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产品与国际经济秩序：起源、当前挑战与重塑

自由主义下的世界经济经历过两次失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是建立在霸权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设计"和"提供"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从建立之初便带有"结构性权力"的色彩,反映了霸权国利益。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交易成本的升高,美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与促进合作等功能性服务提供方面的意愿和能力已大幅下降。美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私物化"行为造成的公共产品供给困境使得发展中国家对现存国际经济秩序产生质疑。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均的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家正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为应对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中国应通过创新供给模式的方式进行国际公共产品和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合作供给,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做出贡献。     

“一带一路”的国际公共产品功能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虽然雅尔塔体系从没有规定美国单方面制定国际规则并单独向世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独一无二的实力和地位,美国成为战后国际体系的主导国(霸权国),进而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它也因此将国际公共产品视为自己的国际政治工具,尤其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工具。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权力转移,美国已经无法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凸显,从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者",逐渐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修正者、建设者,甚至是供给者、创新者。中国角色的变化源于中国实力的变化,既包括经济实力等的增强,也包括文化、价值观念、政策对国际社会的重要影响。"一带一路"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由中国提出并与世界各国共同建设的一种全新的国际公共产品,并且从多个维度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全球海洋治理困境:表现、成因与应对

全球海洋治理在持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多重困境。在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下,全球海洋治理困境集中体现为全球海洋公共产品的总量供给不足、分布结构失衡及使用不尽合理等三个方面。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全球海洋治理的主体、客体、目标和规制之间未能形成高效协调的运转机制。应对这些困境的根本之策在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共同承担起供给、监督和管理全球海洋公共产品的责任。中国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海洋大国,应当扮演好供给者、协调者和完善者的角色,为消除全球海洋治理困境贡献出中国力量。     

区域性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中国供给:缘起、问题与对策

中国供给区域性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为解决区域性金融问题提供了新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而研究中国供给区域性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对于完善区域性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理论与实践都有重要价值。区域性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供给目标是合理配置区域金融资源和有效防范金融危机,成本、收益和外部性是供给国进行供给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中国供给区域性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经历了被动供给、主动参与和倡导供给三个阶段,目前面临需求偏好匹配困难、稳定供给与金融风险防范的两难选择,以及国内金融发展水平与对外金融合作水平非同步性等现实问题。依据供给原因的分析选择合适的供给路径,采取对策有效对接供给和需求,是中国未来持续供给区域性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关键。     

国际公共产品与中国—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关系

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是探究中国—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国家关系的一个新维度,也是提升GMS区域合作层次、巩固和发展中国与GMS国家睦邻互利关系的一个重要举措。国际公共产品能促进中国与GMS国家的关系,利用好国际公共产品的内在动力可以推动中国与GMS国家睦邻互利合作,构建中国周边战略依托。     

多边贸易体制的嬗变与亚太经贸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多边贸易体制对世界经济和贸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曾经作为多边自由贸易体制最初倡导者的美国开始走向了自由贸易的对立面,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从根本上制约着自由贸易宗旨的落实。多边贸易体制的变化必然对亚太经贸一体化的未来走向产生重大的影响。从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缘于对共同利益的追求,当存在经济动因和商业利益时,合作提供区域性经济类公共产品的动力就会更大。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与域内外经济体不断增长的经济联系决定了在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合作机制领域,中国将提供力所能及的区域性公共产品。     

中国国际地位动态研究(2008—2018)

2008年以来,世界秩序加速转型,国际竞合重塑了各国相对地位,国际互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崛起的结构性效应引发全球关注,从世界变局中审视当代中国国际地位的演进十分必要。本文通过构建并运用当代国际地位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指出2008—2018年中国国际地位呈现全面、持续、快速上升的总体态势,这种态势以国家战略资源规模快速积累为基本路径,在国际互动进程中不断提升全球价值体系中的竞争力,增强对国际投资市场和国际制度的影响力。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带来新战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从全球、亚洲、东亚三个层次选取美国、印度、日本进行国际地位演进的全方位比较,提出如下建议: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弥补关键领域短板,丰富战略资源积累路径;坚持和平发展,避免大国零和博弈,拓展国际合作战略空间;推动新多边主义合作,引领全球和地区发展议程,提升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新时代中国在国际法体系演变过程中的角色认知与能力建设

当前国际法体系因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显著变化而处于深刻变革之中。中国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而进入了新时代。在当前国际法体系演变的过程中,中国扮演现有国际法体系的遵循者、公平正义国际法理念的倡导者、未来国际法体系的建构者等角色,在推动国际法体系朝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方向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中国需要加强自身学习力、影响力和领导力等方面的能力建设,从国内、区域和国际三个层次加大对未来国际法体系构建的贡献。     

从“搭便车”到“被搭便车”:中国供应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选择

美国将中国视为一个"搭便车者",免费地享受美国霸权带来的效益。但事实上,在东亚地区,由于美国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方式、产品的性质、美国对中国的矛盾心态以及中国对周边安全环境稳定的渴求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搭便车。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东亚权力格局的变动以及由此而来的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中国在东亚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逐渐成为一个"被搭便车者",并向其他国家提供三类安全公共产品:安全效应、观念类、制度类安全公共产品。中国在东亚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并非要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其更多是起到弥补供应不足的作用。中国在提供安全公共产品时,不能将目光仅局限在安全领域内,不能将供应方式仅拘泥于凭借中国自身去倡导,"以权力生产权力"和"用制度生产制度"是两种较为理想的选择。     

