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中国哲学——关于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若干思考

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与如何理解"哲学"无法分离。哲学作为智慧之思不同于特定的学科,但近代以来又获得了某种学科性。同样,对性与天道、成己与成物的无穷追问,赋予中国哲学以不同于具体知识领域的深沉内涵,而当这种追问被纳入作为现代知识谱系之一的哲学史并成为其考察对象时,它同时也被赋予了某种学科的形式。作为历史中的哲学,中国哲学既表现为在历史演化过程中逐渐凝结的不同哲学系统,并相应地呈现为可以在历史中加以把握、考察的对象,又是在历史过程之中不断形成、延续的智慧长河;前者使之具有既成性,后者则赋予它以生成性。就中、西哲学的关系而言,中西之辩不仅是空间性、地域性的问题,而且更内在地隐含着时间性、历史性的内涵。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延续与近代以前的不同在于:它同时也是中国哲学不断参与、融入世界哲学的过程。     

再思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既包含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也具有自身的独特形态。与之相联系,在如何对待中国哲学的问题上,涉及两个方面:其一为认同,其二是承认。认同意味着肯定中国哲学所内含的哲学之为哲学的一般品格,承认则以揭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为关注之点。中国哲学的衍化过程,同时涉及"思"与"史"的互动,而当我们把中国哲学不仅理解为既成之"史",而且也界定为处于生成过程的开放之"思"时,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便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以上两个方面的统一,既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哲学"的历史,也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历史"的哲学。中国哲学在近代以来的衍化过程中,同时又面临"中西"之辩,"中西"的背后,实质上则是"古今"问题。中国哲学的研究,需要超越"以西释中"或"以中释中"这一类"中西之辨"而走向"世界哲学"的视域。在中西会通、古今交融的过程中,中国哲学的发展将同时融入世界哲学之中,并呈现世界性的意义。     

英国近代政治哲学中的"家"与"国"——以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的"家国关系论"为参照

对"家"与"国"之间的亲和关系和根本一致性的强调,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原则之一.而"家"与"国"或"泛血缘的家庭共同体"与"政治社会"的关系问题,对于近代英国的政治哲学而言,也是一个前提性和基础性的问题.但是,近代英国政治哲学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论述,却与儒家的相关思想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甚或对立.比较透视近代英国政治哲学与儒家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看法之歧异,简要梳理和回顾现代新儒家对儒家"家国一体论"的重新诠释和现代反思,对于我们思考和解答这一依然有其现实性的政治哲学问题,具有参考的价值和启发的意义.     

中国哲学中的理性观念

在中国哲学中,体现于"思"的理性,首先与"心"相关。心之"思"既展开为具体的活动,又以理、道等为内容。从思维的趋向看,中国哲学视域中的理性,更多地呈现辩证的性质。与之相关,在这种理性形态中,认知意义上对事(物)与理的把握以及评价意义上对价值的判断和确认,构成了彼此相关的两个方面。与赋予认识意义上的理性(心之"思")以认知和评价双重内容一致,中国哲学对实践过程中的合理性(rationality)也作了广义的理解,使之同时包含"情"与"理"二重涵义。以上二重趋向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中国哲学对广义理性的理解。进入近代以后,传统哲学对理性的理解依然得到某种延续。在这方面,梁漱溟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对"理性"的诠释,可以视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理性观念在近代的回响。     

王夫之与费尔巴哈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正>王夫之与费尔巴哈是中西哲学史上两位集唯物主义之大成和划时代的著名哲学家。王夫之以其气一元论终结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并以其情欲主义人性论和公欲目的论的道德学说,开凿了中国近代哲学之先河。费尔巴哈则由于其唯物主义无神论及其人本主义思想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和欧洲近代哲学。“近代哲学”这一概念,把代表中国近代哲学之开端和代表欧洲近代哲学之终结的这两位哲学家联系到了一起。由于两者分属于“近代哲学”的两极,加之历史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因而王夫之哲学不可能具有费尔巴哈哲学的顽强战斗性和鲜明的资产阶级立场,费尔巴哈哲学则不仅达到了近代哲学的顶峰,而且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但尽管如此,两者的思想也还是不乏可比性。     

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合一为主导,西方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分(包括主体性原则)为主导.中西传统哲学的主导思想之不同带来了两者一系列不同的特征,其中有的特征又有共同之点.中国传统哲学因重天人合一,不分主客,故较少关于主体如何认识客体的认识论,不重自然科学而侧重于讲人如何生活于世界之中的人生哲学和人伦道德哲学;中国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因重天人合一,而又把封建道德原则的义理之天与天人合一紧密结合在一起,于是造成了中国传统哲学长期以“天理”压人欲的特征.这两个特征可以简单归结为缺乏科学与缺乏民主两者.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因重主客二分,故注意发挥人对自然的主体性和人对统治者的主体性,这两方面的主体性在近代哲学中就表现为科学与民主这两个概念的明确建立和发展,这也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两大特征.     

哲学、历史与哲学史

一部好的哲学史作品应该是建立在哲学史家对"哲学"和"历史"观念的反恩之上.近代欧洲哲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往往表现出这一点.黑格尔、文德尔班和罗素的哲学史研究不仅阐释了他们理解的"哲学",也引导着近代西方"历史"观念的演变.当前,我们注意到一些哲学家或哲学史家在思考哲学史时,就哲学史作为一种历史表现,仍然习惯于采用19世纪发展出来的那种实在论"历史"现,以获取客现的哲学史为其宗旨,这的确有失哲学家作为反思者的身份.历史哲学与历史编纂理论的当代进展对于当代的哲学史研究所忽视的这种尴尬境地应当可以提供相应的提示.     

现代中国“哲学”的困窘:西方强势话语阴影之下的“文化纠缠”

本文提出了"现代中国哲学的‘文化纠缠'"问题,认为我们迄今为止是否已经真正拥有了自己的"现代哲学",这还是一个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我们的"哲学"始终纠缠于或隐或显的"文化"问题.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优劣比较"的民族文化情结,遮蔽了我们的哲学之思.     

从形上之思到生存智慧--现代性状况与哲学存在的合法性根基

近代哲学在张扬理性、完成转向的同时,也失去了哲学传统中所具有的关注人类命运和价值的智慧之根,这导致了理性形而上学在不断拓进的同时,也疏离了人类的生存困境.本文试图表明,在现代性的人类生存状况下,理性形而上学必然走向衰落,而在近代哲学框架下各种探究"形上之思"的努力也必然归于失败,寻求关乎人类整体命运的生存智慧将成为现代哲学的立足点和合法性根基.     

严复的科学、进化视域与自然化的“天人观”

近代中国哲学和思想转生的一个重要方式,是以近代西方"新学"为参照物重新认识和转化古代中国哲学和思想观念,作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严复在科学和进化的视域之下对古代中国"天人"观念的重构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在很大程度上,严复过滤掉了古代中国"天"观念的"神性",把其中的"自然性"引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不仅使中国的"天"高度自然化了,而且也将与之相对的人和社会"自然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