太平洋地区在全球海洋治理方面处于先行者的地位,同时,南太平洋地区的海洋治理对全球海洋治理有着重要的启示:第一,加强区域组织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第二,构建全球海洋治理伙伴关系;第三,加强地区海洋治理理念与全球海洋治理理念的有效对接。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全球海洋治理困境:表现、成因与应对

全球海洋治理在持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多重困境。在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下,全球海洋治理困境集中体现为全球海洋公共产品的总量供给不足、分布结构失衡及使用不尽合理等三个方面。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全球海洋治理的主体、客体、目标和规制之间未能形成高效协调的运转机制。应对这些困境的根本之策在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共同承担起供给、监督和管理全球海洋公共产品的责任。中国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海洋大国,应当扮演好供给者、协调者和完善者的角色,为消除全球海洋治理困境贡献出中国力量。     

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新近态势、现实挑战与中国应对

海洋塑料垃圾已成为全球海洋治理中新兴而紧迫的重大议题。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当前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既呈现出主体多元并存、规制趋于整合、目标立场各异、客体复杂严峻的态势,也在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等方面面临着单边主义抬头、反对力量掣肘、科技水平不足、资金缺口增大等现实挑战。作为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一员,中国应努力维护并引领国际多边合作、增强科技和资金保障能力、统筹推进多领域治理进程、扩展非政府组织参与渠道,以推动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取得更大实效。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区域化演进与对策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具备多层级的体系和治理架构,但随着主权国家治理需求的转向和海洋生态环境系统的特殊性,治理行动明显呈现出区域化倾向。海洋环境治理的区域化倾向造成环境治理的去全球化状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治理体系发挥作用有限,不利于基于整体性理论下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因此,需要整合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构建中存在的多层次利益诉求,通过形成全球海洋治理理念,构建全球—区域统一的治理规则,进一步完善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我国海洋区域管理中的行政机构职能协调问题及其治理策略

海洋区域管理作为一个新兴的区域公共管理领域,始终存在着海域自然特征的整体性和部门管理的分割性之间的较强张力,由于管理体制分割、法律制度分割、行政管制分割等因素聚合在一起,形成了分割治理的复杂格局。在此背景下,不同涉海部门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组织机构职能协调问题,影响了海洋区域管理的绩效。本文以海洋区域管理中发生的实际案例为基础,揭示了部门间组织机构职能协调问题的复杂形态和背后的深层原因,并从推进海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出发,提出了系统的治理策略。     

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与实践

当前,全球性气候变化进入非常时期,全球气候治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生态文明建设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充分把握国内和国际生态环境变化特点,创新性提出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世界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注入中国力量。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建设美丽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坚持“天人合一”理念,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践行多边主义原则,将打造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融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中,为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保障全球生态安全提供中国方案。     

科技变革对全球海洋治理的影响

科技变革是全球海洋治理程度不断深化的动力,但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历史上前三次科技革命在提高国家海洋活动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海上安全领域的竞争。以信息化和人工智能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进行,新技术能够促进海洋治理主体多元化,提升海上搜救效率和海域感知能力,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大国海上竞争加剧、新的治理真空和技术非法扩散等新的治理难题。作为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行为体,中国需要在运用新技术时保持自我克制,积极推动构建技术发展的相关国际规范,推动国际合作,并加强对非国家行为体的管理。     

论全球问题治理中国家责任的确立

所谓全球问题是指全球面临的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公共问题,在全球问题的治理中虽然非政府组织和市民运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国家的作用仍然是主导性的.因此,在全球问题的治理中需要确立国家责任.首先,国家责任体现在全球意识的确立过程中;其次,国家利益观念的改变、国家间合作的加强以及国家法律责任和义务的明确也是国家责任确立的几个重要方面.     

全球海洋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基于实证的研究

在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政府间”机制的局限性凸显非政府组织的补充价值。既有实践表明,非政府组织正在广泛地承担海洋研究与管理、政策游说、产业发展与治理能力建设以及公众教育等工作,并已成为实现全球海洋“善治”不可或缺的力量。通过直接参与和间接推动两种路径,非政府组织活动同国家及国际组织形成了协同与监督并存的互动模式,深刻地影响全球海洋治理的走向。我国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时,应当充分重视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警惕非政府组织的“政府化”趋势和“垄断”现象对国家海洋权益的威胁,着力发展适于我国现实的“公私协同”海洋治理模式。     

防治海洋微塑料是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课题之一

正海洋微塑料是近年全球治理的热点问题,由于其对海洋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存在潜在威胁,被列为全球亟待解决的十大环境问题之一。目前,尽管全球海洋中的微塑料总量尚无准确的统计数据,但它广泛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表明,微塑料在海水、沉积物、海滩、生     

