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西学输入特点初探

鸦片战争的炮声敲响了神州陆沉的警钟，有识之上一反传统虚骄心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师夷”只是为了“制夷”，为了“制夷”又不得不“师夷”，这就是本文所谓“对抗意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正是在这种对抗意识的驱使下产生，同时也是在这种对抗意识的支配下付诸实施的。另外，由于师法西方是在残酷现实的逼迫下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落伍。恰恰相反，古代中国辉煌的科技成就，令“四夷”臣服的帝国威望以及屡遭外族入侵却未被吞并的优越感，一时还难以使中国人从尊己卑人…     

“师夷长技以制夷”未立即引起社会认同的原因——西化误区的历史见证刍议之一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人自我反思的起点,也是近代中国人现代化意识开始产生的一付促化剂。传统的观念视中国为“天朝上国”、西方各国是“蛮夷小邦”,但鸦片战争的客观事实却是“蛮夷”击败了“天朝”。而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商品和传教士而来的,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传播。对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士大夫中大多数人仍然浑浑噩噩,或醉生梦死,或顽固地谨守“夷夏之辨”、“用夏变夷”的信条。但一部分代表着近代文化新趋向的有识之士,已从原来对域外事物一无所知的封闭殿堂中步履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开始注视西方的文化,并试图将某些东西纳入自己古老的文化体系里,加以吸收和改造。     

中国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艰难性──尝试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分子的审视

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自启动之初，便面临着种种困境。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人一直怀有沉重的近代史情结——以中国近代“历史失败”为背景的文化自审情结。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机积极向西方（包括“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审视和批判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些行为本身就积极地影响历史，使我们今天得以在西方文化面前能够获得文化上的自信，使我们在对中国文化上的心情比一百年前轻松得多。但是，“文化危机”的压迫感还是无法解脱，仍需我们再次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进行审视。一、甲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负面因素中国文化人…     

中国人为什么称外国人为“鬼子”?

郭双林先生在《中州学刊》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发表的《近代西方地理学东渐与传统夷夏观念的变异》一文中提到，１８７１年５月，当一位法国人问随崇厚出使法国的张德彝，为什么中国人将外国人称为鬼子时，他竟回答说，此乃汉代西域古国“龟兹”国名的误读。实际上“龟兹”应该读作“秋慈”，只是一般人不知道，以讹传讹，才将“龟兹”二字读成“归滋”。换言之，“鬼子”不过是西方人或远方人的代名词而已。 张德彝是在蒙骗外国人。其实，中国人称外国人为“鬼子”古已有之，并不是从近代才开始的。 在甲骨文中“人”字写作①，或把头部夸大…     

试论传统夷夏文化观在晚清的蜕变

本文主要考察传统夷夏文化观在晚清蜕变的历史轨迹，从一个方面揭示中华民族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心路历程。一、传统夷夏文化观在19世纪40至叨年代的消退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晚清中西文化冲突，与以前历次文化冲突均有所不同，它具有一些新的特点：其一，此次对中国文化形成挑战的外来文化，已经不再是历史上重复出现，而是在时代性上要大大高于自己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其二，此次文化冲突并不像以往那样，是在一个较为平和的条件下进行，而是伴随着西方列强武装侵略中国、企图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刻背景下进行的，…     

甲午战争与中国近代化的文化思考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很多，历年来人们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战略战术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透的研究，但从文化的层次、近代化的角度进行探讨，则尚觉不足。从近代化进程考察，很关键的一条，就是中国的近代化较日本慢了一步，浅了一个层次。中国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千古不易的规律。中国近代化发生缓慢、不能深入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中国人的封闭观念、天朝上国思想和“夷夏之防”、“哗夷之辨”观念等根深蒂固，严重地禁锢着近代中国人的思想。甲午战争以前的三十年，远东地区国际局势相对缓和，对这一难得的振兴机遇，日本抓住了，明治维新以后深化了近代化改革，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在传统文化严重束缚下，近代化举步维艰。对大好机遇没有抓住，失之交臂。本文旨在阑明：从文化层次来看甲午战争，它给我们的教训是：今天，我们应当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尽快把现代化建设搞上去。     

