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救济制度

日本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救济制度,在原来的行政不服审查制度基础上,又规定了必须向审查会咨询的制度：审查会设置法规定了审查会的性质、设置、组织、权限、程序等。司法救济制度除行政案件诉讼法的一般规定外,又规定特别的管辖制度和案件移送制度。审查会作为咨询机关、审查会及法院的不公开审理以及诉讼案件的移送等制度的优点和缺点,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司法公开的审查和限制——以法官和媒体在审判公开中的角色为视角

审判公开是司法公开的核心内容,法院、法官与媒体在审判公开中扮演着主要角色,而对审判公开内容的审查和限制又是法院、法官与媒体关系的枢纽。文章选择以司法公开的审查和限制为研究视角,研判法院、法官与媒体在审判公开中的角色及其权利义务关系,剖析我国审判公开原则在实践运行中的问题及其原因,考察域外法上的可鉴规范,立足我国司法制度现实,提出司法公开审查和限制制度构建方案。     

迈向以当事人为中心的法院研究——司法活动中人类学方法的运用

法院活动是由法官和当事人共同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司法研究不仅要分析法院的制度设计和职能定位、法院政策的实施效果,更应注重分析诉讼案件当事人以及包括受到法院政策影响的其他当事人对法律和法院的理解和感受。从人类学出发,研究者可能会获得一套与法院诉讼话语完全不同的当事人话语体系。两套话语体系的背后反映着现有司法制度与社区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应在特定社会情境之中整体理解和改革中国的司法制度。     

关于完善我国司法公开制度的思考——从利于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视角论之

司法公开具有维护司法公正、提升司法能力、树立司法权威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程序保障。虽然公开透明一直是我国司法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但我国目前司法公开的状况与现代法治精神、公平公正司法理念和矛盾纠纷及时有效化解的实际需要等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尽快建立符合上述要求的司法公开制度体系,是当前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就此,应把握的总体原则是:一方面要坚持全面扩张,不断扩大司法公开的内容和范围;另一方面也要坚持适度限制,实现扩张与限制的动态平衡。     

议举证责任的程序保障制度

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方面 ,是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应有之义 ,但这也从根本上加重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 ,如没有与之相配套的程序保障制度 ,很可能导致司法实体公正的不能实现。本文从我国实际出发 ,从三个方面对加强和完善我国举证责任的程序保障制度加以论述 :一是当事人取证权利的程序保障制度 ;二是当事人举证责任救济的程序保障制度 ;三是当事人提供证据的程序保障制度     

司法权威的结构解析

从法律规则运作的层面看 ,司法权威的结构主要是规则、司法主体和司法裁判等权威环节组成的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司法权威的结构性集中体现为法律规则及原则的权威由应然到实然的转化过程。其中程序权威、解释权威既是联结法律规则权威和司法判决权威的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 ,又是司法主体和司法判决权威的表现形式 ;而程序权威又与裁判者的中立性和当事人的平等诉讼地位密切关联。应该按照司法权威的结构性要素改造我国的整体诉讼结构。     

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对策分析

司法公信力是指司法权凭借自身的信用而获得公众信任的程度,是一种具有信用和信任双重维度的共性力量。当前,影响司法公信力提升的原因较多,因而,通过保证公正司法来提高司法公信力,需要从完善司法公开制度、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加强司法宣传工作、重视发挥律师作用等四个方面着手。     

民国律师立法及其对司法公开的促进

西学东渐引发了清末司法改革,随着"姚荣泽案"敲开中国司法公开的大门,相应的制度配套要求随之而来,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民国律师立法。民国律师从形成到发展到完善,历经近四十年的时间。在对《律师暂行章程》、《律师章程》、《律师法》的分析中,可发现民国律师的地位微妙,及其对司法公开的促进价值。     

裁判请求权与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

在现代社会 ,裁判请求权是民事司法的最高理念。为保障小额纠纷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 ,许多国家设立了小额诉讼程序。我国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小额诉讼程序 ,以充分地保障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享有裁判请求权     

欧洲一体化背景下英国社会权概念的新发展

英国最早的社会权萌芽可以追溯至16世纪的济贫制度.英国现代的社会权渊源主要来源于议会立法和普通法;在司法救济方面,由于英国法院的保留立场,典型的社会权诉讼在英国并不多见.在欧洲一体化趋势的影响下,英国承担的国际叉务对于英国社会权的渊源和司法保障都产生了新的影响.     

论行政侵权与民事侵权竞合时的救济

市场交易的频繁、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使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出现行政侵权与民事侵权竞合的现象,当行政侵权与民事侵权竞合时受害主体如何救济自身的权利目前法律并没有做出明文规定.此种情形下,受害主体可否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等相关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并没有达成共识.在行政侵权与民事侵权竞合的情形下,如果作为实现债权保证的抵押权无实现可能,民事救济则形同虚设,法院判决成为空文.因此,在行政侵权与民事侵权竟合的情形下,抵押权无从实现应是当事人已经穷尽了民事救济途径的判断标准,此时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行政赔偿应予准许,因为救济制度创设的初衷在于如何实际的保护权利人的权利,使其权利具有现实性,而非仅仅是虚无的可能性.     

