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产权理论与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当前,各种劳动纠纷、劳资冲突大量涌现且迅速上升。劳动关系紧张与劳资双方的利益对立是分不开的,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分享是实现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途径。本文从人力资本产权理论的角度,对人力资本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的理论依据进行论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人力资本产权理论对企业传统劳动关系变化的影响效应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现条件。     

可以称为人力资本的是什么——兼说怎样实现人力资本产权与企业剩余索取权

<正>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作为企业中最有价值的资源,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而且通过观察可以发现,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即这是一个人力资本在企业中被逐步挖掘和重视的过程。显然,这个基于历史事实的发展过程,对传统的“非人力资本投资者(或股东)拥有企业所有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观     

剩余索取权虚化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基于“清江体制”的研究

国有企业剩余索取权虚化的直接原因是剩余索取者在控制和行使剩余索取权的过程中的偷懒行为,根本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剩余索取者不能参与企业剩余的分配,缺乏足够的动因行使剩余索取权。国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虚化是一个普遍现象。剩余索取权虚化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主要体现为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配置严重失衡,导致对经营者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软化。改进剩余索取权虚化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重点是建立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老三会”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基于企业产权关系的权变公司治理模式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司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公司治理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由于不同企业的条件状况不一样,其公司治理不能采取完全相同的模式,而应当实行权变的公司治理策略.对公司治理模式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企业的产权关系,因为公司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企业产权关系的反映和保障.企业的产权关系不同,公司治理也有相应的不同类型.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本文立足于对不同类型的企业产权关系分析.探讨公司治理的不同类型以及影响企业对其选择的主要因素,最终形成权变公司治理模式,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力图为现实的企业实践和相关的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行业协会治理:组织目标、组织效率与控制权博弈——以中足协和中超杯“资本革命”为例

行业协会存在两大可能的控制权主体:政府和会员。二者围绕行业协会控制权展开博弈。同时,不同控制权配置会带来不同的组织目标、委托代理成本和组织效率,组织效率的高低反过来又会在影响政府他痰盂与会员控制权博弈的最终结果。本文认为,政府控制型行业协会无法成为一个以会员利益为根本目标的组织。本文对中足协和中超杯“资本革命”案例的研究发现,正如其他政府控制型行业协会一样,尽管政府将中足协组织目标定位为同时兼顾“协助政府”和“服务会员”,事实却证明政府控制的中足协在组织目标和组织效率两方面都无法实现对会员利益的保护,最终只会导致会员的退出或者行业协会的事实性失效。     

企业规模、政企关系与实际税率——来自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的证据

企业规模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上都没有一致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与此相关的实证文章都没有在征税机构(国税局/地税局)上进行区分。本文利用世界银行2005年对中国企业投资环境调查数据,发现企业规模每增加1个百分点,地税实际税率平均下降2.1个百分点,而国税的实际税率相反却增加0.4个百分点。利用2002年的所得税分享改革作为自然实验,我们排除了因税种差异导致企业规模对实际税率异质性影响的可能,证明税收征管机构的不同才是本质原因。进一步利用量化的政企关系指标,我们探讨了企业与政府职能部门间关系,尤其是与税务部门关系,如何作为中间变量建立起企业规模与实际税率之间联系。本文有助于理解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企业实际税率的决定因素。     

商业伦理、会计职业道德培育与企业治理效率关系研究

商业伦理不仅是商业与社会关系的基础,更是现代商业精神的思想精华,对于构建和谐的商业社会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文章选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商业伦理对企业治理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会计职业道德培育能够加强二者的关系,希望此研究对于提高企业治理效率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国家、股权结构、诚信与公司治理——以宏智科技为例

本文从国家、股权结构与诚信出发,试图构建一个公司治理的分析框架,探讨国家、股权结构、诚信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及其对公司业绩之影响,并对开我国上市公司“双股东大会”先河的宏智科技案例进行分析。本文将公司治理分解为基于社会公正的通用公司治理范畴和基于公司效率的剩余公司治理范畴,创新性地提出公司治理在本质上是一个二元价值体系,在实践上表现为社会公正和公司效率的并行与平衡。同时,由于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无论是通用公司治理还是剩余公司治理,都存在制度的公共领域,都需要呈隐性的制度——诚信来约束参与者在公司治理制度公共领域的行为。通用公司治理、剩余公司治理与诚信三者有机耦合才能有效地规范公司治理行为。     

