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行为方式的本质探究和类受贿行为入罪微探

各国对受贿罪行为方式的规定不尽相同，但本质上都是受贿人接受了请托人以利用受贿人的权力或影响力为意图而向受贿人给付或承诺的财物或财产性利益及其他不正当利益。对各种类受贿行为能否认定为受贿罪的行为方式．应该把握住类受贿行为的本质。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认定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从行为构造上来说，包含两个运作过程：一是，行为人索取或收受贿赂过程；二是，行为人利用影响力过程…允诺行为。而联系两者的就是就是本罪所侵犯的法益：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将两个运作过程都看做是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既可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又避免主观归罪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关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司法认定的探究

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修正案(七)》第13条规定,在第388条后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作为第388条之一,自修正案公布实施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加入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反腐败刑事法律的建设,弥补了法律上的漏洞。在新增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之后,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该罪的司法认定往往存在与其他传统受贿罪相混淆的现象,为此,笔者拟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司法认定进行探究。     

同情和共情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研究

为了探讨同情、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研究采用共情和同情量表(MES)、亲社会行为量表(PTM)在线下和网络对868名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表明:女生在同情、情绪共情和亲社会行为上显著高于男生,男女生在认知共情上无显著差异;同情、共情和亲社会行为三个变量在年级、是否独生子女和生源地上无显著差异;同情、认知共情和亲社会行为两两之间显著相关;情绪共情和同情、认知共情呈显著相关,和亲社会行为之间无显著相关;同情在认知共情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表明:认知共情可以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也可以通过同情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     

新型受贿罪中性贿赂犯罪化探析

受贿罪在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快速转型时期,出现了许多新变种,我们可称之为新型受贿罪.新型受贿罪在司法认定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争议,客观地反映出了我国现行受贿罪立法的不尽完善.本文以新型受贿罪中性贿赂犯罪司法认定争议问题为思考对象进行分析,为完善我国受贿罪刑事立法,利剑斩腐败贡献绵薄之力.     

"黑哨事件"之焦点访谈

要彻底清除球场腐败,第一步就是要依法惩处那些收受了“黑钱”的“黑哨”们。然而,中国足协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执法裁判的身份如何确定,裁判员收受钱财在法律上是否构成犯罪等诸多焦点问题,却让法律界专家们争论不休。司法机关介入中国足坛惩治“黑哨”依然只是一种呼声,或是一种期待     

成功父母育儿多用“三无原则”

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在研究中发现：成功的父母在教育幼儿时使用的教育方式和原则与不成功的父母是不同的,成功父母更多地倾向于使用无错、无批评、无压力三大原则。◆无错原则 当幼儿发生淘气、打架、损坏物品等行为时,传统教育观念认为幼儿犯错误了,并针对具体情况进行说服教育甚至打骂。其实,这是幼儿对客观世界进行探索的行为,在幼儿自己的意识中,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不合理的行为,千万不要因此认为他是一个故意惹人生气的“讨厌孩儿”。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过窄,跟不上司法实践的发展,导致人民对行政行为不满而求助法院无门时只能采取非法律手段解决。扩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至除国家行为以外的其余全部行政行为势在必行,并期待这项改变能在下一次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得以实现。     

浅析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

原因自由行为,又称"原因中的自由行为",指具有辨别和控制能力的行为人,故意或过失使自己一时陷入无责任能力或限定责任能力状态,并在这种状态下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目前学术界对其可罚性依据存在着多种观点,本文简要就学术界的各种观点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聚众淫乱罪的存废思考——以无被害人犯罪为视角

近年来，社会上的聚众淫乱行为屡现报端，甚至出现大学教授组织集体“换妻”活动而被提起公诉的事件。这些行为的泛滥除了遭到公民的道德谴责外．同时也又一次引起了法学界对聚众淫乱行为是否应该犯罪化的激烈争论。文中试图通过对无被害人犯罪相关问题的分析来解决聚众淫乱罪的存废问题。     

在公关活动中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定位

随着我国公关实践活动的蓬勃开展，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参与其问。他们为自身形象筹谋擘画。或为其他社会组织的发展献策建言，从而使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然而就目前我国的情况看。关于新闻工作者涉足公关实践一项。理论上既无系统而严整的阐述，实际工作中也无明确的规定。这种认识上的模糊性和操作范式的不确定性。很容易导致此类机构及人员行动的盲目性和行为的不良后果。因而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新闻工作者在公关活动中的角色问题进行一番分析、探讨。以明确在此过程中他应充当什么角色而不应充当什么角色，应采取什么行为而不应采取什么行为。这个“角色”与“行为”应当受到何种制约等等。     

