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分解与失衡分析

利用WIOD数据库,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进行了分解与对比分析。研究表明:中美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比例呈现不同程度下降趋势,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在不断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获益能力低于美国,且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下游位置;相对美国而言,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隐含大量的国外增加值,中间产品的国外增加值比例在不断上升;中美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环节越来越多,但国内价值链构建和发展却相对薄弱;技术类别越高的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相对越高,但却明显低于美国;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大幅缩小了中美贸易失衡,且技术类别越高贸易失衡缩小幅度越大。     

中国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碳排放转移效应研究

本文将区域投入产出表嵌入全球投入产出表并构建相应的碳排放账户,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分解分析方法,试图从价值链渠道、区域（国别）流向、部门结构和影响因素等角度解释中国各区域国内-外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移效应。结果表明,国内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通过国内价值链实现并且以中间品贸易为主,而国际价值链对于对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的贡献程度更大;国内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国外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入世后,碳排放强度和增加值系数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国内-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而需求结构和需求规模的变动效应则相反。本文结论对于如何协调国内-国际分工、调整国内产业和减排布局,有效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测度和贸易利得分析

近年来,随着特朗普政府单边发起新一轮的中美贸易争端,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再次引发关注。结合全球价值链的双边部门层面贸易流分解框架与地位和参与度指数,采用2016年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2016),通过对中国向美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按照国别和产业部门进行分解,并测算中美等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全球产业链分工导致的中间品贸易在国家间流动,是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额居高的重要原因;传统的总值贸易统计严重高估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增加值贸易差额占总值贸易差额的比重约为74.36%;中美两国贸易利得均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但中国获利能力远低于美国,属权贸易利得占出口额的比重均值约为47.39%。     

基于全球价值链调整的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参与度与地位比较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面临重构和调整,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被赋予新的内涵。文章从中间产品和增加值贸易视角,基于WIOD数据库和WWZ模型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考察。结果表明:2008年以来,制造业国内增加值DVA和RDV比重上升,国外增加值FVA比重下降,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多环节生产的能力不断提升;2004-2018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度缓慢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呈下降态势,但前向参与度上升,中间产品出口增加值占比提升;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在参与分工中价值链提升及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存在异质性的影响。资源禀赋和生产环节技术密集度差异影响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和地位;计算机光电设备、纺织服装等制造业前向垂直专业化(VS1)程度有所上升,从依靠进口中间产品逐步向生产中间产品出口国位置转化。     

中国制造业出口如何突破“天花板约束”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出口存在着名义增长和真实增长两种情形。面临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当前中国制造业名义出口面临“天花板约束”,而破除约束的路径之一就是依托制造业服务化提升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实现真实出口增长。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在整体和细分层面上测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44个样本经济体2000-2014年制造业出口内含服务增加值。研究发现,无论是整体还是细分行业层面,以出口内含服务增加值为表征的制造业服务化有深入发展趋势,但中国在样本经济体中排名较为靠后。进一步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与制造业出口内含国内服务增加值呈显著正相关,而与内含国外服务增加值呈显著负相关。因此,破除出口“天花板约束”,依托制造业服务化对于中国制造而言具有广阔空间和余地,也是可行的路径之一,但需要区分制造业出口内含的服务增加值来源结构。即通过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以弱化制造业发展对国外服务业的依赖,对确保上述路径可行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增加值的视角

本文利用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从增加值的视角研究了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不同于存在重复统计问题的现行总值核算方法,本文基于区域流出的增加值完全分解框架,重新构建了增加值核算下的双边贸易强度和价值链贸易强度。实证结果表明双边贸易强度和价值链贸易强度分别对经济周期联动性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验证了Frankel-Rose效应的存在和国内区域分工的替代性特征;从“地理偏好”角度,本文发现增加值供求的地域特征会强化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进一步,“第三方效应”分析表明双边贸易强度很大程度经由国内其他区域传导经济波动,而价值链贸易强度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则基本不受第三方效应的影响。     