论案侦信息公开化问题

案侦信息一般具有隐蔽性,其面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公开,存在适度问题。案侦公开是警方侦查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博弈。其公开的现状,第一是面向当事人的,第二是面向检察、法庭等相关人员的,第三才是面向社会公众的。侦查公开案件信息,具有阶段性、程序性与封闭性。侦查信息的公开化,虽然具有现实必然性,但司法体制内的侦查监督具有间接性与滞后性。侦查隐蔽性与其公开的趋向是一种动态平衡,司法信息公开化与侦查的封闭性也存在博弈。网络自媒体迫使案侦处于一定的可视状态。案侦信息的适度公开化,能够阻止流言,正确地引导社会舆论。侦查效率也需要兼顾案件公开的社会效益。     

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经验及其启示

基于对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具体案例的分析,提请法官注意:为了体现对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公平,法律赋予法官根据诚实信用决定证明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权不能被任意扩大;法官应当通过评价当事人的诉讼行为来贯彻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法官应当结合辩论全旨来确定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对事实认定的影响;为了体现适用法律的诚实信用,法官有必要向当事人释明、公开心证,从而避免裁判突袭。     

接近正义--对民事诉讼简易程序改革的思考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何保障每个人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 ,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主题。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正处于这一社会工程的前沿。司法不能远离社会 ,要服务于社会 ,要贴近人民大众的生活。     

论民事诉讼立案登记系统性配套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民事诉讼司法受案采取立案登记制度以后,在有效解决立案难问题上取得巨大社会效果的同时,也存在或诱发一些不容忽视的附带性问题,如增加应诉当事人诉讼成本,消耗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效率,诱发虚假诉讼、放纵滥诉等。故应坚持审判中心理念,构建立案管辖释明权制度、庭前管辖权质辩制度,完善恶意诉讼等滥诉行为的审查及其法律责任制度等,形成系统性的立案登记配套法律制度体系。     

英美国家应对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挑战的政策经验及其启示

在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的情形下,一段时期以来,英国和美国在政府信息公开内容、范围、方式、程序以及监督救济等方面可谓是下足了功夫,以期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英国和美国为应对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挑战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尽管它们的具体做法以及取得的成效略有不同,但其经验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尚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论刑事诉讼效益

刑事诉讼效益是指刑事诉讼过程和结果的合目的性,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刑事诉讼效益有正负之分,其影响因素有:刑事个案诉讼周期的长短和涉案的司法工作人员数量及素质、刑事司法独立程度、刑事诉讼公正性及其程度及其过程及结果产生理由的透明度。为提高刑事诉讼效益,应在加强对当事人和社会民众进行刑事裁决理由公开力度的同时减少司法工作人员人数,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素质。     

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完善

政府信息公开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里程碑。该行政法规实施一年多来,我国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的努力和成绩有目共睹,但是申请难、诉讼难的现象也同时存在,暴露了我国现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不足。为进一步促进依法行政、保障公民知情权,应通过出台司法解释、修改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存在冲突的法律规范等途径完善现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行为之司法审查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范围,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持不同现点,实践中高校教师寻求司法救济屡屡受阻,教师权益维护状况堪忧.厘清职称评审行为性质,拓展职称争议救济途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职称评审权的法律性质应为行政权,高校依据法律法规授权取得相应权力并加以实施,该行为应定性为具体行政行为,而非高校内部管理行为,具有可诉性,司法审查是必然选择.建议司法审查应确立有限审查、低密度审查的原则,法院只能对职称评审决定是否符合法律原则、是否符合法定程序进行审查,除非专业的判断评价明显违法或显失公正.在法律适用上还应对审查范围、审查事项、证据规则、法律适用等问题加以梳理和规制.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the Reform of Criminal Judicature in China

１９９６年,中国颁行于“文革”后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被做了大规模的修改。随之,一场影响深远的刑事司法改革在中国发生了。无罪推定、审判公开、辩护等基本诉讼原则得到了更广泛的贯彻,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因此,人们几乎普遍对这次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并将其视为中国在刑事法律中加强法治原则的重要标志。然而,实际上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整体上并没有达到立法机构和法学者所预期的目标。本文以为,中国刑事诉讼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司法体制的问题,尤其是公安、检察与法院的法律关系问题。中国现有的司法体系体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流水作业”式的司法模式。具体而言,中国的司法模式体现在警察权的司法化、检察权的制度化悖论以及弱化的司法审查机制等方面。要想刑事司法在中国实现真正的“现代”转型,只有将未来的刑事司法改革建立在宪政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