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企业融资与信贷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利率扭曲、信贷市场不完善,导致信贷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其突出的表现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面临信贷配给问题,而国有企业和大企业由于其国有背景和规模优势,获取信贷较为容易。近几年金融科技迅速发展,一方面科技公司涉入金融领域开始从事金融业务,另一方面,银行开始应用金融科技以提高贷款技术。金融科技催生的新兴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有助于增加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信贷供给,减少了信贷市场存在的“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有可能提高了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基于2011—2020年省级层面数据,探讨金融科技发展对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理论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提高了金融机构搜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效降低银企信息不对称,缓解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进而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仅在政府调控程度高的地区、金融抑制程度低的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显著。本研究从理论上丰富了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拓展了金融科技经济后果的研究,为推进金融科技发展以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理论基础、经验证据...     

货币政策波动对企业融资成本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文章阐释了货币政策波动影响企业融资成本的非线性效应机制,采用我国2008—2017年1984家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基准利率降低有利于企业融资成本降低,借助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够提高非国有企业的信贷可得性,相应的融资成本也随之下降;总体上,基准贷款利率对企业融资成本的边际效应将呈现"先递增,后递减"的"倒U"型变化规律,货币供应量对企业融资成本的边际效应呈现出逐级递减的非线性变化规律;货币政策会由于企业产权属性异质性而对企业融资成本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基准利率对融资成本的边际效应将呈现出逐级递减的非线性变化规律,货币供应量对融资成本的边际效应呈现出"先增加,后递减"的"倒U"型变化规律,对非国企而言,基准利率对融资成本的边际效应呈现出逐级递减的非线性变化规律,货币供应量对融资成本的边际效应呈现出"先递减,后递增"的"U"型非线性变化规律。     

信息不对称与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实证检验

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股权融资偏好现象,通过实证研究证明资产风险的信息不对称是导致此现象的重要原因,此理论也有助于解释以往各种不同股权融资偏好理论的分歧.另外,显著性检验结果也表明传统权衡理论和负债能力理论不能排斥实证结论,进一步证明了结论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股权激励与企业债务融资——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经理人股权激励下的企业债务融资行为是公司治理领域很重要的研究问题之一。选取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于2008—2014年间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经理人股权激励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变动对以上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经理人股权激励能够提高企业的债务融资水平;较之货币政策宽松期,紧缩时期经理人股权激励对债务融资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体现于长期债务融资,因此对中国新兴与转轨特殊背景下的股权激励监管有着很强的指导价值。     

财务欺诈与融资博弈之解析

基于信息经济学的信号发送理论和博弈论原理,本文证明了在市场不完全、投资者讨价还价能力不高以及财务欺诈成本低的情况下,财务欺诈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而会计信息作为区分证券市场优劣公司的信号作用将被削弱,并严重影响证券市场的资产定价机制.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

对中小企业融资的研究,经济学学者主要从信息不对称、制度、博弈论来研究,财务学学者则从资本结构理论、财权与财务治理结构来研究,本文将从中小企业的界定和与融资相关的概念出发,分别从经济学和财务学角度对中小企业融资研究的理论基础作简要分析。     

商业信用融资成本计量与决策的新方法

商业信用融资决策的核心内容是付款期的选择问题,其融资成本的计量并不一定要像长期资金一样计算其资金成本率,文章采用了一种新方法,即计算比较各期竹款在信用期终了时企业偿还给银行的贷款额和支付给供货方的货款,现金流出成本最低的付款期为最佳方案.计算中无需考虑所得税因素,贷款利息的计算依据银行现行规定采用单利计算.     

信息不确定、信息不对称与债券信用利差

在将债券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区分为一级市场上发债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确定与二级市场上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基础上,本文以中国企业债券为样本,实证检验信息不确定、信息不对称与债券信用利差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债券以及企业层面相关控制变量情况下,投资者在信息不确定与信息不对称两种情况下能获得显著的风险溢价。在控制了信用等级与事件日时长的情况下,该结果是稳健的。最后,信息不确定与信息不对称能够帮助信用风险结构模型解释债券信用利差。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为了更好保护投资者,监管部门在加强企业债券信息披露监管的同时,也应该强化对投资者信息披露的监管。     

