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来小说的地域书写与现代性反思——以《空山:天火》为例

以《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瞻对》等作品为代表,对于国家、族群、地理、身份、创伤记忆与多重历史的叙事、实录与反思构成了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阿来极具个性化的地域特色与诗意风格。《空山:天火》揭示了无数个像"机村"一样的自然乡村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受的记忆伤痛、精神错乱与生态挣扎。阿来力图通过书写以嘉绒藏地为地域空间的"机村系列",呈现出不同信仰、族裔、文明形态、地域文化、意识形态、全球化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揭示被主流话语遮蔽的历史浩劫与精神创伤,并以充满神性的写作方式探寻神话、民间传说、历史传承对当代人的精神启示。     

《尘埃落定》小说中“傻子”形象的存在主义解读

《尘埃落定》是"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阿来极具影响力的一部小说。它以一个"既傻又不傻"的"傻子"视角描述了在土司制度即将瓦解的非常态社会里,为了生存,人与人、人与命运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各种人性本相,在人性异化的土司社会里,这一群人注定是要失败的,最终,人、人生、战争、欲望、财富都变成了尘埃,走向虚无。通过运用萨特的存在主义相关观点,从这一个"傻子","傻子"与他者,"傻子"的存在与自由等三个方面,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文本中这一个"傻子"形象的个体与自我、与他人、与社会存在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的关系。     

论《尘埃落定》《风景》“非常态”叙述视角的叙事作用

在小说的写作技巧中,叙述视角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伴随着文学自身的发展,经过作家对文学创作的实践,他们采用了一个全新的叙述视角即"非常态叙述"视角。通过对阿来《尘埃落定》和方方《风景》的叙述视角分析,探求"非常态叙述"视角的叙事作用,即所带来的陌生化审美感受;纯净与突破常规的眼光对人性的赤裸揭示;寄寓了作者本身的价值干预。     

《尘埃落定》中人物形象的对比象征

阿来的《尘埃落定》是一部具有浓郁寓言意味的小说,文本中作家着力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傻子二少爷,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各色人等都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味。傻子二少爷是个文化亡灵,既是历史的参与者又是历史的旁观者,是一个双重意义的叙述者或艺术形象;翁波意西是傻子的另一半化身,他的存在和傻子构成了两极对照:智慧与痴傻的对比和转换。两个卓玛的映衬,象征了女性社会化的挣扎生存状态;两个塔娜象征了精神自由的两极追求。成对的对比与映衬,既是无意也是有意,构成了阿来对于社会、人性、人生追求的多角度思考。     

权力的异化与民族的审视 --阿来《尘埃落定》的寓意新解

阿来在<尘埃落定>中,通过一个傻子"我"的诸多生命经历体验--苦乐、成败、得失、祸福、利害、真伪、善恶、美丑,以一个民族智者的身份反省了"权本位"价值观念引发的价值观念的冲突,主体历史方位感的迷乱,人性的异化与扭曲,进而审视了民族人文精神原生态.阿来从人文精神的角度隐喻了其作品在当下的存在价值.     

失落的浪漫与苏醒的庄严--阿来中篇小说《遥远的温泉》、《已经消失的森林》的文本启示

继《尘埃落定》后,阿来的中篇小说《遥远的温泉》和《已经消失的森林》再次出版.文章通过阿来两部中篇中"新写实"的文学现象的认识,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被现代文明吞噬掉的诗意与浪漫的原生态文化,以及对这种"失落"情怀的追忆与叙述,并对这种以文学形式展示的文化原土关怀的文本启示,进行了解读与传达.     

《尘埃落定》的史诗性

在评论《尘埃落定》的时候,较少有人详细地谈到它的史诗性。本文从三个方面予以论证:《尘埃落定》 写的土司制度消亡是藏民族社会历史文化转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表现的是具有普遍人性指向的藏民族英雄 主义的精神品质;它独特的叙事使之达到史诗的历史真实和奇妙幻想的完美结合。     

土司制度瓦解的见证者——《尘埃落定》人物浅析

阿来的《尘埃落定》讲述了藏族土司麦其家族由鼎盛到衰落的故事。麦其家族由盛转衰是整个藏族土司制度走向土崩瓦解的缩影。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性格各异的人物,而其中麦其土司、傻子二少爷和翁波意西尤其突出、尤为重要。这三个主要人物在土司制度的瓦解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但都共同见证了土司制度的崩溃。     

通往可能之路——与藏族作家阿来谈话录

文章以问答的形式 ,围绕对小说《尘埃落定》创作的有关探讨 ,揭示了阿来对《尘埃落定》的一些创作感受及有关文学观点 :《尘埃落定》并非只体现了藏民族的爱与恨、生与死的观念 ,这种观念是全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 ,而且是相通的 ;《尘埃落定》的创作的确受到藏族民间文学的影响 ,但同时也是在对已有故事往无限可能的方向发展上努力进行的探索 ,是在探讨一种取胜的险道 ;写作是一个逐渐从模仿到独立的漫长的过程。一方面对作家的喜欢在不停地变化 ,另一方面是精神的影响其实难以遽然分清彼此 ,故谈不上受谁的影响最深。“影响的焦虑”的确是许多作家曾经有过的苦恼 ,但阿来自认为本身已获超越 ,并享受到了独创的快乐。     

