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及其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的兴起,在全球气候治理领推动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并充分发挥其影响力、有效遏止了主权国家气候治理的赤字。本文采取多元研究方法,通过论证包括全球科学和知识专业性伙伴关系、全球气候安全政治伙伴关系、全球气候议题公众传播伙伴关系和全球气候经济商业伙伴关系在内的伙伴关系网络,探讨了其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势与贡献,并发现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由政府主导正转向多重伙伴关系共同参与的趋势。非政府组织参与建设的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正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理念构建和方案制定,通过对个人、社会和企业直接施加影响,把全球层面的气候治理理念与方案落实到地方治理中心的实践行动,并不断加强与全社会各种行为体之间的通力合作,为探索和发现最优的气候治理解决途径提供支持。通过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非政府组织不仅形成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联动效应,也推动各行为体致力于气候变化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动因与路径选择

多利益攸关方是弥补《巴黎协定》达成后主权国家治理赤字和打破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要素,它们长期参与全球气候谈判与治理且实现了自身的数量增长和身份转换。多利益攸关方的影响路径主要体现为气候治理多维"软权力"、谈判议题内容设置与调整。究其发展动因,不仅是气候治理体系碎片化带来的谈判参与政治空间扩大化,而且是全面提升气候治理行动的重要选择,更是联合国"零排放竞赛"等重塑气候治理权威的需要。然而,多利益攸关方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依然存在价值诉求差异、代表非均衡性、独立性较弱等种种局限。为此,需要推动"自上而下"的联合国管理制度以实现多利益攸关方对于气候治理的有序参与,同时以"自下而上"的最小化多边主义路径实现气候治理的有效参与,并突出多利益攸关方在气候治理体系规则中的独立地位。     

美国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多维影响力分析

巴黎模式开启了"自下而上"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时代,最大程度上团结了国家之外的多利益攸关方力量。其中非国家行为体在气候政治中的治理性权威日益增强,体现为认知性影响力、手段性影响力、社会性影响力、资源性影响力和象征性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特朗普政府的全面"去气候化"政策刺激美国非国家行为体开始追求一种地方性气候领导力,并且谋求这种地方性气候行动在全球气候治理层面的可见性,这表现为通过多元网络性伙伴关系来建构其结构性影响力;通过议题引领和主场峰会外交来提升其手段性影响力;通过权威性和系统性研究强化其认知性影响力;通过把握政治机会和塑造集体认同来增显其象征性影响力。非国家行为体的快速崛起对于后巴黎时代的气候格局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能否与之形成良性互动将影响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性作用的发挥。     

新时代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模式架构与路径建设

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命题,是新时代推进网络强国战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信息化结构形态,网络社会拥有流动性、共态性、虚拟性、去中心化和数字化等复杂特征,增加了治理难度系数.新时代建设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应深刻把握基本概念、重要意义和理论基础等核心要义,系统分析现有治理模式差异与结构要素变迁,科学制定"一中心五主体"的治理架构.结合当前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在理念、管理、技术、制度、文化等方面的不足,提出加强党的领导、改革管理机制、完善法规制度、提升信息技术、加强协同联动、重视宣传教育、强化监督评估等七项途径,共建多主体协同联动的治理新格局.     

民营企业本地嵌入动态演变理论与实证

企业的"嵌入性"问题近年来成为了各界广泛关注的议题和焦点.本文以社会资本和网络权力作为切入点,在分析民营企业本地嵌入现状的基础上,从信任扩展、网络资本形成、信息分享渠道和网络主控权演变四个方面对于本地嵌入演变展开研究,并结合案例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社会资本往往成为民营企业本地化的主导推动力量,网络权力则起着强化性角色.企业的网络主控权越高,本地嵌入就越有限.     

论社会治理领域内一致性行动的发生机制

不同的社会形态有着不同的治理结构,每个社会形态的治理都是在达成社会一致性行动的前提下实现的.农业社会一致性行动的发生机制是基于身份依附、等级秩序、自然服从强制性权力的"权治体系";工业社会一致性行动的发生机制是基于利益驱动、契约秩序、彼此相互利用的工具性协作的"法治体系".工业社会对强权治理进行了华丽的包装,给权治穿了一件契约的外衣,以遮掩"权治型"治理下的紧张形态.后工业社会一致性行动的发生机制是基于伦理自觉、协议秩序、使命一致的价值性合作的"德治体系",其目的是实现人类对完美人性的善的社会生活的追求.     

