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地区差异和时序演进

本文选取中国1989—2012年度统计数据,基于Dynan(1993)模型对我国东、西、中部地区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强度进行测度分析。在估计中,我们采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通过收入增长率的平方对消费支出增长率的平方作第一阶段的OLS估计,并根据计量模型计算所得消费增长率平方的估计值对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进行第二阶段的OLS估测。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确实存在较为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各地区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同期各地区农村居民相对强一些,而在时序变化方面,结果显示我国各地区城乡居民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均长期稳居于高水平。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进一步针对我国如何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和扩大内需提出对策建议。     

我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比较分析

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我国城乡居民不同的储蓄行为,从而导致他们不同的预防性储蓄强度与城乡消费差距.我国城镇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为4.092,农村居民的为7.332,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强度显著大于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强度.面临着未来更大的不确定性是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强度大于城镇的重要原因.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加快建立惠及城乡居民的全方位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改革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力争尽快到位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政策选择.     

公共财政与中国国民收入的高储蓄倾向(英文)

本文将国有企业从“企业部门”中分离出来,与“政府部门”合并为“公共部门”,其储蓄率称为“公共部门储蓄率”;并将非国有企业与居民合并为“私人部门”,其储蓄率称为“私人部门储蓄率”。据此提出的中国高储蓄率的公共财政假说认为：2000年以来中国储蓄率持续高涨,是由政府的赢利性动机及其对公共财政职能产生的挤出效应推动的,并带来了公共支出的不足。结果,居民和非国有企业不得不增加预防性储蓄。利用我国1996--2006年30个省面板实证检验的结果验证了此假说。     

人力资本、研发支出与企业自主创新——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根据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对我国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成果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证明,在控制了企业的创新倾向后,研发支出对企业申请专利的影响仍显著为正;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前提下,无论采用何种指标,人力资本对自主创新成果都具有显著、稳健的促进作用。当以人力资本与研发支出的交叉项作为解释变量时,没有显著证据证明人力资本能够提高企业研发支出的创新效率。     

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

湖南大学苏基溶、廖进中在2010年第1期《经济评论》发表《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三类储蓄动机的实证分析》一文指出,消费不振和居民储蓄持续增长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作者应用中国城镇居民1980—2007年的数据，同时检验了生命周期动机、遗赠动机和预防性动机三种储蓄动机假说。     

当前拉动我国农村消费的路径选择——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论证了技术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贡献,为经济增长在各国存在的差异性和家庭收入的差异性提供了解释.当前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已成为我国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但目前的金融危机和未来政府对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选择,将导致农户收入下滑,必然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公共财政在农村教育缺位、教育支出预期上升使教育储蓄成为农户重要的预防性储蓄,从而限制了即期消费.由于人力资本的提升对农户的未来收益和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背景下,启动内需、拉动农村消费应把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强化教育培训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完善农民工失业补偿机制作为政策选择.     

中国居民延期消费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预防性储蓄理论建立在动态最优化模型基础上的相对谨慎性系数估计为刻画居民延期消费意愿程度提供了分析方法。文章运用《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关代表性消费者特征变量的基本数据,分析居民延期消费意愿与家庭规模、总抚养比,财政用于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农林水利事务的支出,除涝面积、农户平均固定资产价值、城镇化等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提出扩内需、促增长的相关政策建议。     

城市化对公共卫生支出的影响——来自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城市化会对人口流动和规模、经济增长、教育、生活环境产生不同程度和方向的影响,而间接地影响到公共卫生的支出.基于中国287个地级以上的城市1999-2011年期的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模型、工具变量法和两步系统GMM的计量方法进行经验分析,发现无论城市化数量还是城市化质量都显著地促进了公共卫生支出,并且城市化质量的促进作用要远远大于城市化数量的作用.随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和城市化质量的不断提升,政府应该加强公共卫生支出以满足人们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为城镇化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支撑作用.     

宏观税负、公共支出结构与个人主观幸福感 ——兼论“政府转型”

本文利用CGSS2006数据库,对政府转型下的宏观税负、民生财政支出和地区收入差距等与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1）宏观税负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影响;（2）总体而言,政府公共支出增进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3）从公共支出结构看,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对于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效应,政府用于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效应;（4）科教文卫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对市民与外来人员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我国医疗保险费用控制问题浅析

我国医疗保险运行十几年来,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费用增长过快。据国家审计署统计,2011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合计3892.93亿元,比2005年增长2.72倍;2012年1～7月比2005年全年增长2.53倍。一、医疗保险费用过高的原因医疗费用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两个变量,即医疗费用=医疗价格x医疗数量。因此,医疗数量和医疗价格这两个变量只要有其中一个或者两个升高,医疗费用就会增长。而导致两个变量升高有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即合理因素,也有人为的不合理因素。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和思路

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现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首先,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障工作已全面展开,主要为：推进了企业职工养老金的社会统筹;在部分企业和职工中实行了职工基本养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的多层次养老保障模式;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其次,国家对医疗制度进行了改革,普遍实行了公费、劳保医疗费用与个人挂钩的做法。一部分企业也实现了劳保医疗费用与个人挂钩。再次,在建立失业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工伤保险…     

政府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的就业效应探析

从内生框架下跨期最优化条件来看,政府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消费者风险规避系数的大小,如果消费者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大于1,则政府消费性支出结构对均衡劳动供给量的影响为负,政府生产性支出变动对均衡劳动供给量的影响为正;如果风险规避系数小于1,则政府消费性支出变动对均衡劳动供给量的影响为正,政府生产性支出变动对均衡劳动供给量的影响为负;如果风险规避系数等于1,则政府支出的影响呈中性.选取中国政府支出、居民消费以及居民就业量等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城镇居民就业对政府消费性支出较为敏感,而农村居民就业则受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影响较大.     