环境信息不对称、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与企业环境治理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本文以2013-2016年深交所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环境治理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环境信息披露较差以及本地子公司较多的企业中,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的环境治理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考察实地调研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路径发现,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推动了企业环境治理的资本市场监督和媒体监督。本文的研究验证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拓宽了实地调研经济后果的研究领域,对于深入理解并推动我国企业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信息不对称、议价能力测度与中国水果出口定价——基于双边随机边界模型

议价能力是影响出口定价的重要因素。运用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中国水果出口议价能力及其对最终出口定价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进出口国双方掌握的信息程度对最终出口定价具有重要影响,同时进口国相对于出口国掌握着更多的信息并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出口国被迫接受一个低于理论价格的价格,最终形成的实际出口价格相对于公正的理论价格低0.92%;年度效应和国别效应分析发现,长期以来实际出口价格低于理论价格,水果出口议价能力没有得到提升。为提高水果出口议价能力,政府部门应搭建出口信息平台,及时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并鼓励提高水果出口商的组织化程度,通过集体议价的方式与进口商展开谈判。     

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系统性与非系统性时变效应研究

本文建立兼具随机波动率和时变参数的VAR模型,刻画经济系统中结构冲击和传导机制的时变性,并在同一框架内分析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系统性和非系统性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对应于货币政策冲击,货币政策的非系统性效应在大波动时期存在“价格之谜”现象,在大稳定时期则出现政策冲击波动以及经济活动对其同向响应程度的双重下降现象,甚至在有些时段出现负向响应,其平抑经济波动的作用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2）系统性效应显示货币政策对于通货膨胀的响应强度整体呈消极特征,但存在一种往积极方向转变的动态学习模式,而且这种转变呈现不同状态的频繁转换。（3）反事实分析显示货币政策系统性和非系统性效应虽然有所改善,但这并不是宏观经济从大波动向大稳定转变的主要原因。     

货币政策冲击对股票市场价格泡沫影响的时变分析

一直以来,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的关系都是经济金融领域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以1997-2014年我国月度数据为样本,运用新近发展的时变参数的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模型（TVP-FAVAR）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冲击对股票市场价格泡沫影响的时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的变动对股票市场价格的影响有着显著的时变性特点。当股票市场存在较大程度的资产价格泡沫时,股票市场的价格可能会随着利率提高而上升,采用加息的紧缩货币政策未必能够起到相应的调控资产价格波动的作用。这一结果和理性资产价格泡沫理论一致,意味着有必要重新审视传统观念中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波动之间是逆周期关系的认知。因此,政策制定者在采用“逆风而动”的货币政策时需要更加审慎,应密切关注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影响的时变特征,针对金融市场波动状况相机抉择。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2的修正和新生

M2是传统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然而,随着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它的有效性备受质疑。在没有更好的替代指标出现以前,探讨修正的M2是学术界的热点。迪维西亚法和现金等价法都是基于流动性总量的测度来修正简单加总法测度下的M2。本文通过更为简洁的模型推导,首次在构建原理上论证,在测度M2的流动性总量时,现金等价法的精确性明显优于迪维西亚法。本文还基于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和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控性、相关性原则,对简单加总法、迪维西亚法和现金等价法测度下的M2的合理性进行实证比较,结果表明,现金等价法测度下的M2在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以及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控性、相关性上都明显优于简单加总法和迪维西亚法测度下的M2。因此,本文认为,应该用现金等价法来修正传统M2,使其能够准确反映流动性总量的变化,提升其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效力。     

住房价格与中国货币政策规则

 住房价格高涨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一直以来颇受关注。本文构建含有房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规则是否关注住房价格进行了检验。此外,本文通过数值模拟比较了将房价纳入货币政策规则与否对宏观经济波动所产生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有：央行在2003-2010年的实际操作中已将住房价格波动纳入修订泰勒规则中;将住房价格波动纳入货币政策规则对调控房价上涨有较好效果,但代价是调控过程中通胀率的持续上升,以及产出水平和家庭消费负向偏离稳态;家庭住房贷款首付比例能够有效降低稳态水平下的住房价格。     

理性预期下宏观经济政策真的无效吗

本文在对理性预期模型评述的基础上,通过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分为前期有效、当期有效与后期有效后发现,即便是在理性预期理论框架下,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都是有效的,不同的是,在理性预期理论框架下,宏观经济政策仅表现为前期有效。在经验证据上,本文分别以我国和美国的相关实际数据为样本,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检验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的货币政策不仅是前期有效的,而且后期也是有效的,相比而言,美国的货币政策却表现出前期有效、后期无效的特点。究其原因,两者的差异主要在于政策信号传递以及公众对货币政策预期形成方式不同,但无论公众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符合什么形式,它都会对宏观经济经济运行产生影响,经济政策都是不可或缺的。     