乡村社会结构演进中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变迁

不同的乡村社会结构形成了不同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导致了不同的供给水平与效率.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以宗族组织为主要结合形式的社会,形成了公共产品的社区供给机制.人民公社时期社会结构单一,以政府为主导形成了与之相适应、低水平、但具有较高效率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改革开放后,由于新的乡村社会结构没有形成且不稳定,出现了乡村社会结构与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协调,此时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有所提高,但供给相对不足、效率较低.为此,必须重塑稳定的乡村社会结构,改变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以提高其供给效率与水平:培养乡村精英,建立社区精英领导下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培养乡村民间组织,促进社区多元化供给;壮大乡村社区集体经济,促进公共产品的集体供给体制的形成;限制政府权力,建立服务型有限政府.     

对提高政府管治能力的若干思考

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的崛起，折射出我国政府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时代的管治困境。当前我国政府管治能力低下主要表现在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社会矛盾处理方式单一落后、行政管治成本居高不下。权责的不对称是最根本的制度设计缺陷，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自身改革，通过限权问责，不断提高政府管治能力和水平。     

A Power Generation Explan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本文提出了用以解释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机制的“权力衍生论”。作者认为,在放权让利的改革和市场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制度安排发生了变化,新的制度安排不但为公共权力继续以再分配权力的形式在阶层分化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制度基础,还为公共权力衍生成权力精英的“寻租能力”并以与再分配权力不同的机制对阶层分化产生影响提供了条件;而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市场能力也在阶层分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决定了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和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基于此论的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假设,得到了2003年取自武汉的抽样调查资料的支持。研究结果表明,权力衍生论比“权力转移论”和“权力持续论”都能更好地解释当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循环/再生现象。     

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应的理论研究

在中国,寻求最为有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已经成为农村发展的关键。当前应以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的理论为基础,揭示其中隐含的最优福利的意义,结合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寻找现实与规范理论的差距,从政策角度完善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基层社会矛盾的成因与化解机制探析

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基层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基层社会矛盾主要是因为民众民主法治意识的提高与管理者能力缺失,利益主体和格局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与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之间的失衡,民众的文化心理、不同宗教信仰等带来的行为差异以及宗族势力、家族势力等各种潜在的非正规组织势力与社会管理不善等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为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应着力从提升基层政府能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增强矛盾处理合力、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司法效能、强化公民素质、完善监督制约措施和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构建一个和谐、有序、高效、安全、经济、系统的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的运行机制,惟此方可能达到预期目标.     

北京市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其留京意愿探讨

本文采用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在京农民工群体进行研究发现,新生代已成为绝对主体,其流动方式以核心家庭成员整体流动为主,而父母基本留在农村老家;在京居住时间的长期化加剧了利益诉求,群体内部的就业身份和经济收入差异明显.绝大多数农民工有较强烈在京长期居住意愿,年龄、居住时间、收入、就业身份、住房情况等变量对居住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建议通过细化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提升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水平.     

全球公共产品筹资方式研究

本文主要分析了全球公共产品的定义、分类、筹资主体和筹资方式。经济全球化进程引发了很多问题,迫切呼唤全球公共产品的充足供给。传统的公共产品研究大量的扩充到全球。全球公共产品的研究当前主要集中在无政府状态下由谁来筹资并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和以什么方式筹资的问题。本文经过分析总结出霸权国家、全球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全球市民社会、单个国家、公民个人、企业都是筹资者。筹资方式主要有托宾税方式、特别提款权、集成技术、利益主导性集团方式、选择性激励和意识形态。最后,本文认为怎样更丰富的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并对其供给进行有效的管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新时代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挑战与应对

随着中国持续快速崛起,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利益挑战、认同挑战和影响力挑战。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发展出"共同发展、共执命运、共享尊严"理念作为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指导思想,并以正确义利观与伙伴关系建构破解利益挑战,以对发展中国家"战略再保证"网络建设化解认同挑战,探索能力—权力转换机制消解影响力挑战,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迈向新的台阶。展望未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理念和实践必将随着中国自身、发展中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发展而与时俱进,推动中国特色发展中国家外交理论和实践迈入新时代。     

"扩权强县"与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提供更多的以公共产品为主的公共服务是转型期政府的主要责任和职能,政府为减少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层级改革同样应考虑公共产品的供给。"扩权强县"是近年来在我国部分省区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采取的一种分权措施,这种以扩大县(市)地方政府权力为手段,以提高行政效率,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改革,对我国当前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了一定影响。     

改革与创新: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战略思考

随着“十一五”规划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文章针对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三个层次对此进行了根源分析,并提出了完善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战略改革方案。     

农村公共产品自愿供给的制度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自愿供给在供给主体、供给动机、供给规则上与政府供给、市场化提供、制度外供给均有所区别。自愿供给的实现,受多维度、多层面、关联互动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础、制度激励、制度效率和制度规范。浙江农村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从产生到逐步成熟,目前已呈现出供给主体、供给项目、供给渠道和供给资源多样化的总体特征,并初步形成集体、企业和个体、社会组织自愿供给三种制度类型,为提出农村公共产品自愿供给制度的总思路,完善农村公共产品自愿供给的制度设置,缓解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提供了理论指引和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