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利希“文化神学”批判

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 是当代著名的美籍德国神学家、哲学家.他毕生从事系统神学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系统神学》、《文化神学》、《新教时代》、《存在的勇气》、《信仰的动力》等等. 作为一个系统神学家,蒂利希最重要的著作当推洋洋近百万言的《系统神学》,因为该书是他对自己一生的神学研究之总结.但作为一位有所建树的宗教哲学家,他的主要思想特色却集中体现在《文化神学》一书中.蒂利希一生的基本思想具有比较严格的一致性,他在     

论中西方“食礼”文化

＂食礼＂是礼仪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中西＂食礼＂文化具有深远的历史与丰富的内容,但中西方食礼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并表现出不同的文化性征,探究中西食礼背后的文化原因与思想因素,对于全球化时代下的人们更清晰地认知中西文化的根性,从保护人类文明的角度守护精神家园有着十分重大的文化意义。     

“礼”的文化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传统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国现代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力思想保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是一个思想内涵深刻的概念。在儒家的视界中,礼限定着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性质;礼为人之本质,同时又是一种道德修养途径;通过礼,人们寻得内心的“仁”;礼还是一种制度,规范家庭和社会关系;它在价值层面是先王之道、诸侯治国之道,值得今人借鉴。     

对莱布尼茨批判“白板说”的再批判

在西方哲学史上,到了近代才真正开始了对人类认识本身的深入探索.而关于人类认识的起源问题又是整个近代哲学家们绞尽脑汁首先要解决而又未能真正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英国经验论哲学家洛克在批判“天赋观念”时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而德国的理性派哲学家莱布尼茨提出了“大理石花纹”说与之争辩,考察一下他们之间关于认识起源学说的典型争论,并从中吸取一些思维经验教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对丰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不是没有教益的.在这种考察中,笔者不同意现成教科书中(全增(占段)主编《西方哲学史》)把莱布尼茨定论为唯心主义先验论,也不同意对洛克的“白板说”所作的不恰当的过分肯定.笔者将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对洛克和莱布尼茨在观念起源问题上的争论,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并在扬弃他们观点的基础上,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     

“美本身”的“特质”浅论

柏拉图在他的《大希庇阿斯篇》一文中,分析并论证了美的东西与美本身是不同的。他说:“我问的是美本身,这美本身把它的特质传给一件东西,才使那件东西成其为美。”那么,“美本身”的“特质”是什么呢?     

赫尔德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批判

赫尔德的形而上学以及他对“存在”问题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批判中。赫尔德和康德都批判启蒙哲学推崇的纯粹理性,但与康德肯定纯粹理性并为其运用划定边界不同,赫尔德从根本上否认理性的纯粹性,强调理性实际上是人类心灵整体运作的有机性,因而是人类心灵中各种力量共同运作的机能,最终体现为人类语言。语言是人类心灵在具体历史经验中生成的证明,在本质上揭示出“存在”与人的感性关联。以语言为切入点,赫尔德分析了人与“存在”的关系,认为语言是“存在”对人的感性给予,是人和“存在”关联的体现和表达。以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为基础,赫尔德在批判康德先验哲学的同时,阐明了自己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和观念。     

“说礼行”仪式的文化人类学调查

土家族的婚俗仪礼、诞生仪礼中的“说礼行”仪式带有鲜明的地方仪式特点,具有娱乐、宣泄、补偿的文化功能,能整合村民的认同感,引导价值观。     

消费文化的“形象异化”问题批判

与宗教型精神文化的"神圣形象异化"相比较而言,消费文化的"形象异化"主要是一种"非神圣形象异化"。它的特点主要是世俗性与经验性。这种"形象异化"主要表现为三种现实形态:动物或准动物式的人性形态;纯经济人的存在形态;庸常人性的存在形态。     