全球海洋治理视阈下的中国海洋能源国际合作探析

进入21世纪,在海洋领域人类面临双重重大变革,一是全面开发利用海洋能源资源,加速推进全球能源转型及应对气候变化;二是全面发展海洋经济,深入推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及全球海洋治理。海洋能源不仅是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还是连结全球能源转型与海洋治理的重要纽带。浩瀚的海洋蕴藏着巨量的能源资源,随着认识的深入和技术的进步,以海洋能为代表的海洋可再生能源逐步得到开发利用,正朝着大规模和商业化方向迈进。国际社会合作开发利用海洋能源资源的体制机制已基本建立,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在建设海洋强国和推进全球海洋治理的战略框架下,中国需要坚持创新驱动,打造海洋能源技术强国,同时需要通过建立多边国际合作机制、建设海上能源丝绸之路和构建蓝色能源伙伴关系三根支柱推进海洋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以此保障能源安全、保护海洋生态文明、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全球海洋治理。     

对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思考

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是新时代中国整体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论探索和战略实践。当前,全球海洋治理处于酝酿渐变的形成期,也是百舸争流的博弈期,中国需要萃取传统特质,因应现实需求,制定符合发展目标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全球治理理论正遭遇现实政治的严峻挑战,基于现有的国际海洋治理机制和历史实践经验,中国既不能当异想天开的理想主义者,亦不能遵循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应以海洋强国建设为基础,以和平正义为特质,以合作共赢为导向,以人海和谐为追求,为全球海洋治理注入新的中国海洋观。通过由己及人、由片及面、由易到难的路径,循序渐进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在海洋国际秩序中推进蓝色伙伴关系,积极构建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在海洋环境领域打造绿色生态文明,在海洋经济发展中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在海上安全方面构建全方位的安全网络,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基本问题论略

国家治理体系由治理主体、理念及方式三大核心要素构成。与之对应,当下中国治理体系呈现出党主导开放型政党制度日趋成熟、从"管理"向"治理"的理念转变深入人心、全面依法治国成为主导治理方式的时代特征。一党主导保证了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迅速发展、治理理念造就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多元主体治理格局、法治路径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未来我党的执政治理能力、国家治理方式及全面依法治国事业仍需要不断提升和推进。     

农村社区微治理研究基本问题论纲

农村社区微治理是一个崭新的研究命题.它立足村庄的视角研究农村社区治理问题,力图建构以微治理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为此,在对农村社区微治理概念界定的基础上,重点从知识资源、 框架、 内容三个方面探讨农村社区微治理研究范式的建构.最后提出了该研究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预期,并提出了农村社区微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部分,宏观治理只有通过微治理才能落到实处、 造福民众的观点.     

论海洋秩序演变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理

全球海洋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海洋秩序从权力竞争的无序状态发展为以规则和机制为中心阶段后的产物。与此同时,作为海洋秩序的重要内容,海洋治理体系的架构也反映了秩序的权力与规则的安排结构。当前,国际和南海地区海洋秩序深度调整,海洋治理也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与东盟国家应抓住当前南海海洋秩序调整的机遇,通过完善规则与规范、建立区域海洋治理合作机制网络,建立起基于规则的南海海洋治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应与东盟国家一道牢牢抓住主导权,并扮演与自身国力和地区影响力相匹配的角色。     

论现阶段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策略

现阶段我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策略是目前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基本内容。基本策略主要包括:要做到国内、国外生产与流通有机结合,使国际直接投资与资源供给协调发展;克服和规避各种贸易障碍和壁垒,赢得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开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投资市场;最大化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根据企业自身的条件、东道国的对外投资政策,正确选择国际直接投资方式,发挥跨国并购等投资方式的优势。     

上海政法学院全球公域安全与治理研究中心举办“极地与海洋问题学术研讨会”

正2016年4月22日,上海政法学院举办了极地与海洋问题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防科技大学、太平洋学报、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对蓝色伙伴关系的思考

本文从全球海洋治理供给现状入手,结合治理困境和挑战,基于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和特点,分析蓝色伙伴关系及相关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对全球海洋治理的贡献。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面临来自生态环境恶化、人类用海强度增加和气候变化影响加剧的严峻挑战,受到不利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治理能力和水平无法匹配不断增长的治理需求。面对复杂的治理问题和碎片化的治理行动,伙伴关系,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成为构建国际、区域、国家、地方多层级联动的,政府、非政府主体积极互动的一体化海洋治理的关键途径,是补充、联合和加强政府主体责任和政府间主体责任的重要手段。中国政府提出的蓝色伙伴关系倡议,具有开放包容、具体务实和互利共赢的特点,符合国际可持续发展潮流,与全球发展纲领文件《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理念和精神高度契合。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是在海洋这一全球治理的具体领域践行构建全方位伙伴关系总体思路的有力举措,也是促进在海洋领域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全球海洋治理联合行动的重要途径。     

论全球法治治理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

全球治理理论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理论。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主要从单个要素进行孤立研究,而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是全球法治模式下的系统治理,即全球法治治理。全球法治治理模式包括静态意义上的完善的国际法制体系和动态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过程。全球法治治理的本质便是国际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国际权威机构、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经济市场)在国际法制体系内更好的实现自己合法权益的立体互动。和平发展战略不仅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全球化、全球法治治理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必将有力促进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和全球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