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化约”的文学世界：士风叙事下的范仲淹及其文学创作

范仲淹的士风观内涵丰富,主要表现为以“四民”说为角色意识基础,以敦教育、慎选举为士风振起途径,以不离中道为理想士风状态。传统士风叙事对范仲淹形象的化约遮蔽了其文学世界的诸多层面,如基于“中道”观的文学思想,以精英化的制度关怀表达淑世情怀的方式,以及层次丰富的隐逸书写等。在对范仲淹的士风叙事中,欧阳修引入“外和内刚”说,力图补完当时对庆历士风畸重于“刚”的印象;苏轼持“一定之见”说,强调政治定见与操守,将其纳入旧党的思想谱系;宋后的题咏则将其化约为若干标签化的士风印象。“士风”作为一种方法,为全面认识范仲淹的文学世界提供了契机。     

元杂剧中的范仲淹形象解读

范仲淹在元杂剧中出现5次,均为朝廷重臣,手握大权,虽然不是正末,对剧情发展却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杂剧中的范仲淹形象统一,均为忠义的儒家士大夫,元杂剧作者对其都怀有赞美与敬仰之情,这与范仲淹自身魅力和元代社会风貌均密不可分。     

东英寿教授新见欧阳修散佚书简解读

日本学者东英寿教授新发现欧阳修散佚书简96篇,深为中日两国学界所关注。其重要价值在于提供了不少欧与友朋等交往的宝贵资料。已见致吕公著书简仅有5篇,而新见的多达31篇,其中记有嘉祐二年贡举所取士子的情况及对苏洵文的评价;致苏洵书简展示了与北宋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创作争议,即欧为范仲淹作神道碑铭,其中叙庆历党争之后范与吕夷简释憾一节,刻石时遭范氏子弟削去,欧对此极为不满,强调当以原作为准;致曾巩书简中"天下文章,久不到此矣"的赞叹,洋溢着欧为王安石、曾巩等后学成就不凡而极度欣喜与竭力揄扬的满腔热情;致范仲淹书简论孙甫为尹洙作行状事,披露了欧与范仲淹、韩琦等致力于庆历革新的友人关系亲密而又直言不讳的相处之道;与长子欧阳发的书简,尽显父子、祖孙间的亲情及家庭生活方方面面细节。     

范仲淹集团“朋党”问题辨——以腾宗谅事件争议为例

“朋党”问题在宋代具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宋仁宗景祐年以降,关于范仲淹集团的“朋党”纷论为一时之湖.本文将焦点集中在庆历年间引起朝廷激烈争议的腾宗谅事件与范仲淹同仁的联系上,意在以滕宗谅事件为平台,着力对事件发展过程中范仲淹和同仁的观点与作为展开细致梳理,对事件有关联作用的其它因素特别是宋仁宗的态度进行深层次触摸,目的是辨识这一时期反复出现的对范仲淹集团的“朋党”之斥是否为公正之指陈.本文认为,范仲淹及同仁确有集团意识,但是其行径无“朋党”之迹.     

《盐城古今吟》(咏西溪诗一组)评注

范仲淹咏西溪诗三首西溪解嘲卑栖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图。蒙叟自当齐黑白,子牟何必怨江湖。秋天响亮唯闻鹤,夜海朦胧每见珠。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曾信解嘲无?[注析]①范仲淹: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出仕后有敢言之名。仁宗     

庆历新政略论

北宋中期，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推行了一场变法运动，其目的在于挽救面临衰亡的北宋王朝。这场变法运动，虽然为时很短，却为后人留下了有益的启示。     

范仲淹治边思想的复杂性——以《范文正奏议》为中心的折射

范仲淹一生功业最卓著的时期,是其戍守西北、担任北宋与西夏交战的统帅阶段。他在西北所采取的一系列治边措施,后人多看作是对儒家理想政治的实践,范仲淹也因之被称为硕儒。然而,在范仲淹的奏议以及其它的一些诗文资料中,可发现指导范仲淹治边的除儒家思想外,还兼综有法、道等。而且,西北边境局势稳定后,他便自觉抽身而退、淡泊名利,更表现出释道思想的影响。     

范仲淹对宋诗革新发展的贡献

人们往往注意的是范仲淹的政治、军事战略才能,而没有足够重视他的文学成就。从当时诗坛的总体形势分析入手,对范仲淹人格影响和其诗作进行全面分析认为:范仲淹激扬了宋代的士风,积极倡导诗文革新,力矫晚唐"三体"余风的不利影响,为宋诗革新拓宽了发展空间,同时,其诗作对抵制东州逸党诗人的狂狷诗风,推动宋代诗歌创作革新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从江湖到社会——读熊培云《重新发现社会》

<正>"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宋代人范仲淹这句名言,今天读过中学的国人多半对其有印象。在范仲淹所处的时代,人们所     

谈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写作目的

范仲淹《岳阳楼记》这篇千古传诵的名文,其写作目的是什么,至今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一种认为作者意在规劝滕子京谨言远祸的说法,近些年来颇为流行。持这种“规劝”说的主要材料依据,是宋代范公偁《过庭录》中的一段记载: 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嫉。自庆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范仲淹)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     

范仲淹知庆州的措施和影响

宋夏战争初始，多数战役都以宋的失败而告终。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五月，范仲淹由延州迁知庆州，到庆历四年正月，范仲淹知庆州共四年零九个月，抗击西夏。范仲淹，临危受命，奔赴西北边疆，采用清野固守政策：择良将、练甲兵以治军旅，筑城修堡以强防御，军民屯田以实边郡，安汉抚羌共御强敌。这些安边之策的实施极大地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和环庆边境的整体防御能力，扭转了战局。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重订和约。以后二十多年，宋夏和睦相处，极少边事。范仲淹知庆州具有积极的影响。     

