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贸易效率与数字贸易潜力测算

文章以与中国发生双边数字贸易的27个主要国家2000—2020年的数字贸易数据为考察对象,通过构建数字贸易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中国数字贸易效率及潜力进行了测算,并对影响数字贸易效率的因素展开了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与贸易国开展数字贸易的效率普遍较低,但数字贸易潜力巨大,且与日本、韩国、新加坡进行数字贸易的潜力最大;从行业来看,其他商业服务业的贸易潜力最大,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次之,通信服务业的贸易潜力最小;从影响因素来看,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文化差异对中国提升数字贸易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贸易国人口规模、地理距离会抑制中国开展数字贸易。     

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潜力测度

文章利用2001—2020年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数据,分析了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的互补性,并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了进口层面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粮食贸易潜力及其制约因素。研究发现：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粮食贸易上具有互补性。进一步的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粮食进口贸易效率较低,但潜力巨大;贸易国双方的人口规模、农业资源禀赋差异对粮食进口贸易潜力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经济规模、地理距离和经济差距则具有抑制作用。从阻碍粮食进口贸易潜力提升的非效率因素来看,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政府效率和贸易自由度的提升,以及文化距离的缩短都能够抑制贸易非效率,促进粮食进口贸易潜力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国别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我国积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双边贸易规模不断增加,贸易品种更加丰富,贸易质量稳步提升。文章选取泰国、越南、印度、俄罗斯等20个沿线重点国家为样本,运用贸易引力模型,从政治、经济、基础设施等10个维度出发,实证检验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国别影响因素,并测算了双边贸易潜力值。研究发现,经济规模、需求水平、港口基础设施水平、物流绩效指数、国际组织加入情况以及双边互认协议签署情况对我国与沿线国家间双边贸易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经济规模和需求水平构成两国贸易需求基础;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绩效指数为提高双边贸易运输效率提供先决条件;加入国际组织和签署互认协议弱化了双边贸易障碍,上述正向因素共同支撑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地理距离与贸易通关时间对双向贸易影响显著为负,较远的地理距离和较长的通关时间不利于双边贸易的高效运行;制度因素对双边贸易影响显著,但存在正负交替特征,主要归因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体系的较大差异和不稳定。同时,我国与沿线国家间双边贸易由贸易潜力再造型转向贸易潜力巨大型,贸易潜力得到不断释放。     

“金砖国家”经贸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为了克服传统的基于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非对称性缺陷,本文基于对称性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构建了对称性相对贸易优势指数,根据该指数确定了金砖国家各自的优势产业和劣势产业,进而确定金砖国家相互间具有高贸易增长潜力的行业。为了进一步准确地衡量金砖国家间的贸易竞争和互补状况,本文基于对称性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构建了“对称性贸易互补性指数”和“对称性贸易竞争性指数”,利用这两个指数从细分的产业层面研究确定了金砖国家内部任意两国之间竞争（或互补）的广度和深度。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了深化金砖国家合作的对策建议。     

“十二五”至2030年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展望

 综合考虑未来国内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及其变化,本文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三种情景。结果显示“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可望接近8%左右,中长期内中国经济仍然具有较快增长的潜力;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风险在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较差,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能否发挥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发展方式转变。     

中国与“一带一路”典型贸易区间出口贸易潜力分析

基于贸易引力模型,文章结合中国同典型国家之间的贸易真实情况,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测算中国同典型贸易区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结果发现,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进口国的贸易自由度对贸易影响非常显著,而技术性贸易措施对贸易影响不显著。随后测算了中国同各国的贸易潜力,并按照潜力巨大型国家、潜力开拓型国家和潜力再造型国家进行了分类。     

分位贸易引力模型及其EM算法分析

贸易引力模型是一种流行的具有经济理论基础的技术手段。在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分位回归的思想,构建考虑隐变量的分位贸易引力模型,采用该模型的创新之处在于:考虑基础贸易引力模型存在除距离、两国经济规模之外的隐变量,因此采用EM算法对参数进行估计。将该模型应用于2014—2018年45个样本国家的双边出口贸易额数据的分析当中,验证该模型具有稳健性,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出口国经济规模、进口国经济规模、距离对双边出口贸易的影响符合国际贸易理论,而隐变量的系数呈现倒U型,表明除距离及两国经济规模的影响因素外存在其他影响因素,对出口贸易额存在速度先递增、后递减的作用;经过验证各系数均服从Logistc分布。     

