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下(学)哲学论

哲学的对象——世界万物统一存在逻辑——具有着形而上下相互贯通的本体结构关系及相应的本质和本性,由此决定了哲学思想必然具有同样的形而上下彼此反思贯通的本体结构关系及相应的本质和本性。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作为哲学本体与其本质统一体的"哲学自我"同时具有着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且二者彼此反思一体贯通的基本特征,从而它既不是单纯的形而上学,也不是单纯的形而下学,而是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彼此反思贯通的复合体,即形而上下学。由此可见,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和现当代实证哲学的哲学观都是片面的、错误的,二者的共同缺陷在于都割裂了哲学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不可分割的结合关系,并且各执一端否定另一端。     

连续性形而上学与阿诺德·伯林特的环境美学思想

连续性形而上学既是理解阿诺德·伯林特的环境美学思想的哲学根基,也是理解环境美学的一把钥匙.事实上,只有理解了连续性形而上学,我们才会意识到环境美学的理论意义,意识到环境美学的形而上之维,而不会把它看做是形而下意义上的应用门类美学.     

道器之辨与理气之辨:一种思想区域划分的尝试--宋明儒家形上学之批判

道器之辨 ,亦即“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别的问题 ,在宋明儒学中获得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处理 ,这就是 ,把道器之辨与理气之辨等同起来 ,或者 ,更确切地说 ,以理气之辨代换道器之辨。值得注意的是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理解有关“形而上”诸问题的思考格局。这一格局建立在道的理化的本体论基础之上。本文试图站在批判的立场厘清道器问题与理气问题 ,划分它们所属的思想区域 ,从而为对宋明儒学的批判性理解 ,提供一条思路     

“形而中学”的凸显及对“形而下学”的逼显

作为"六经"之首,《周易》在中国哲学的原创时期发生了重要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思维即导源于《周易》。如,《易.系辞上》指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563历史地看,这句名言奠定了后来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那就是"形而上"与"形而下"或"道"与"器"之两个领域的划分。而且,在这样两     

“诗人自杀究竟有什么意义”——由诗人海子自杀意义的两种代表观点说起

对于海子之死的典型意义,学术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肯定海子作为一个纯粹的诗人之死的形而上意义,另一种观点是认定海子作为一个普通人之死的形而下意义。上述观点都显得不够辩证,陷入了绝对主义与机械主义的泥沼。促成海子之死的原因及其决定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的偏于形而上意义的,有的偏于形而下意义的,有的则很难说是绝对的形而上意义或形而下意义。海子自杀是多种可能因素的综合,包括爱情上的灾难、人格心理因素、同行诗友的中伤、气功问题、自杀情结、自杀导火索、孤独的生存环境、西方“个性主义”文化的影响、崇高写作理想的毁灭等。只有从一个丰富的多维度层面来理解海子自杀事件的可能原因及其意义,而不是绝对地划分所谓的形而上形而下意义,才符合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认识规律。     

现代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困境

熊十力、冯友兰和金岳霖的形而上学思想中都蕴涵着内在困境.一方面,他们企图建立本体的形而上学,以便为世界提供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又特别强调哲学对于人生的价值意义.世界的本体与人生的价值在他们的形而上学思想里是分裂的.人生价值是同形而下的境界相关的,而世界的构成又是同形而上的本体相连.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存在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然而,这一困境对于现代中国哲学的建立具有巨大的启发性.其意义就在于,在借鉴西方哲学时,我们应该对西方哲学思想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方式又带来了另一个困境,现在的中国哲学更多的是对哲学史中人物和流派的研究,包括中国传统哲学,而不是对哲学问题的研究.好像只能如此,我们才能建立现代中国哲学.因此,我们更多产生的是专家和学者.在现代中国哲学近百年的历史里,我们很难有世界意义上的哲学家.这一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从“生灭有无”到“幽明隐显” ——王船山论“道”之本真性

王船山继承发展了张载的"以<易>解道"思想,批判了佛老"生灭有无"之论.生灭有无之论者"不知气之未尝有有无",不明"气之聚散不能已止矣"的道理,蔽于耳目感官之小体,失于心知体悟之大体,从而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王船山着重发扬了易道精神中"幽明隐显"的思想,澄清了道之为活动的真实意蕴,明确了有无之义在幽明.     

从境界的维度解读当代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人的本性从实质上而言是某种具有超越指向的形而上存在,哲学的本质与人的本性的一体性关联体现在哲学总是从构建某种理论样式的“形而上学”以表现人在某一特定生成阶段中的形而上旨趣。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总是通过“境界”的方式来表达着人的形而上追求,印证着或对象化为不同理论式样的“形而上学”。从哲学境界的维度出发,可以更好地把握形而上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更好地直观人的形而上本质,更好地构建当代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更好地洞晓时代精神精华的内蕴。     

一般和个别视角下的形而上学

什么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在哲学以至整个科学文化中处于什么地位,如何研究形而上学等都是哲学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对形而上学的理解体现了中西哲学精神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但研究形而上学,我们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辨析它们的真实含义,更重要的工作在于将中西哲学精神结合起来,为我们的哲学发展寻找一种新的视角。实际上,研究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既可以实现西方哲学一直在追求的哲学为科学奠基的任务,也可以为中西哲学精神的融合开辟一条通道。中国形而上学的本质在于一般和个别的“道”、“器”之辨;西方哲学的精神在于哲学为科学奠基。由一般和个别的角度出发,提出形而上学研究的新的对象,目的在于引进这种西方科学精神。     

