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新诗的诗体建设问题

中国新诗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诗体建设的形式问题,新诗作者普遍滥用自由,导致新诗文本的浅白、啰唆和枝蔓芜杂。因此,新诗作者应有意识地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强化形式意识,注重新诗诗体建设,从而有效地提高新诗的整体艺术质量。     

论新诗的诗体重建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新诗诗体学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兼论新诗诗体学的构建策略

一、新诗诗体学建设的历史回顾在新诗史上,诗人的秩序与自由及文体自觉与文体创造、诗体的破坏与建设及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等矛盾尖锐,一直存在新诗是否需要诗体,特别是定型诗体的"诗体之争",即自由诗派与格律诗派之争。"中国新诗将近80年的艺     

新诗应该建立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的常规诗体

诗体是诗的形体范式,是诗的体裁属性的显性表现,是对诗的形式属性及文体属性制度化后的结果,即规范化、模式化的诗的语言秩序和语言体式,具有制定做诗法则的意义。新诗已经有了百年历史,尽管一些诗人在诗体建设上做了很多工作,却没有建立起较好的常规诗体。在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的对抗中,自由诗具有文体独裁的地位。诗体建设难既是百年新诗的最大问题,也是新诗的很多其他问题的根源。只有既反对诗体的极端自由,又反抗诗体的高度定型,在诗体建设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建立宽松而有节制的诗体生态环境,重视对常规诗体及重点诗体的建设,特别是要针对某种具体诗体进行适度的规范建设,形成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诗体、不定型诗体自由诗体和定型诗体格律诗体为辅助诗体的诗体构建的格局,才能使现代汉诗走出形式极端自由和诗艺十分粗糙的困境。适度规范诗的形式,重建诗体已成当务之急。     

新诗诗体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新诗在20世纪汉语诗坛占有主导地位,却没有建立起必要的诗体。尽管有很多诗人致力于新诗的诗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确立了新诗的初步形态,新诗诗体建设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在20年代初中期初步确立了新诗的基本形态,特别是确立了新诗的两大形式特征———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新诗却始终处在文体自发与文体自觉、诗体的准定型与不定型、诗的律化与自由化、诗人的文体自律性与文体创造性的对抗与和解中,其中对抗远远大于和解,造成每种诗体都无法进行持续的建设,使诗体建设成为百年新诗最大的问题。目前正是加强诗体建设的重要时期,21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既要正视现实,又要面向未来,既需要现实的构建策略,也需要理想的构建方法。     

新诗诗体重建的几点思考

新诗诗体建设是目前诗学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前沿问题。新诗诞生近百年来,诗体的类型主要有自由诗和新格律诗,这两大类的各种诗体诗式都远没有成熟和定型。本文就新诗诗体重建的必然性及重要性,对新诗诞生以来的自由诗和新格律诗的形式建设的得失,以及新诗诗体如何重建等问题作了一些探讨,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论唐代以后古代汉诗的诗体建设

古代汉诗的历史是诗体的规范与解放的对抗与和解史,形成了多种准定型诗体和定型诗体。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之间、定型诗体与非定型诗体之间的和解在唐代以后最为明显。唐代是汉诗的定型诗体建设的高峰时期,格律诗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诗体。但是准定型诗体甚至未定型诗体仍然存在。从唐代起,出现了一元(格律诗)主导下的多元(词、曲)并存的诗体格局。准定型诗体词和曲具有一定的文体调和作用,缓和了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的矛盾,打破了格律诗的诗体独裁,防止了汉诗的极端定型,同时对维护格律诗的正统地位、维护古代汉诗高度重视诗体的定型与规范的传统意义重大。尽管唐代以后出现了汉诗诗体的由定型诗体向准定型诗体转化的诗体解放趋势,但是只是适度的诗体改良,诗体的流变具有继承性,并不否认前代诗体,同一时代的诗体既有主导诗体,也有辅助诗体,这种诗体格局在清代仍然存在。这种诗体格局与文人的生态休戚相关。     

论百年诗体格局的偏颇及成因

研究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格局,能够帮助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推动现代诗歌健康发展。百年中国诗体格局的偏颇,就是新旧诗体对立从而导致新诗独尊,而新诗又以自由化的强势使格律定型诗体难以发展,同时对新诗俗体的过分重视妨碍了文人唯美诗体建设,对诗质革新的过分重视和对诗体建设相对忽视则妨碍诗体生成的生态环境。这种诗体格局偏颇形成同新诗发生的社会环境、文化生态和诗学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现代小诗与当下新诗重建