近代文化的自我专注及其自觉

近代前中国人长期处于“华夏中心”的迷醉之中。华夏中心主义自身具有强大的力量,不仅使社会内部具有超稳定结构,而且同化了异族文化,长期抵御了异邦文化的入侵。近代西方崛起之后,西方奉中国为榜样的西方中国观发生了从迷恋到轻蔑的逆转,中国遭遇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在亡国灭种的境域中,先进的中国人从迷梦中警醒过来,摒弃“尊夏攘夷”的陈腐观念,取向“师夷长技”,并“以俄为师”,思想上的嬗变最终促成了民族民主革命。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与逻辑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下述这样四个阶段:一是认为中华以外均不学无术的“蛮、夷、戎、狄”,他们无任何值得我们吸取的东西可言的阶段;接着是认为西方的坚船利炮乃“法、术、艺,不足以言学”的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借法自强”、搞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工业,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展经济的方法;第三阶段是认为西方文化也是一种学问—“西学”,不过它仍不能与中国文化相提并论,只是一种次要的学问,而且就是这些学问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中源论”。与此相对应的社会运动是想改变社会制度,先是搞“戊戌变法”,想引进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然后想搞“民主共和制”;第四阶段是把西方文化称作“新学”,与此相对应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旧学”,于是出现了“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必须改变其社会文化土壤,“全盘西化”。开始是全盘“法兰西化”,接着是“全盘俄罗斯化”。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后,这些国家都放弃了“俄罗斯文明”,重新回归“西方文明”,经过七八十年的重大曲折,对照苏、东易帜后又开始迅速恢复、发展,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也感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还是要好好学习“西方文明”,来加速自己的现代化进程。     

试论梁漱溟哲学思想中的“理性”

当代新儒家中不少人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归结为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不同于西方近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在于它是相对西方传统的宗教神学与近代兴起的科学主义而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被认为是居于二者间的以人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其实，这一思想，首先突出地体现在作为新儒家逻辑起点的梁漱溟的思想之中。不过，梁氏将这种人文精神称为“理性至上主义”，它所尊崇的既非超世的上帝，亦非沉沦俗世的物，而是梁氏所谓的“理性”。梁氏认为，由于中国人服膺理性，铸成了中国特殊的民族精神。因此，分析研…     

中体西用：功利主义与中国近代道器观

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观,影响并支配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不仅找到了与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相互融汇的突破口.而且在这交流融汇的过程中,既冲破了传统夷夏现的围栏,也突破了传统道义论的束缚,使中国近代道器观具有了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     

江西的近代化学堂

(一) 纵观近代,中国的近代学堂酝酿于鸦片战争之初,发轫于洋务运动之时,风行于戊戌维新之后,呈应时、顺势、梯进势态。然而严格地说,江西的近代学堂实际拖到本世纪初才迟迟问世,落后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至少有60年之久。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中国的近代学堂是以鸦片战争为契机得以酝酿的。当时林则徐在抗英斗争中,透过英军的“船坚炮利”,从深层看到了西方近代化学堂的优长,并得出了“制夷”尚须“师夷”的醒世之论。所以,他早在使粤之初就身体力行,“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着意汲收适用的西学?并在广州亲自主持了近代中国第一个翻译西方学识的团     

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谈起

今天的文化有没有“自主性”呢？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决定我们所要的“文化”？我们中国现在的文化是怎么样一种形态的文化呢？我对这个问题是比较困惑的，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文化是不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的，是缺乏“自主性”的。换一个说法，就是自从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相对一百多年以来，历史就决定了中国的文化不能不发生变化。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从自身发展成为近代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是古代的历史。用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话说，就是“中西之交，古今之异”。在中国和西方相接触的时候，中国文明或文化代表的…     