《周易》"情"辨析--兼论"设卦以尽情伪"

"情"在《周易》中的含义可分为两种:一种指大千世界中万事万物的情状,是形而下的具象世界;另一种相当于"道",是形而上的层次.而在"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中,有一个"形上等级制":书→尽辞→尽言→尽象(卦)→尽意(情).在这个"形上等级制"中,"情伪"不是指具象世界中的真假之象或虚实之象,而是与"道"相似,具有形而上的意义.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有无与柔弱合一——从《老子衍》看王夫之对老子的研究

老子"有无合一"的境界形态哲学思维,在人生社会领域表述为与"柔弱"合一,"有无"与"柔弱"合一是对人生社会领域"无"与"无中之有"统一于"无"之境界的境界形态"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论证。王夫之以实有形态的"有"与"有中之无"合"柔弱"于实有,一方面揭示老子境界形态"有无"思维的"虚无"思想根源;另一方面,论证了实有"有无"为思维基础的"有无"与"柔弱"合一于实有之"有"的实有形态哲学思维。     

王夫之哲学的实学精神

在明末清初中国学术由宋明理学向清代实学的初步转型中 ,王夫之建立了以务实、重行为基本特征的哲学体系。王夫之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理论成果 ,也是清代实学的重要哲学成果     

王夫之与费尔巴哈自然观的比较研究

王夫之和费尔巴哈是中西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自然观上,他们有相似的正确认识,都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事物是不断地运动变化的,其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王夫之的自然观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而费尔巴哈的自然观缺乏辩证法。     

“心之元声”——略论王夫之诗歌美学思想的本质论

王夫之的诗歌美学思想是宋明理学美学思想的总结性成果。王夫之将＂心之元声＂论作为其诗歌美学思想本质论的核心范畴,通过对＂心之元声＂的阐释,王夫之指出＂心之元声＂是人与世界的原初性关系的产物,是诗歌的本质所在 并且进一步阐明了＂心之元声＂的特征,认为＂性之情＂就是＂心之元声＂。王夫之的这一诗歌审美本质理论,是对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对王夫之哲学本体论基础的再思

王夫之在主客、体用之间互为条件的交互性上,建立了一种基于主客交互性的关系哲学,超越了认为主观或客观的某一方有着绝对的逻辑优先性的思维模式。事物不仅在属性上发生着变化,而且事物的存在本身就处在一个不断重新生成的过程之中,由此,道、人性同样处在一种新陈代谢、生生不已的过程中。王夫之过程论的哲学基础建构,打破了线性、僵化地看待世界的方式,张扬了天与人存在的创生性、能动性与开放性,对人的本体论地位和人在世界中的意义作了一种革新性的诠释。     

杨昌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中的“合冶”思想述论

20世纪初,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趋势,杨昌济开始了融合中西文明,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尝试,提出了“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的“合冶”思想。杨昌济的“合冶”思想是以王夫之哲学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朱子百家、宋明理学和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主要包括,融合中西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本体论”;引进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实现”说,来诠释王夫之哲学中的“造命论”;引进培根认识论中实验科学,来改造王夫之哲学的“知行观”;比较中印哲学,吸取佛学精华等具体内容。杨昌济提出的对东西两洋之文明的“舍冶”思想及具体的重建工作,为青年毛泽东形成“先中后西,先内后外”、对中西文化有选择吸收的文化观,并为他后来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供了思想借鉴和思想起点,也是毛泽东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源泉。     

"在天之天"与"在人之天"--王夫之天论及其创新

"天"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也是王夫之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王夫之关于"天"的思想有很多方面与他以前的思想家相同。王夫之在"天"问题上的最大创新之处,是他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在天之天"与"在人之天"这一对范畴并自觉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哲学分析中,从而使自己关于"天人之际"的思想具有了以前思想家所没有的新内涵、新意义。     

儒家自然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德福思想

儒家天命及其德福一致信仰是以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特质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为思想基础的。而以“天人相分”为哲学基础的自然理性主义(荀学)传统,深刻检讨、批判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观念及天命神学,从而在哲学上瓦解了天命德福一致信仰的根基。天人相分观念下的德福思想,就其追究天人关系事实的客观性与知识理性而言,确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这种儒家自然理性主义的极端追求对天命德福一致信仰本身的社会意义的漠视,也丧失了儒家更为本质的精神---人文关怀。这是儒家精英主义的一种典型的弊端。     

王夫之《张子正蒙》诠释方法论初探?

与北宋中期以来包括二程、朱熹在内的许多儒家学者的有关看法相比较，王夫之关于《正蒙》的文本观念，是全面的、深刻的，有着一定的独到性、创造性和科学性。正是从这种文本观念出发，王夫之建构起富有创造性的四种诠释方法论：语言诠释方法，体验诠释方法，类推诠释方法，贯通诠释方法。运用这些方法，王夫之务必要在程朱二子之外另辟蹊径，对于张载创立的“真孟子以后所未有也”的哲学理论大力阐发，在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予以重建，从而力图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挽回当世“人心之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