金砖国家装备制造业出口增加值比较研究

文章将KWW法扩展,从产业角度创新出口增加值核算方法。分解量化金砖国家装备制造业出口增加值,比较其在全球产业间的流动。不仅得到更真实的贸易利得,还实现了对出口增加值在全球行业间流动的动态分析。结果显示：（1）2000-2014年,中国该行业出口增加值经快速增长,远高于其他国家。2013年后增速回落,出口增加值率先降后升稳定于30%。中巴俄出口增加值率为30%左右,印度最低。（2）从全球流动现状看,金砖国家最终产品出口增加值占比较高。其中,中巴中间产品贸易有较大增加,深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国的重复统计项和出口返回部分最高。而俄印最终产品贸易比重不断增加。生产日益“碎片化”背景下,扩展的KWW法对研究出口增加值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我国制造业企业国内价值链嵌入度的测算与事实

尽管国内价值链战略被视为助推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受制于忽略异质性的不足,已有研究很难进行企业层面的系统分析。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汲取增加值贸易与微观计量的双重优势,整合2002年、2007年、2010年、2012年省(区、市)间投入产出数据、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的海量信息,构建了一个可以连接新新贸易理论与国内价值链的分析框架。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嵌入度大幅提升,但是提升背后隐藏着偏好加工制造、排斥服务投入的倾向;进一步考虑贸易类型、区域空间与所有制差异,也未改变国内价值链嵌入度的上述倾向;由于在位效应(存活企业的平均加权变动)构成了国内价值链嵌入度偏向加工制造、排斥服务投入的主要原因,我国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整合存在着循环累积的低端陷阱。本文的以上发现不仅补充了国内价值链的研究框架,同样为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切实参考。     

国际生产网络视角下的增加值贸易结构分析与主导因素识别——以中美双边贸易为例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度了2001—2014年中美双边增加值贸易结构。结果表明,中国在双边贸易中的单位出口获利能力低于美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差异使得两国的贸易结构显示出较强的互补性。在对增加值贸易构成分解的基础上,本文识别并分析了国际生产网络体系下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主导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网络外最终需求、生产网络上游因素分别是推动中国和美国出口国内增加值扩大的主导因素。此外,产业层面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扩大主要是由生产网络上游因素驱动的,生产网络外最终需求则是中国传统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扩张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应与国际生产网络中的上下游经济体形成多元化匹配,进而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贸易双向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在现有的三区域产出溢出反馈模型基础上构建出衡量中美经济增加值和就业联系的测度方式,全面透视了中美两国的增加值和就业依存关系。结果发现：①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中国最终需求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美国最终需求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则在近期存在下降趋势。同时,中国的最终需求为美国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而美国最终需求对中国的就业影响在近期处于下降阶段。②就双边贸易而言,中美贸易对两国的增加值和就业贡献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具体到产业渠道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主要影响中国的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纺织服装以及皮革制品,批发贸易（汽车和摩托车除外）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主要影响美国的法律、会计、总部及管理咨询,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作物和畜牧业,行政和辅助服务活动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     

区域增加值贸易带动的综合就业效应测算

文章从增加值贸易视角出发,通过构建2012年和2015年中国区域-世界投入产出嵌套表,结合增加值贸易的就业投入系数,测算并比较分析了区域增加值贸易带动的就业创造、就业溢出和就业反馈效应。结果显示:考察期内中国区域增加值带动的就业效应主要源于国内贸易,且从发展趋势来看,对国内贸易带动就业的依赖程度在进一步上升;中国区域增加值贸易带动的就业效应多表现为就业创造>就业溢出>就业反馈,其中直接带动的就业创造效应开始减弱,间接带动的溢出及反馈效应成为区域就业增长的主要来源。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整合优化以内需为基础的国内价值链作为就业"稳定器",稳步推进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对接作为全球化条件下实现产业升级和促就业的"助力器"。     