浅攻进筑:范仲淹在北宋对西夏作战中的战略思想

浅攻进筑战略战术,是庆历时期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身临前线,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克夏制胜的军事理论。虽然不是范仲淹率先提出的,却是在他的倡导并身体力行下形成的,并有规模地付诸庆历时期的军事实践,并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它是在和平手段用尽,在"中国利害"得以维护之后实施的。范仲淹反对非因国家核心利益与敌方计较,造成长期兵连祸结的严重后果,与章惇之流穷兵黩武不可同日而语。历史表明,遵循它就能战胜西夏,违背它就一定失败。因此,范仲淹的军事思想与军事实践在宋夏战争史上具有典型性,其地位有重新讨论、评价的必要。     

范仲淹重义轻财

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于北宋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家境十分贫寒。但范仲淹读书却特别用功。有一年夏天,为了补贴家用,他到太湖岸边帮人卖鱼。见码头停着一艘官船,船头站着位老者,便上前说道:“太湖鲤鱼鲜,今日敬高官。一旦跳龙门,直上几重天!”这是几句     

试论范仲淹的忧乐观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他是北宋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因首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而名垂千古.他的这一名言又一直为后人所传诵并用以自勉.本文就此作一考察.1 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首先在其著名的《岳阳楼记》中以生动感人的语言表达出来.当时,正值“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再次贬出朝廷,和其他一些参与或支持     

范仲淹延州御夏

毛泽东同志称范仲淹为中国历史上罕有的集诸葛孔孟而兼办事（建功立业）传教（思想品行影响后世）之人。 中华历史上的范仲淹先生确实了不起,不仅立功立德立言于当时,其功其德其言之影响又远远波及于后世。范仲淹一生不仅会办文事政事,还很懂得善于经营武事。北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十月,西夏（今宁夏）元吴称帝,反宋自立,国号大夏,由此揭开战争序幕,发动了多年侵宋战争。     

范仲淹的忧虑（上）

中国人大多背诵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而那句脍灸人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迈诗句，正是范仲淹一生的写照，同时也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一切有志之士的座右铭。     

品味花洲书院

花洲书院是古代著名文学家范仲淹在邓州任官时建的。北宋庆历年问，一座仿江南风格的书院是范仲淹亲自设计指挥建造的，地偏处城东南隅。院内荫郁的梧桐，苍劲的翠柏，浓香的丹桂，清雅的秀竹，还有讲学堂和藏书楼，极其幽静。阴天细雨纷纷，烟雾缭绕，恰似烟雨江南。其美景使她位居邓州八景之首。有诗日：百花洲外景可夸，花可名州洲尽花，二月春风天逾雨，满城醉舞夕阳斜。     

忧国忧民忧己——略谈范仲淹的“古仁人”思想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终生奉行的信条,也是他“古仁人”思想的核心,史家简称为“忧国忧民”,笔者以为“忧国忧民”加上“忧己”才是真正的范仲淹。 范仲淹虽说出身“寒苦”,但毕竟是中小地主家庭、世代书香门第。只因二岁而孤、母改适,家道中落。他接受的仍是封建儒学教育,又受恩于封建王朝,自然要为封建王朝服务。有人说他“到处为人民着想”。笔者不敢苟同:他一生忧国忧民,目的全在“固邦本”、“免祸乱”、“宗社灵长”,保住大宋王朝宗祚万代。 范仲淹对那些因失意而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之感和因得意到“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的文人骚客不以为然。他主张“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应加倍报效国家,为皇上分忧:“忧其民”;“处江湖之远”,也不应考虑个人恩怨,应以皇上为重:“忧其君”。从任司理参军直到徙青州病故为止,范仲淹从没违反过自己的理想。     

范仲淹的家风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他为官清廉,教育子女也十分严格。范仲淹一生历任高官,但范家一直清贫俭约,家风纯朴。正是他的言传身教,为子女们营造了良好的零风,从而有口皆碑代代相传,为后世人所敬仰。范仲淹淡泊名利,轻财重义,子女们也深受影响。范仲淹任开封知府时,曾派次子范纯仁将一船五百斛的麦子运往姑苏。在丹阳停留时,范纯仁偶遇文学家石曼卿。当时石曼卿窑中连遭不幸,几位亲人相继离世,他想安葬亲人之后再回乡,但因没钱而寸步难行。     

范仲淹变革思想论——兼论与王安石变革之异同

范仲淹的变革思想,从朦胧到清晰,从大概到具体。最能体现"庆历新政"前其政治变革思想演变过程的是《奏上时务书》和《上执政书》。《奏上时务书》提出变革文风、讲求武备、注重人才、勉励谏官、抑制恩荫等五个方面主张。范仲淹此时的政治变革思想更多地表现为笼统模糊、不成体系。《上执政书》提出六点具体变革应对措施:"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范仲淹这次上书阐述自己的变革思想,重点突出,思路成熟,措施具体,层次分明,自成体系,"庆历新政"的大致构思在这里已经形成。"庆历新政"的内容在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有完整体现。这次条陈十事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全篇文字简洁凝练,重在实用。至此,范仲淹完成了从"怎么想"到"怎么做"的转变。宋人种种关于政治革新的言论或作为,可以概括为"择吏为先"四字。范仲淹的变革思想沿着这条线索演变。在以"人治"为特征的封建专制社会,要变革官僚阶层,与社会根本性制度相矛盾冲突,失败是必然的。王安石变法重点在变更朝令法规,并不去触动体制根本性的问题,具有相当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