我国通货膨胀率的最优目标区间几何？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提出了面板数据动态门限回归模型的二阶段合并最小二乘（2SPOLS）估计方法;其次,基于中国29省市自治区1978-2008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我国通货膨胀率对经济增长率的作用存在两个门限值的“双门限效应”,其门限值分别为3.2%和15.7%。所以,通货膨胀率位于（0%,3.2%]时,温和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率存在“托宾效应”。通货膨胀率超过3.2%时,通货膨胀率对经济增长率存在阻碍经济增长的“反托宾效应”,尤其,通货膨胀率高于15.7%后,恶性通货膨胀严重阻碍经济“软扩张”。因此,我国通货膨胀率的最优目标区间是（0%,3.2%]。     

包含加法模型和混合模型的指数分析体系

统计指数体系分析方法的一个较大不足就是局限于乘法形式的经济方程式,然而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多种多样的,目前的统计指数体系分析方法难以应用于形式多样的复杂经济现象的因素分析。本文把基于乘法方式的指数体系称之为指数体系的“乘法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将传统的只包含乘法关系的经济方程式加以扩展,将其推广到可以应用于加减运算的“加法模型”和包含全部四则运算的“混合模型”,建立了“广义指数分析模型”。该模型不仅保留了传统统计指数体系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分析方法,还可以较大地提高统计指数分析的深度和广度,由此可以基本解决统计指数体系分析方法的局限性问题。     

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暗含着“同质”假设,即随着经济的增长,各个国家和地区经历着相似的环境影响轨迹。本文在质疑该“同质”假设的前提下,对中国31个省份进行整体和分组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这主要取决于地区和污染指标的选取,具体会呈现单调递减、“U”型、倒“U”型、“N”型和倒“N”型五种关系;（2）不同组别的当前经济水平会给不同污染物带来不同的内生性影响。相对而言,我国在SO2减排上的难度主要存在于高工业化高收入组、高工业化低收入组和低工业化低收入组;在固体废弃物减排上的难度主要存在于低工业化低收入组;在废水减排上的难度主要存在于低工业化高收入组和低工业化低收入组。因此,政府应当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优化环境规制形式,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耦合性的四维分析

本文创新性地构建“产业耦合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UIBE GVC数据库中的ADBMRIO表从制造业的竞争性、互补性、依存性和融合性四个维度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制造业的耦合情况进行分析。同时，基于增加值贸易分解法对相关指数进行修正，使其可以准确反映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双边贸易关系的真实情况。随后从总值贸易和增加值贸易两个视角出发，进一步对中国与3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4个制造业产业自2010-2017年间的耦合性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从整体来看，在总值贸易视角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制造业可以保持良好的耦合性，但在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双边耦合水平出现恶化；从细分区域来看，无论在总值贸易还是增加值贸易下，东南亚和东亚地区都与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内具有良好的耦合性，而中东欧地区与中国制造业的耦合性表现则最不理想，中亚和南亚地区均表现一般；从细分行业来看，在精炼石油、木制品、纸制品、皮制品等行业中，双边具有相对较好的耦合性，各国在不同行业中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最后，针对如何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耦合性的问题，本文从竞争、互补、依存和融合四个方面提出不断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进一步合作、提升双边制造业耦合水平的建议。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及其传导机制

本文采用CM同步化指数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变化的动态特征,并运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检验周期协同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经历了波动上升期、逆转期和持续下降期三个阶段,且“脱钩”趋势明显。(2)中国与不同发展类型国家的协同性有显著差异,在波动上升期和持续下降期,中国与转型国家的协同度最高,发达国家居中,发展中国家最低,而在逆转期,协同性由高到低依次为发达、发展中和转型国家。(3)双边贸易、双边直接投资、专业化分工、金融一体化是引起跨国经济周期协同性变化的主要传导路径。双边贸易和金融一体化会强化协同性,专业化分工和双边直接投资则产生弱化作用。此外,较大的制度距离和较低的货币政策协调性会降低周期协同性。(4)各传导渠道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相对重要性从大到小依次为：双边直接投资、金融一体化、专业化分工及双边贸易,但在后危机时期,全球价值链主导的国际分工使专业化分工成为最重要因素。上述结论为“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模式与路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国际生产网络视角下的增加值贸易结构分析与主导因素识别——以中美双边贸易为例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度了2001—2014年中美双边增加值贸易结构。结果表明,中国在双边贸易中的单位出口获利能力低于美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差异使得两国的贸易结构显示出较强的互补性。在对增加值贸易构成分解的基础上,本文识别并分析了国际生产网络体系下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主导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网络外最终需求、生产网络上游因素分别是推动中国和美国出口国内增加值扩大的主导因素。此外,产业层面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扩大主要是由生产网络上游因素驱动的,生产网络外最终需求则是中国传统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扩张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应与国际生产网络中的上下游经济体形成多元化匹配,进而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对外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度量方法和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对外贸易政策度量方法的缺乏使得经济学界长期忽视了对外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借鉴西方学术界在研究贸易开放过程中发展的度量方法对中国省际对外贸易政策进行度量,在此基础之上使用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对外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关系。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发现对外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有稳健的促进作用;为消除控制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用GMM方法进行估计,发现对外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仍然有稳健的促进作用。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国际经济周期非对称联动