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结合投入产出表,在考虑到加工贸易后,构建并测算了1992-2010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品的复合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及国内技术含量的贡献指数;利用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复合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复合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总体上呈现了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而国内技术含量贡献指数总体上趋于下降。(2) 对于复合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而言,其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即国内技术贡献度普遍较低。（3）FDI对于复合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的提升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进口贸易则显著为负;资本在长期内具有积极作用,人力资本和研发有助于促进行业FDI的技术外溢。     

90年代中国工业产品外贸优势变化及入世后的战略选择

一、引言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一致 ,中国工业产品对外贸易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迅速发展。1 980年 ,中国工业产品进出口总值为3 1 8亿美元 ,1 999年已达到 3 4 41亿美元 ,增长 9 8倍 ,年均增长率为 1 3 3 % ;其中出口由1 50亿美元增至 1 83 6亿美元 ,增长 1 1 2倍 ,年均增长率为 1 4 1 % ;进口由 1 68亿美元增至 1 60 5亿美元 ,增长 8 5倍 ,年均增长率为1 2 6%。工业产品对外贸易的巨大成长是伴随着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优化而实现的。 2 0年来 ,工业产品中矿物燃料等初级产品在中国工业产品出口总值中的比重持续下降 ,而工业制成品及制成品…     

国际商业周期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国际商业周期变化对中国出口有着怎样的影响？本文在重力方程中引入不可观测的周期性因素,用于分析中国出口的变化及其决定因素。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允许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具有个体异质性,因此更具一般性,也更符合典型贸易事实。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Pesaran (2006)的异质性面板、Bai（2003）的共同因子等新提出方法分别估计重力方程和周期性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出口具有明显的供给推动特征,国内产出是引起出口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国外产出和汇率是导致出口波动的重要因素;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因贸易伙伴而异,中国对美国、日本等贸易伙伴的出口受周期性影响较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冲击在2009年还将进一步显现。     

数字贸易测度的概念架构、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初探

数字贸易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新模式和新业态,也是各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领域。然而,国际社会对数字贸易概念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直接影响着数字贸易市场拓展和规则制定,数字贸易测度也成为国际贸易统计领域具有挑战性课题。本文在回顾和梳理国际社会关于数字贸易概念和测度方法既有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贸易的“二元三环”概念架构,构建了测度数字贸易规模的指标体系,开发了以“实际数字交付比率”为关键的数字贸易测度法,并使用中国“两化融合”平台数据库的数据,对中国2018—2019 年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进行了试测度。本文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数字贸易测度研究以及有关部门建立数字贸易统计监测制度具有借鉴作用。     

中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测算与演变探析

在进口中间产品的贸易格局下,我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难以持续增长的深层次因素需要从出口国外增加值的演变动态过程中进行分析。本文根据出口中原材料的来源地和国家间增加值的核算平衡关系建立生产核算模型,直观地测算了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将出口中国外增加值的变化分解为进口国增值能力、进口国技术水平、国际贸易联系、我国技术水平、出口水平变化五部分,并讨论了我国出口边际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出口沿着二元边际变动是影响我国出口国外增加值变化的最主要原因。进一步从微观层面分析出口边际的变化,通过对比不同技术水平企业发现,国际贸易环境、规模经济和政策扶持仍然是我国制造业企业持续出口的外在条件,而产品质量、生产效率等因素则为我国高技术企业在海外市场生存提供了内在动力。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国际经济周期非对称联动

剔除第三方效应测度双边价值链嵌入度,考察其与国际经济周期非对称联动间关联。研究发现:融入全球价值链使中国制造业陷入低增值率出口与中间投入高比例进口的困境,进而削弱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经济扩张的联动,加强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经济紧缩的联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际经济周期呈扩张联动低于紧缩联动的非对称特征。该现象在金融危机前突出,危机后有所缓解但仍存在。相对而言,融入全球价值链大幅削弱了中国与经济增长较为稳健的发展中国家、非欧盟国家经济扩张的联动,又大幅加强了中国与发达国家、欧盟国家等危机多发国经济紧缩的联动,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要规避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稳增长的阻碍,中国须提升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并着力降低中间投入进口比例。本文发现了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非对称特征,并基于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典型特征解释成因,研究结论可为制定实施稳增长政策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