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贫困线的划分及扶贫对策研究

 1993年,中国政府制定并公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了到本世纪末缓解和消除绝对贫困的奋斗目标。划分农村贫困线是研究农村贫困问题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科学地划分农村贫困线,才能准确地分辨出贫困人口,测定贫困规模和分布及贫困程度,从而为制定有效的扶贫策略,有针对性的做好扶贫工作提供政策依据。本文以湖北省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为基础,借鉴国际上采用的“马丁法”的测算方法,对农村贫困线的划分等问题进行探讨。     

中国城乡多维贫困的测度及比较

传统的仅用收入或消费来衡量贫困的方法只能提供单一的信息,从多维角度则能够较全面地认识贫困。本文利用CHNS数据库中2000年和2009年数据,借鉴了多维贫困指数的构造及分解方法,对近十年来中国城乡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分解及分析,认为总体上城乡贫困程度均有所减轻,农村贫困严重于城市,应重视医疗健康保险、卫生设施、城市住房、做饭燃料等维度上的贫困,同时降低中西部省份的贫困。     

我国贫困人口的脆弱度与贫困动态

 在贫困脆弱性和贫困动态理论的逻辑归纳与阐述基础上，利用辽宁省重点贫困县调查样本数据，采用聚类分析、脆弱度分析以及敏感度分析等方法实际测度了贫困县贫困状态的分布情况和脆弱程度；从贫困动态的角度，对贫困户1997～2006年间的贫困发生频次、深度及持续时段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各个贫困县的贫困脆弱性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受多重致贫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类型分布特征；贫困动态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贫困脆弱度的结果；贫困时段分析与以往研究发现略有不同，呈现出“暂时贫困”和“长期贫困”二者“并重”的特征，而非“单一分布”的“偏态”， 真正有效率的扶贫救济制度应当准确地锁定在持续贫困的家庭上，政策相应地要具有差异性和弹性，这样才有可能快速及时的解决攻坚阶段的贫困问题。     

边疆地区农村贫困程度的测度与模拟分析——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

利用2000-2009年新疆农村收入分组数据,首先计算历年新疆农村FGT贫困指数,分析新疆农村贫困程度的变化情况;其次对新疆农村FGT贫困指数进行分解,探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线变动对新疆农村贫困程度的影响;最后模拟分析各个贫困指标对贫困线变动的敏感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新千年开始后新疆农村贫困程度变化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点,大体经历了大幅下降、平缓变动、小幅上扬三个阶段;FGT贫困指数分解后发现,各期影响因素作用不一,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最为明显,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或者恶化产生了不一样的减贫作用,贫困线上调最明显的效应是新疆农村贫困面扩大;模拟贫困线上调后发现各贫困指标对贫困线较小幅度的变动具有较高的敏感性。新疆农村的贫困问题比较复杂,最近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尤其是最贫困人口的境况需要获得更多的关注,基于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贫困缺口总指数的构造、分解与应用

本文构造了一个新贫困指数 ,通过对 指数的因素分解及衍生指数的构造,提出了一些重要贫困指标的预测和推算办法。基于CHNS1991-2011年跨度20年的8轮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近20年来总贫困缺口率呈现年均6.39%的缩减率,其贡献全部来自贫困人口总规模递减这一因素的影响,而另外两个因素,即平均贫困缺口水平和贫困差异度则呈现年均小幅上升趋势,表明减贫质量不容乐观;以现有减贫模式对我国农村2020年的平均贫困缺口水平、贫困不平等程度、贫困规模等指标进行预测显示,减贫目标依然任重道远;提出了采用精准减贫,重心在于提升贫困人口获取收入的能力和缩小贫困不平等程度的相关建议。     

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研究

 基于CHNS的八轮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本文使用贫困发生率和平方缺口指数对农村贫困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把贫困变动分解为长期贫困效应、脱贫效应和返贫效应。实证结论表明,虽然长期贫困发生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但是近期长期贫困的平方缺口指数表现出一定程度上升;脱贫效应是减少贫困的主要因素,返贫效应则是加剧贫困的诱因。此外,匿名性与非匿名性的增长率显示,匿名性低估了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增长率,从而高估了实际贫困。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减贫效应及非线性特征——基于面板分位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影响农村贫困减缓的内在机理,利用2010—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LSDV方法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基准影响以及非线性效应。结果发现:农村贫困程度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之间的负向关系十分明显,即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村贫困减缓;与此同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存在着显著边际递减的非线性驱动效应,即在农村贫困程度由高变低的动态过程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的边际作用逐步减弱。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村贫困减缓的关系,能够为乡村振兴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新的见解。     

中国城镇居民贫困的测量

中国城镇居民贫困的测量□国城调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看，贫困问题主要在农村，占全国绝对贫困人口的８５％以上，但从社会影响角度考察，城镇的贫困问题更不能忽视，城镇贫困居民虽然比农村少，程度低，但由于城市人口集中，贫困问题的社会影响却比农村更大。正因如此，...     