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变动的趋势和原因探析

居民消费倾向通过乘数与加速数的共同作用,影响消费与投资,进而引起经济周期性的波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呈现阶段性的上下波动。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收入差距加大,直接影响着消费倾向的变化。同时,由于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城镇和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的相对滞后,增强了居民的流动性约束,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居民储蓄持续增加,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     

市场化转型下的住房不平等——基于CGSS2006调查数据

基于CGSS2006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方法,揭示了市场化改革对住房不平等程度,以及住房资源分配机制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在地区层面,地区市场化的推进虽然有效提高居民的住房水平,但在一定时期内也拉大住房资源分配的贫富差距,地区市场化水平与住房不平等程度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个体层面,体制内外职工的住房差异已不显著,但政治精英在住房资源的占有上更具优势。     

房地产税开征预期对家庭住房需求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房地产税开征预期对家庭住房需求的影响。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发现:房地产税开征预期与家庭住房需求之间呈负显著相关关系,房地产税开征预期对处于城市化率水平较高地区的家庭住房需求抑制效果较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房地产税开征预期对具有不同特征(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有/无少儿)的家庭住房需求抑制效果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因此,房地产税改革应该充分考虑其对不同特征、不同城市化率水平地区的家庭住房需求产生的差异化影响。     

县级财政公共支出问题研究

县级财政在我国现行财政体系中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肩负着重要职责。当前针对县级财政支出状况、财政支出结构和财政支出效益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从界定公共财政支出范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积极发展县域经济、加快财政预算制度改革等方面提出解决县级财政公共支出问题的途径,是非常重要的。     

财政基础公共服务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效应检验

财政基础公共服务支出主要通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公共品供给差距和人力资本积累三个中介变量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产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同时,这些中介变量的作用机制之间存在交叉影响。本研究构建了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利用2000—2019年数据估计了财政基础公共服务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基础公共服务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直接效应显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公共品供给差距恶化将扩大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人力资本积累则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样本期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人力资本积累的独立中介效应显著,而城乡公共品供给差距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链式中介效应不显著。     

加强金融配套服务 支持住房制度改革

住房制度改革是一项庞大的而系统的工程.在这项改革中.需要多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特别是金融体制的配套改革,它对促进住房商品化,加快城市住房建设,推进住房制度改革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建立多条融资渠道广泛筹集住房资金房地产金融机构要启动住房市场,即对住房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支持,就要有雄厚的资金作后盾.因此,房地产金融机构必须建立多条融资渠道,广泛筹集住房资金,以保证住房生产者与住房消费者的需求.第一,尽快理顺建设资金渠道,把原用于住房生产、经营、消费的资金集中起来,专户储存,使之由无序为有序,确保专款专用,建立起国家、企事业以及个人三级住房基金.第二,大力发展个人住房储蓄.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储蓄购房将成为住房消费的主要方式.它将成为房地产金融一项长期而稳定的资金     

文摘

我国社会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最新统计表明,我国社会保险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到去年底,全国共收缴社会保险基金970.7亿元,支出847.3亿元,各项保险事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统计显示,去年全国共收缴失业保险金35.3亿元,支出18.9亿元,其中用于失业救济、促进再就业15.1亿元。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总数达9500万人。同时,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的基本养老保险已覆盖全国所有地区;全国实行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统筹和离退休人员医疗费用统筹保险、女职工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的省、直辖市、自治区,     

论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

住房制度改革关系到人民生活的改善,关系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是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我国从1950年至1989年,住房建设投资2900亿元,特别是最近10年国家投资共建14亿平方米住房,但没从根本上解决住房问题。目前,我国职工人数达到1.4亿,需要大量住房,虽然国家每年投资360亿元用于建房、维修,仍然满足不了需求。黑龙江省1989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内原来的3.2平方米提高到5.42平方米,但是仍居全国人均水平的倒数第一位,比全国平均6.6平方米少1.18平方米;危房占实有住房的2.52%,比全国的1.46%高出73%,这种严重的住房矛盾急待解决。长期以来,我国住房一直是福利型、低租制、国家包的办法。这种办法不仅不能从根本上缓解住房紧张,连维持简单扩大再生产也不可能,还要背上高补贴的包袱,国家投入越多,包袱越大。这种落后的制度刺激住房需求的扩大,加剧了供需矛盾,导致消费结构异常,滋长住房分配中的不正之风。所以,住房制度改革势在必行,非改不可。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有利于尽快实现小康水平即人均住房8平方米的战略目标,搞好住房制度改革有助于引导消费,拓展市场,改变单调的消费取向、畸形的消费结构,住房改革有助于解决职工住房苦乐不均、消除住房分配中的不正之风;住房制度改革,不仅能促进住房良性循环,而且能理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