剔除第三方效应测度双边价值链嵌入度,考察其与国际经济周期非对称联动间关联。研究发现:融入全球价值链使中国制造业陷入低增值率出口与中间投入高比例进口的困境,进而削弱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经济扩张的联动,加强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经济紧缩的联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际经济周期呈扩张联动低于紧缩联动的非对称特征。该现象在金融危机前突出,危机后有所缓解但仍存在。相对而言,融入全球价值链大幅削弱了中国与经济增长较为稳健的发展中国家、非欧盟国家经济扩张的联动,又大幅加强了中国与发达国家、欧盟国家等危机多发国经济紧缩的联动,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要规避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稳增长的阻碍,中国须提升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并着力降低中间投入进口比例。本文发现了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非对称特征,并基于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典型特征解释成因,研究结论可为制定实施稳增长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十大城市群国际贸易贡献率质量空间比较研究

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中国十大城市群国际贸易贡献率质量进行比较分析,能够清晰地反映中国十大城市群及内部各城市的国际贸易贡献率质量。研究认为:地理位置和经济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贸易贡献率质量水平;大多城市群中各城市国际贸易贡献率质量差异大,城市间发展不均衡;多样的贸易方式及合理的产业结构更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中国十大城市群国际贸易贡献率质量必须要不断调整和发展,以完善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国际贸易整体结构水平。     

中国服务业的新经济地理特征

 利用2008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服务业的汇总数据和2007年的城市数据,本文对影响服务业产业集聚的因素作了初步的考察,特别关注代表地区市场容量及与市场接近程度的城市市场潜能带来的影响。我们的分析表明,市场潜能较高的城市其服务业集聚程度也更高,平均来看,城市市场潜能提高1%,其服务业集聚程度提高0.2%左右。并且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在中部地区最为明显,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则不显著。市场潜能对服务业影响在地区间的差异可能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在城市体系以及地理位置的不同有关。本文还分析了其他城市特征及行业差异对服务业分布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阿拉伯国家出口流量及潜力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规划了中国向西开放的格局,地处"一带一路"西端交汇地带的阿拉伯国家成为中国天然和重要的合作伙伴。通过分析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阿拉伯国家的出口现状,发现出口结构不合理;采用引力模型,通过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阿拉伯国家出口的不同因素,并从高新技术产品总量层面和大类层面上分别测算了中国对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出口潜力;根据实证检验结果提出了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增加值贸易的效应研究——基于广义假设抽取法的分析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构建了多区域假设抽取模型,实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增加值贸易的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有助于提升自身对各行业的增加值消费,也有助于其他国家之间的增加值贸易以及其他国家的增加值消费,在全球价值链下中国的增加值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2)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往来对不同的国家影响不一样,对美国、日本的增加值进出口影响较大。(3)全球价值链下中国的各行业增加值贸易的效应大小并不一致,部分行业的作用大于其他行业,例如农、林、牧、渔业的内部效应大于其他行业。根据以上结果,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增加值贸易,其他国家也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另外,在采取进出口税率调整等政策扩大增加值贸易时需要注意行业的差异。     

基于资源环境约束视角的中国农业绿色生产率测算及其影响因素解析

传统农业生产率测算方法忽视资源和环境约束,有可能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绩效产生误判,从而导致政策误导。为此,将资源环境因素引入传统的农业生产率分析框架,采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方法对中国30个省份1998—2011年的农业绿色生产率水平进行测算,并且运用Tobit回归模型对影响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绿色生产率水平总体偏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已经对中国的农业发展造成了较大的效率损失;不同区域农业绿色生产率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农业绿色生产率较高,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绿色生产率普遍较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加大会有效提升农业绿色生产率水平,而农业结构中养殖业比重的上升、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对农业绿色生产率水平有显著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