国际行政法之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视野中的国际法治

国际行政法是针对跨国行政活动和国际治理中的国际行政合作关系作出的规制和调整,是在传统国际法体系中出现的一个新兴分支领域,其逻辑起点和理论根基是全球治理的提出。全球治理中善治标准的实现需要引入行政法等一系列工具,因而全球治理的提出与行政法有着与生俱来、不可分离的关联性,行政法构成全球治理的微观基础。全球治理的大部分内容可以作为行政行为来加以理解和分析,即规则制定、冲突利益间的行政裁决,以及其他形式规制性和行政性的决定和管理。目前,一个规范等级逐渐鲜明的"国际行政法"体系正在产生并逐步形成,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这一进程当中。     

论海洋秩序演变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理

全球海洋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海洋秩序从权力竞争的无序状态发展为以规则和机制为中心阶段后的产物。与此同时,作为海洋秩序的重要内容,海洋治理体系的架构也反映了秩序的权力与规则的安排结构。当前,国际和南海地区海洋秩序深度调整,海洋治理也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与东盟国家应抓住当前南海海洋秩序调整的机遇,通过完善规则与规范、建立区域海洋治理合作机制网络,建立起基于规则的南海海洋治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应与东盟国家一道牢牢抓住主导权,并扮演与自身国力和地区影响力相匹配的角色。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及路径探析

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四个并存"困境,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不完善与治理主体单一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发展不均衡与治理能力参差不齐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水平低与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低并存,国家治理体系的人为滞后性与治理能力的无力感并存。因此,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坚持"四个结合",坚持完善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与促进治理主体多元化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协调发展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均衡发展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相结合,坚持国家治理体制的适时改革和机制的及时调试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科学化水平相结合。     

网络文化综合治理的建构逻辑与践行路径

网络文化综合治理指向在传统与现代信息技术互构的基础上,以平等协商、多元共治为主要表征样态,致力于治理与发展并行的动态性、开放式治理体系,在其现实性上展现了聚合自由与秩序的权力逻辑、利润与发展的资本逻辑、沟通与创新的技术逻辑以及共建与共享的利益逻辑的多元逻辑统一。面对世界范围内网络文化与人类社会发展愈加高密度融合及其自身在多线程、多维度发展传播中遭遇巨大困境的现实境遇,探索发展聚合全员治理、全景治理、全域治理和全程治理共时性着力的践行路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无可或缺的战略性选择,不仅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尝试。     

边缘地带强国与体系性大战

不同于以往现实主义理论主要从权力消长的角度来考察和研究体系性大战,本文尝试从地缘政治角度来阐释体系性大战。自欧洲"七年战争"以来,在多极体系中,体系性大战必然发生在海权强国+陆权强国与边缘地带强国之间,体系中的其他次级强国则分别加入到这两个阵营中,影响着大战的进程与结果;但是边缘地带强国并不必然会与海权强国+陆权强国发生体系性大战。本文将其作为两个世界政治现象提出来,并从不同角度对这两个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行解释,总结边缘地带强国的兴衰历程,以期为当代中国这个新兴的边缘地带强国提供可资借鉴的启示。     

谁在网络中抱怨——基于网络社会分层视角

对于今天网络中的怨气,现有观点或从现实社会找根源,或从网络技术进行归因.这种思维逻辑面临着治理的风险.本文基于网络社会分层视角,提出研究假设:网络社会分层将那些原本处于现实社会分层体系中边缘位置的阶层群体推到了网络社会精英位置,网络社会中弥漫的抱怨不过是网络社会中的精英们对现实权威进行挑战的工具,是网络社会中的精英们对现实社会分层体系中的权力与财富机制的质疑,是对现有社会秩序与传统权威挑战.本文实证研究结果验证了上述假设.这暗示着今天在进行网络社会治理时,如何从网络社会分层的角度切入是推进社会秩序与进步的重要面向.     