孙中山对“黄祸论”的批判

自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以后,几百年来,在一些西方人的头脑里,不时忽隐忽现地萦绕着“黄祸”的幽灵.到了近代,尽管许多东方国家都处于遭受西方殖民主义压迫、侵略的境地,但一些欧美国家里的少数帝国主义分子,依然经常大肆宣传各种离奇的“黄祸论”.他们在编造一些耸人听闻的“黄祸”神话的同时,又鼓吹用武力入侵、向东殖民、传播基督教等各种恶毒办法,来阻止中国的复兴,使中国永远沦于愚昧落后、贫穷衰弱的境地,以此来防止所谓的“黄祸”.孙中山从走上革命道路,直到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和设计建国方案的整个历程,恰好就在“黄祸论”最泛滥的时间;而他所从事的一切革命活动,始终是为了复兴中国,这就与“黄祸论”者处在尖锐的对立地位,他不可能对“黄祸论”的种种叫嚷置若罔     

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最根本的现象是技术,技术是“现代性”的标识;而现代技术的哲学基础就是近现代主体哲学。因此,他对现代性的批判,首先体现为对现代技术的批判,其次是对近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批判。海德格尔开启了他特有的纯“存在论”本体论作为现代性及其技术批判的哲学基础,从而以一种全新的视域来看待“现代性”与现代技术。     

“日常生活批判”及其“再批判”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有助于清除现代化的文化阻滞力并推动人的现代化进程。然而,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却是以现代化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前提依据的。现代主义并没有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积极扬弃,以至于产生了“现代性焦虑”和意义生活的丧失。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的生存论转向有利于从微观领域颠覆现代主义的文化霸权。因此,应在现代日常生活世界中对“日常性”和“非日常性”进行双重批判,以建构一种能够不断自反的现代性。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从“百顺街文化”谈芦焚小说的文化批判

芦焚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始终以城乡下层人物的生活为视点 ,尽力在文化层面上寻求导致各种悲剧的总根源 ,在挖掘深植它们心底的落后文化因素的同时 ,对“百顺街文化”展开了深刻而独特的文化鞭苔和批判。     

论“释奠礼”与唐代文化权威的构建

“释奠礼”是中国古代学礼制度的核心内容,唐代是其最终定型的阶段,此后“文庙”释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其影响及于东亚诸国。何以始自先秦的“释奠礼”至唐朝方才定型?在众多先秦汉魏古礼之中,为什么“释奠礼”可以成为文化传统的标志?选择先圣、普及孔庙、推崇释奠、完善仪轨是唐朝文化权威构建系统工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主体架构和核心内容。正因如此,“释奠礼”定型于唐,随后成为古代中国礼制史上最为隆重的盛典。     

从礼文化的视角论“乐”之魂

“乐”源于人的情感而又与情感互动,通向伦理道德而又以善德为评价标准;它以“中和”为美又有和谐社会之功能,既是提高个人修养之手段又是治国安邦之大柄。因此,“乐”之灵魂是情感、道德与和谐的统一体。     

鲁迅对官文化的批判

官文化是两千多年的官僚政治的思想基础，是由官僚政治所维护的意识形态，它的理论基础是统治中国人的思想长达两千余年的孔孟儒家学说，鲁迅正是抓住了这一文化思想根底，通过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及文学创作这两个方面对官文化进行了民族自省式的剖析批判。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就是要学习鲁迅精神，再不能容忍官文化的余毒侵蚀我们的肌体了。     

否定性批判:阿多诺“文化工业”观

阿多诺以否定辩证法和启蒙辩证法为基础,从思想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揭示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文化工业出现的必然性及其堕落为一种标准化商业化的工业制作的实质,从这一立场强调了真正的大众文化应该是对人们真实需要的解放与实现。     

否定性批判：阿多诺“文化工业”观

阿多诺以否定辩证法和启蒙辩证法为基础,从思想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揭示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文化工业出现的必然性及其堕落为一种标准化商业化的工业制作的实质,从这一立场强调了真正的大众文化应该是对人们真实需要的解放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