奕(訢)政治思想和行政作为简论

奕訢是近代中国具有卓识远见的政治家,他主张建立一个“和众丰财”、“国足民有”、信守条约,和西方列强和平相处的社会。认为“礼可治国”,“道可治欲”,从人君到普通官吏,只要加强修养,就可以防止官场腐败。为了学赶西方,他力倡“师夷长技”,领导和主持了近30年的洋务新政,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但由于受列强侵略、慈禧太后的排斥打击,以及“夷夏观”和近代民族主义等诸多因素的干扰,他的政治理想最终未能实现。     

魏源“师夷”以“制夷”的先进思想

魏源(1794—1857年)湖南邵阳人。鸦片战争前,他抨击时政,力主禁烟;鸦片战争爆发时,经林则徐推荐,曾协助两江总督裕谦办理浙江军务,参加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实际斗争,鸦片战争失败后,他努力探索清王朝衰弱和西方国家强盛的原因,于1842年底,完成了《海国图志》的巨著。在书中,魏源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善师夷者,能制四夷”的进步主张①。为了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他强调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情,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向资本主义国家寻找“制夷”的知识。魏源和民族英雄林则徐一样,不愧是近代杰出的爱国思想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一位先驱者。     

略论近代湖湘文化嬗变中的若干特点

近代湖湘文化的增变是在晚清以来形成的“二千年来未曾有的大变局”的条件下发生的．在此期间，有两大难题，一是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自信在西方炮舰挟持的近代西学的撞击下，呈现出“百学中落”的疲弱无力的失落状态；二是近代西方科技文化呼啸而至使整个民族胜目结舌。在这种日益激烈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的形势下．民族文化发展的关键所在是迅速地统摄和溶合西方文化，尽快地形成一种凝聚力和应变力．这是那个时代发展的主题和需要，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机遇。湖湘文化正是以其通古变今、兼收中外的智慧．以经世致用、匡时济物的品格、从湖湘…     

论林则徐外交思想的形成与特点

本文认为，林则徐在禁烟运动中，出于对敌斗争的需要，通过多种途径了解西方情况。尤其是《澳门新闻纸》和《国际法》，为其摆脱传统夷夏旧观念的束缚，形成具有近代意义的外交思想产生了巨大作用。林则徐自觉运用国际公认的法律和准则，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使“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具有了新的内容，并敏锐地觉察到贸易与外交的密切关系。这些特点，决定了他的外交思想是中国外交观念和政策在面向世界、从传统走向近代历程中的第一步，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近代中国的文化折衷主义

文化折衷主义在近代中国盛行一时,且影响深远.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中体西用”,可以说是19世纪后半期的一种重要文化思潮.“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从闭拒(文化传统主义)到融合汇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反映了西方文化在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嬗变轨迹.对这一思潮进行剖析,对理解中国文化在近代的演变以及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无疑具有学术理论和现实借鉴的双重意义.     

近代西方地理学东渐与传统夷夏观念的变异

中国人的夷夏观念产生于西周初年,经过长期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并内化为一种民族心理.近代随着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东传,传统的夷夏观念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始于鸦片战争前后,到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基本完成.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传统夷夏观的变异,一种新的、仰慕西方文化的民族自卑心态也开始抬头.     

章太炎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

章太炎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陶绪（湘潭师院历史系）章太炎在２０世纪初年便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反满急先锋，他竭力从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论证反满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因此，他的民族观深深地打上了传统＂夷夏之辨＂观念和西方近代...     

近代先秦名学研究的文化意义与价值

近代先秦名学研究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从冲突到融合过程的全息写照,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化观念与哲学方法的重建,也是实现中西文化交流会通的一个重要媒介。先秦名学对内承接先秦哲学与文化,进而延伸至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对外与西方逻辑对接,进而触及到西方近代哲学与文化,成为连结中西文化的桥梁,也使西方近代文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成为可能,并影响到中国近现代哲学与文化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