论企业技术创新与产权激励

技术创新是企业持续竞争力的源泉,然而我国目前的企业技术创新形势严峻.从产权的角度来探讨如何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最后的结论是必须全方位地加速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创新过程的现代生物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研究

从技术创新的基本过程出发,分析了现代生物技术企业在不同创新阶段知识产权所具有的特点,建立了现代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策略与创新过程相结合的模型,探讨了现代生物技术企业在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所应采取的知识产权策略,以期对现代生物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实践有所贡献。     

公司控制权配置:模型、特征与效率性选择研究

公司控制权配置的治理创新必须与全球化的资源配置机会及效率竞争大背景相协调。本文基于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依据,构建了公司控制权配置的综合模型,分析了由模型得出的基础性组合模式及其特征,并从效率与垄断、效率与竞争以及效率与代理等视角对基本组合模式进行了探讨和选择,为公司控制权的配置改革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融资约束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机制研究

对企业融资约束和投资效率相关文献进行梳理,详细介绍了融资约束和投资效率基本理论、影响因素及度量方法,试图归纳和阐述融资约束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机制,为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和投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企业技术创新中的控制权激励机制研究

本文对技术创新中的控制权激励机制进行研究。在技术创新中,利用间接定价理论对人力资本所有者应享有控制权进行理论分析,而技术创新决策体现了各利益主体的利益权衡,这种利益权衡机制是取决于控制权机制的。通过创建控制权分享下的技术创新决策模型,揭示了人力资本所有者享有控制权的情况下,虽然代理成本有所提高,但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努力程度也会将提高,企业经营绩效相对提高,同时模型也表明人力资本所有者享有控制权有利于抑制技术创新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企业间关系强度对关系价值机制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企业间相互依赖性视角

作为相关领域中首例着眼于企业间关系强度与关系价值机制间关系的研究,本文以我国运动用品制造业企业为样本,以企业间相互依赖性为主要视角,就企业间关系强度对该关系价值机制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关系网络中特定关系安排的强度对关系本身的价值及两类价值机制的运用水平均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该关系安排中双方主体企业间的联合依赖程度与依赖的不对称性。进而,作为关系强度与关系价值机制间的重要中介机制,联合依赖性与依赖非对称性也显著影响着成员企业对关系价值机制的运用方式。本研究的相关结论对于进一步的研究与企业管理实践均有一定价值。     

基于人力资本产权的知识型员工激励机制研究

分析了知识型员工的人力资本特征,利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框架,建立了努力工作和努力学习双任务、业绩激励和产权激励共同作用的委托代理模型,讨论了产权激励与业绩激励的相互作用,分析了努力工作与努力学习行为.研究表明,产权激励可以促进知识型员工努力工作和努力学习,并优化业绩激励;员工拥有其创造的全部剩余收益时具有最优效率,但产权激励需与业绩激励匹配、且产权激励强度越大激励效果越好;作为长期激励的产权激励加强时,员工倾向于努力学习,作为短期激励的业绩激励加强时,员工倾向于努力工作;当缺少产权激励时,员工变得不好学习或倾向于加强外部学习.     

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控制权与企业资本配置决策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资本配置的理论阐释,以无风险资产和风险性资产的组合投资为研究对象,从控股股东无偿占用上市公司内部资金的角度构建企业价值期权模型,探析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度对资本配置决策和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正相关,与企业价值正相关;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度与企业资本的配置效率负相关,也与企业价值负相关;并且发现,由大股东侵占而产生的对风险性资产的非效率"挤占"是导致上市企业资本配置行为扭曲的一个重要动因。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FDI的增长效应

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与西方联邦国家的不同,财政分权导致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围绕经济指标为追求政绩而进行锦标赛式的竞争。财政分权程度越大,地方政府竞争辖区外流动性要素的程度就越大。以对FDI的竞争为例,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是一种全方位的深层次竞争,中西部地区仅在税收优惠和增加财政支出方面具有明显效果。进一步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对FDI的激烈竞争,在东中部地区不利于FDI发挥增长效应,在西部地区则得出相反的结果。本文认为应及时改革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和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FDI的增长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