李十儿导演了一场戏

《红楼梦》第九十九回,李十儿导演了一场戏,精彩而有实效,三下两下就将“固执的贾政”拉下水,只不过留着面子,没有让他公开参与罢了。那是贾政放外任稽查粮食征管工作最感掣肘的一段时刻。外面的关系没理好且不说,好几位充当门子和签押的“长随”,因     

大学生社会公德意识与行为调查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在杭高校1517名学生为研究对象,调查分析了当前大学生的社会公德意识与行为。结果表明:大学生社会公德意识与行为的主流是好的,但部分方面还未达到应有的水平;性别、家庭子女数、父母文化程度对大学生公德意识与行为有显著影响;学校类型、年级、专业对大学生公德素质无显著影响。     

知信行健康教育模式对中职护理专业学生饮食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广安职业技术学院中职护理学生为例

目的:为普通高校开展营养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通过问卷、访谈、观察等方式,分析观察组和对照组营养教育前后饮食行为改变情况。结果:二组学生在营养教育前,饮食行为无明显差距,二组学生在接受营养教育后,营养知识、健康信念、健康饮食行为出现明显差异。结论:经过营养知信行教育,中职护理学生获得相关的营养知识和技能,逐步形成了健康饮食的信念和态度,促成健康饮食行为的产生。     

动员效力与经济理性:农户参与新农保的行为逻辑研究——基于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的调查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农户普遍了解新农保,参保积极,但缴费水平偏低;宣传动员有助于提升农户信息了解程度,从而提升农户参保广度,但对参保深度无显著影响。当信息充分时,农户参保行为是完全经济理性行为,情理动员无显著影响;当信息不充分时,农户参保行为是有限理性行为,情理动员可以提升参保广度,但参保深度不足。社会动员效力与特定社会背景下社会成员的价值理念相关。在当前经济理性主导下,社会动员必须符合农户的经济利益。作为后发展国家,社会成员对新制度的理解与接受能力有限,社会动员具有推动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功能。     

2008年贪官们的“无耻语录”

有人搜集了贪官事发后的言语，读后令人震惊。其一，受贿18万的中铁信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原部长李昌波认为，他收钱不是受贿，而是“我这人脸皮薄，人家一再坚持给，我就不好意思推辞”。其二，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原院长刘松涛，贪财好色。然而，刘对自己贪色这样解释道：“我是有情人”，“有很多女人喜欢自己，我也没办法”。     

分析见义勇为制度的民法体系归属

在我国民法总则中规定了无因管理和见义勇为双轨制的立法模式,在法律使用中还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在实际法律事故发生时无法做到很好地辨别。见义勇为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无因管理行为,被救助人的法律地位不如无因管理中的无因管理人,在价值评价上存在着相应的矛盾,在判定上也存在较大的难度。通过梳理双轨制立法模式,发现无因管理和见义勇为之间并不是互相独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提出了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关系处理的优化方案。     

家庭经营策略下的农村年轻女性家庭权力与角色嬗变

在发展导向的家庭行为中,农村年轻女性婚后主动作出角色转变与行为调适,选择回归家庭。不同于已有社会参与视角中的年轻女性地位建构研究与家庭结构视角中的年轻女性角色嵌入性研究,年轻女性耦合进家庭结构是一种以经营家庭为目的的行为策略。年轻女性回归家庭行为,是以牺牲个人发展机会与个体社会角色为代价,获得家庭结构的完整与家庭发展的活力,同时,也为年轻女性赢得家庭角色和家庭权力,过着无压力的生活。然而,年轻女性的耦合性家庭参与是当下婚配市场、村庄结构与农业生产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现代家庭中个体与家庭的关系转变。     

城市低保对象求职行为的影响因素及相关制度安排研究——以上海为例

影响低保对象求职行为的因素极其复杂,制度安排是通过影响主观心理和认知从而影响低保对象的求职行为和决策。本研究以上海市为例,以问卷调查、定性访谈和文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哪些因素会影响低保对象的求职行为?现行低保制度安排会对低保对象的求职行为产生哪些影响?定量研究发现,就业责任心、求职制约和受教育程度对求职强度有显著影响,而经济困难和求职自我效能以及救助变量对求职强度无显著影响。定性研究发现,影响低保对象退出、就业决策的因素除了替代率外,还包括其他一些重要因素。总体来说,虽然上海低保建立了旨在鼓励和强化求职行为的制度安排,但存在明显缺陷,其作用亦乏善可陈。对此,作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司法高官杨贤才受贿大案实录

杨贤才：1978年8月中山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 1989年被提拔为民庭副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