预期引导、政策冲击与股市波动——基于文本分析法的异质性诊断

防范股票市场异常波动是维护金融稳定和防控金融风险的关键一环。货币政策实践中,预期引导与政策冲击对股市波动的实际影响和传导机制迥然不同。现有文献对两者之于股票市场波动 的异质性影响多有讨论,但分歧明显。基于2005年到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各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和《货币政策大事记》,本文分别构建表征货币政策预期引导强度和实际操作频度的代理变量,对上述指标之于同期A股市场主要行业指数的波动性影响做了多维诊断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第一,预期引导效应和政策冲击效应对于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特征,预期引导有助于平抑市场波动,而频繁调控则会放大股市波动。第二,预期引导的明确性会制约其对股市波动的平缓作用,货币调控意愿的表达越明确,越有助于平抑股票市场波动;而更坚决的“严厉型”表述比态度相对温和的“温和型”表述能够更显著地平抑股票市场波动。第三,实际操作频度对股市波动的放大作用受制于具体调控方向,宽松型调控的频率上升仅会小幅放大股市波动,而紧缩型货币调控则会大幅抬升股市波动性。由此,从平抑股市异常波动、维持金融稳定的角度出发,强化货币政策的预期引导比相机抉择的频繁调控更为重要;在预期引导过程中,应当增强调控意愿表达的明确性和坚决性,以限制其对金融市场运行带来的扰动。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内容提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属政府干预宏观经济最重要、使用最频繁的两大工具,可依宏观经济调控要求进行合理搭配。本文在人民币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框架下,用修正的M-F模型深入分析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的综合影响。结果显示扩张的财政政策辅以扩张的货币政策是目前较理想的操作方式。用2005年7月至2010年6月的月度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佐证了上述理论。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及形成机理研究

借鉴Diebold和Yilmaz（2012）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思想，利用14个主要经济体2003年1月至2017年5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数据，测算了其溢出效应,并对形成机理进行了初步探讨。测算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整体水平要高于发展中国家，该溢出效应对突发大事较为敏感，而对于可预期世界大事则较为迟钝。在控制了个体和时间效应后，进行面板固定效应的FGLS估计，实证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其波动对溢出效应的偏效应均为正，且波动值的估计系数远高于水平值，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体现为波动溢出效应。由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可知，随着分位数的增加，对外贸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值、波动值及交互项估计系数的绝对值逐渐变大，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起主要作用的因素随之变化。为了更好抵抗来自其他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污染，各国应找到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减少国际依赖。     

证券市场收益率分布时变性的经济学分析及其我国的经验证据

 当投资者预期不一致时,现金流贴现模型用以作为资产价值判断标准的统一性就遭到了破坏,预期相对悲观与乐观的投资者形成了市场交易的两大阵营,由这两大阵决定的卖力与买力的相对能量决定着证券投资收益率的分布特征,无论现实市场价格向哪个方向变动,市场交易的实现都会使证券资产向预期乐观的投资者集中,这种证券资产的集中过程对应着资产收益率分布的时变性,本文不仅从理论上探讨了收益率分布时变性的微观经济基础,而且还以我国上证指数的一个完整的牛熊市周期的实际数据为研究样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证实了股票收益率分布时变性的存在性以及不同阶段收益率的分布特征,并运用马尔可夫概率转移矩阵考察了收益率分布的动态变化过程。     

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多维贫困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推动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居民经济行为的影响巨大,因而也可能具有减贫作用。本文首次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通过克服内生性的工具变量估计,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然而,与预期不同,本文的初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了贫困发生的概率,也加深了多维贫困的程度,且影响逐年增大。不过,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能存在结构性问题:数字金融发展给能够接触到互联网的居民带来便利以及机会,挤占了未能接触到互联网的居民原先所可能获得的资源,这种数字鸿沟使得位于贫困线附近和贫困线以下的居民由于数字金融的发展而愈加贫困。观察背后机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主要导致了面临数字劣势的贫困居民失业概率的提升。因此,在推进数字金融发展的同时,应着力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可得性,尤其对于农村的贫困人口而言,积极应对数字经济对就业市场的挑战,引导其成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