特朗普政府气候政策的调整及影响

特朗普上台后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给全球气候治理进程造成了重大打击。历史上,美国的气候政策呈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特朗普的上台更是扭转了奥巴马政府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积极政策,从废止清洁能源计划、退出《巴黎协定》和回归传统能源政策三个方面导致美国气候政策的全面倒退,再一次反映出美国气候政策的"周期性"和"易变性"。我们有必要对特朗普政府退出决定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进行系统性解读。本文从政治、经济、社会等三个不同层面和发展趋势综合考量特朗普政府气候决策调整的动因。同时从国内气候治理、《巴黎协定》走向和全球气候格局等几个方面来理顺其政策影响的延展逻辑。本文提出在现有的美国政策环境下,中方可以加强同美在传统能源、基础设施投资、能源市场和全球天然气市场、绿色金融、气候融资等方面的合作,维护中美气候合作,积极寻求全球气候制度性权力,维护和提升中国在气候领域的利益和诉求。     

社会保护视阈下的城市反贫困治理研究

当前中国的城市贫困现象不容忽视,其形势与趋势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包括贫困人群构成多样化、城市贫困代际传递明显、贫困群体"马态效应"突出、城市"新"贫困现象出现等等。在分析中国传统的城市反贫困治理政策和行动的基础上,提出在社会保护视阈下优化城市反贫困治理效果的对策,包括:拓宽传统反贫困策略的视野,对传统的反贫困政策体系进行新的调整与安排,促进反贫困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参与,把减少"权利贫困"作为新时期反贫困治理的重点。     

全球气候能源格局变迁下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的新态势

目前全球气候能源格局变迁过程中面临着日益紧迫的碳约束,一国应对或突破碳约束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在国际秩序转型中的地位。清洁能源作为下一代能源体系的主导因素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以及推动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个综合性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清洁能源外交的开展已经成为一国优化外部发展环境、保障低碳竞争力以及推进全球气候能源治理新秩序构建的重要着力点。随着国内清洁能源产业的快速崛起,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经历了从"外生性能力援建"到"内生性制度化"外交的四阶段演进路径。特别是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成为世界首位的清洁能源大国之后,其外交呈现出多层多轨、"南南"模式创新和伙伴关系网络化等新态势。其背后的重要推动力量来自国内绿色发展的大力保障、国际体系的权力流变以及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的能动性转向。该外交新态势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低碳转型中处于优势地位,同时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和能源新秩序构建中的话语引领力和制度性权力。     

积极构建中国的国家海洋治理体系

本文系统阐述了构建国家海洋治理体系的内涵及地缘战略意义,指出海洋治理体系与海洋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构建中国的国家海洋治理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成为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的国家海洋治理体系是对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补充与完善,反映了中国由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的转型,着力推动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型转变;探讨了中国构建国家海洋治理体系面临的机遇与诸多挑战;着重分析和设计了构建国家海洋治理体系的若干路径,并明确提出了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海洋治理的对策建议。指出积极打造蓝色伙伴关系—蓝色利益共同体—蓝色命运共同体、构建和谐海洋社会成为中国海洋治理的终极发展目标。     

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一个简要述评

中共广州市委十届九次全会提出广州要"着力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城市发展目标。要实现这一城市发展目标,应清楚广州在当代世界城市网络格局中的位置和世界城市网络中枢纽网络城市发展的规律。本文对世界城市和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理论脉络和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并对国外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发展进行简要述评,期望能为广州建设世界枢纽型网络城市提供理论支撑。     

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及其解决

在全球政治时代,自由与民主已经成为被普遍追求的理念和价值.然而,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并不符合民主的精神和原则.由于国家间权力的不均衡,民族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全球民主治理体系.虽然现阶段的全球民主具有某种缺陷,但它仍然是一个可能实现的目标.立足于世界历史的视角,观察者能够更好地审视当前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困难,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通过对半外围地区的全球制度创新、全球机构改革以及跨国社会运动的分析和反思,可以探讨建立民主、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欧盟气候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特征、动因及影响

作为国际气候治理的重要主体,欧盟气候外交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国际格局加速演进、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欧盟气候外交也出现了地缘政治转向。其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利”治理视角有所削弱,更强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竞争性,并将欧盟气候变化的相关举措视为提升大国竞争中实力与影响力的工具。此外,俄乌冲突的爆发也将进一步加大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考虑到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合作、世界经贸体系及全球秩序维护上的重要作用,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与变化将产生较大外溢效应,为全球气候合作带来挑战,也将为中欧气候合作制造复杂性。     

华商式国际生产网络的运行模式

亚太地区的跨国经济活动主要由美国式国际生产网络、日本式国际生产网络和华商式国际生产网络主导,其中华商式国际生产网络主要靠"五缘"关系来维系。华商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牢牢控制在家族内部,企业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方面比较欠缺,在国际生产网络中处于附属地位,一方面通过合资或代工等方式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建立联系,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努力打造自己的品牌,构建自身的国际生产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