中国新诗目前正面临着重建的重大任务。中国现代小诗以其自身的发展积极支持与配合了新诗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的工作。学界应以小诗为重要切入口之一,切实推进当前新诗建设。     

诗歌精神重建的必要性及其路向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略论新诗创作对古典诗歌资源的接受与整合

在学界强烈关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命题的大背景下,新诗创作与古典诗歌资源之间的关系理应引起我们瞩目。新诗创作至少有一只脚是踩在古典诗歌的土壤上的,从古典气味浓厚的戴望舒、余光中等一直到"朦胧诗"及其以后的现代汉诗写作都没有例外。在这一点上,中国古典诗歌的脉络不仅没有在新诗创作中断绝,而且,新诗最终、也必将会成为传统的一部分,最终、也必将会成为民族诗歌血脉潜流的重要构成。     

还俗:媒体文化语境中诗歌的传播策略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集体性心理经验:诗歌精神重建的一种可能性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论古诗今译中汉语诗体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古诗今译的成果触目可见,然而鲜有能接近原诗之情致韵味者,因之大有研究探讨之必要。通过语言的转化和形式的移植来传达原诗的意境是古诗今译的使命。就语言而言,古诗与新诗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采用点面感发式的语言体系,后者则采用线性陈述式的语言体系,它们分属隐喻和分析的语言。古诗今译应在现代汉语的基础上,尽可能保持古诗原有的语言体系特色,而形式移植包括节奏表现与格律形态的转化,是诗歌音乐美和体式美的体现。古诗今译的上述原则对未来新诗的诗体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澳门新诗文体特征及澳门诗人诗体观

生态决定功能,功能决定文体,两岸四地新诗文体的生态颇异,澳门新诗文体特征及澳门诗人诗体观有别于大陆、台湾地区和香港。澳门的现代化及都市化程度高,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异化程度却很低。新旧诗并存的诗歌生态极大地影响了澳门新诗诗人的诗体观念,出现诗体对抗与和解两种极端。澳门诗人及诗论家几十年来都不太重视诗的形式,缺乏必要的文体自觉性和诗体自律意识,过分重视写什么,不重视怎么写与如何写好,是一些资深诗人退出诗坛的原因之一,也危及了年轻一代诗人的诗歌前途。澳门新诗的独立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     

新诗的历史构想与20世纪中国诗歌的关系

新诗的历史构想,是新诗的写作者和理论家们对新诗在文体特征、具体技术规范等方面的设想、期待和想象.这些构想描绘了新诗的理想形态.尽管关于新诗的构想已经成为历史,而且自身也是千差万别甚至相互对立,但它们对后来的诗歌写作和批评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却至关重要.它们引导和制约着20世纪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同时又作为诗歌批评的重要理论依据和逻辑起点,反过来影响着人们对新诗的评价.     

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诗歌文体革命的特征及后果

白话诗和新诗革命具有特殊的生成语境。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诗歌的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了文体革命。这不是一场纯粹的诗歌文体革命,而是当时激进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重点是对古代汉诗,特别是以格律诗为代表的定型诗体的摒弃。由于当时恶劣的诗歌生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诗歌文体革命不仅无法建设现代汉诗诗体,而且还为以后百年新诗的诗体建设留下了隐患,使新诗在百年历史间始终存在着自由化与律化的对抗。     

当代新诗创作与传统文化的民间智慧

作为格言和警句的孩子,诗歌与民间智慧的关联历史久远而又鲜活。从文字之前口耳相传的歌谣,到信息科技时代的新媒体诗歌写作,民间智慧从未缺席。而“民间”“民间智慧”这些概念本身却又含混模糊,其中既有隐秘的一致性,也包含着不同甚至相反的涵义。从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学艺术等不同的视域,可以对照性地考察诗歌创作与民间智慧关系问题在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以及新时期以来尤其是新媒体时代几个典型时期的衍变,从中勘见民间智慧在当代诗歌表达中的核心价值：底层民众创造性地以诗歌方式表达其本能性生存与价值诉求。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新诗的尴尬:中国文人诗歌形式演进的必然结果

中国诗歌形式细分起来有多种样式,但总的来说只有齐言和杂言两种形式。文人齐言诗创作历经千年,至唐代格律诗已接近发展的尽头。文人杂言诗创作自中唐词体建立,经过了宋词的繁荣和衰歇,之后是元明清时期散曲和剧曲创作的波澜起伏。新诗是文人杂言诗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和延续。新诗出现之前,文人齐言诗和杂言诗的语言形式的涵量已达到了饱和点。当代诗歌深陷困境,当代诗人固然难辞其咎,但同时也是中国文人诗歌形式演进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