《尘埃落定》英译本的生态翻译三维研究

阿来的边地少数民族作品《尘埃落定》向读者展现了解放前川西地区藏族人民独有的社会生活文化，经译者葛浩文的翻译后在国外受许多读者的追捧与好评。生态翻译学强调“适者生存”与“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小说所展现的生态意识不谋而合。采用定性研究，通过生态翻译学主张的三维转换理论研究葛浩文对《尘埃落定》的翻译，探索英译本的成功因素。研究发现，葛浩文在翻译《尘埃落定》时选择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使译文流畅且容易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也让目标语读者在其翻译中领略到不同国家的文化魅力，促进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对外传播的同时也对日后其他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具有借鉴性。     

社会转型期人类的精神困境——《喧哗与骚动》与《尘埃落定》之人物比较

福克纳和阿来两位作家都对社会转型期下人类精神上的困境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关注人类的价值及其意义。《喧哗与骚动》与《尘埃落定》在人物设置方面既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又独具特色,具有极大的可比性。两部作品都塑造了"傻子"、家族守护者、于乱世中挣扎的女性以及宗教信徒这四类人物形象,展现了一个家族不可避免的衰败史。对这些人物形象进行分类比较,解析处于社会转型期中不同类型的人物的复杂心理,可以引发人们对于人性以及社会更深的思考。     

谁有权为女人命名——从《尘埃落定》中的女性命运谈起

在《尘埃落定》中,阿来借用傻瓜的视角,质疑人们以往思想中的众多概念,关于"女人"的定义也是其中之一.阿来深怀同情地观照了历史中的女性地位,试图为卓玛敞开一个新的可能性的生存空间,但他依然无法完全摆脱其男性视角,无法真正为女人重新命名.     

对阿来及《尘埃落定》的解读

藏地、藏史、藏文化孕育出阿来独特的文本抒写、文化视角及其藏族情怀。穿行于汉藏异质文化之间的作家阿来,以其独特的母语思维和母语表达方式,用汉语诠释着“嘉绒藏族”的历史演进与文化变迁。,在《尘埃落定》中,阿来对藏族环境、藏族情怀的抒写凸显得淋漓尽致。在某种程度上,阿来就是“嘉绒藏族”的代言人。     

穿透尘埃的真实——读阿来的《尘埃落定》

:《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者用一种全新的理念和独特的艺术手法 ,在从容地完成一段民族秘史的同时 ,深入这个民族的文化与精神 ,跟自己的人生感悟相结合 ,追求着生命之火与智慧之光     

托妮·莫里森《天堂》的精神生态观照

托妮·莫里森的《天堂》通过对比黑人聚居的鲁比镇固步自封的男性宗法社会和女修道院崇尚自然、开放博爱的人间天堂来呈现美国非洲裔族群在寻求自身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缺陷和弊端,揭露黑人群体因颠覆白人至上的种族歧视而自我迷失、异化并陷入"以黑为美"的新的种族主义的事实。借助生态批评理论剖析了《天堂》中美国黑人群体以集体无意识形式释放的精神失衡的内外动因,认为鲁比人精神生态危机既与美国社会、历史、文化息息相关,又与黑人人性弱点密不可分,进而说明莫里森的创作意图和生态责任意识。     

在比较的视角中再论《尘埃落定》

阿来的《尘埃落定》以其独有的美学价值与思想深度恰如一颗耀眼的明珠在当代文坛上放射出美丽、迷人和持久的光芒。本文试从不同创作主体与不同文本的比较视觉中再次感受《尘埃落定》的非凡魅力 ,同时试从小说史的角度略论其文本的价值与不足。     

族性人性诗性——阿来小说《孽缘》、《鱼》叙事解码

2005年1月,四川民族出版社倾情推出当代藏族著名作家阿来的中篇小说系列《遥远的温泉》、《奥达的马队》和《孽缘》。《孽缘》是其中的一部力作,笔者从族性、人性、诗性三个层面深入讨论其小说叙事所采用的叙事策略:回顾叙述、同步叙述和预示叙述,以及由此逐步深入的审美人类学书写实践。     

一个蕴涵多重意义的艺术形象——解析阿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形象

藏族作家阿来在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中,精心塑造了一个在当代中国小说画廊中少见的傻子形象,在这个拥有多重意义和极具个性特征的人物身上,贯穿了作家所有的情感和精神寄托.     

《尘埃落定》中的“陌生化”表现手法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它通过增加艺术感知的难度和审美欣赏的时间,使读者获得独特的艺术体验与审美愉悦。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在题材、叙述视角、语言三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陌生化＂现象。     

对比中再现人物形象——《巴黎圣母院》与《红字》之比较

《巴黎圣母院》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代表作品,《红字》是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霍桑的代表作.作为同一时代生活在不同国度的两位作家,在他们笔下都描述了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宗教对人性的摧残和迫害,同时也塑造了勇敢、善良而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