我国农村贫困的动态转化、持续时间与状态依赖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0—2015年跟踪数据,比较分析了农村家庭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长期变动情况。在此基础上,使用Cox比例风险与动态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跨期贫困的动态转化概率、状态依赖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研究发现,农村多维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比收入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高出近20个百分点,但未脱贫的多维贫困家庭比收入贫困家庭具有更明显的贫困适应性。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增加,无论是收入贫困还是多维贫困,中断当前贫困状态的可能性都下降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子代职业地位、子代教育、城镇化水平和交通便捷度等因素显著降低了贫困家庭的贫困适应性与状态依赖,而贫困补贴对部分贫困家庭产生了补贴依赖效应,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贫困适应性。本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有关贫困动态性的探讨,为有效破解低收入群体的贫困状态依赖提供了经验证据。     

对宁夏农村新时期贫困问题的思考

一、新时期宁夏农村贫困状况 （一）绝对贫困人口减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确定的全国农村绝对贫困标准（668元）测算，2004年底山区八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15.2万人．比2000年减少37．5万人．比上年减少11．5万人，贫困发生率为7．0％，比2000年下降了17．5个百分点．比上年下降了5．3个百分点，从分县情况看，同心县、原州医、海原县贫困状况有较大程度的缓解，绝对贫困人口减少较多。     

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影响——以天津为案例所进行的分析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历来是密切相关的三个问题。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及其所导致的收入增长会减少贫困，尤其是绝对贫困：相反，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收入分配的恶化却可能加重贫困，尤其是相对贫困。本文以天津为案例，采用定量的方法集中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变化对我国农村贫困变动的影响。     

边境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测算与空间分布——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利用2012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采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测算了新疆南疆三地州多维贫困状况,研究了贫困空间分布与区域差异,得到以下结论:从多维贫困程度看,多维贫困发生率为24.5%,多维贫困指数为0.138;从多维贫困组成看,收入低、饮水困难、教育水平低、卫生条件差、少数民族汉语能力差等是核心问题,且收入贫困户几乎都是多维贫困户;从多维贫困空间分布看,克州地区最为严重,其次为和田地区和喀什地区,阿克陶县和疏勒县形成第一贫困级,阿图什市和和田县形成第二贫困级,疏附县和墨玉县形成第三贫困级,其他各县形成第四贫困级,且边境县多维贫困状况更加恶劣。     

测度通货膨胀对贫困贡献度的一种新方法

文章对衡量通货膨胀对贫困影响的传统方法提出商榷,提出能够准确测度通货膨胀对贫困人口在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三个维度影响程度的新方法,并具备推广到更多贫困维度的特性.该方法以具有加法可分性的R贫困指数为基础,利用Sharply方法对贫困改善的通货膨胀效应、经济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进行分解,根据2004～2010年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数据计算通货膨胀因素对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贡献度,较为精确地测度了通货膨胀对贫困群体的具体影响.     

中国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测度及其时空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的5期数据，构建了带有收入门槛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进行测度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进行静态和动态分解，并使用Dagum基尼系数对相对贫困的区域差异进行测度。结果表明，2010—2018年，农村居民的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并逐渐趋缓。多维相对贫困的总体差异存在，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导致的。具体来看，公共服务维度的减贫效果大于个体维度，收入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率逐渐上升，收入维度依然是多维相对贫困最重要的衡量指标。降低农村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要从提升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向缩小家庭收入差距转变，在系统性地降低相对贫困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个体脱贫能力的提升。     

中国农村贫困变动：1981—2005 —基于不同贫困线标准和指数的对比分析

 本文以中国官方贫困线和世界银行公布的国际贫困线为标准,利用中国农村家庭的收入分配分组数据,测算了1980年以来的四种贫困指数。研究发现,虽然农村贫困状况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基于不同贫困线标准衡量的贫困程度相差悬殊,这使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变得更加复杂;脱贫时间指数的构成中,由于不平等所延长的脱贫时间,相对而言明显提高,这说明收入分配的恶化已经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这种变化趋势值得高度关注。     

宁夏农村贫困问题研究(下)

宁夏农村贫困问题研究（下）课题主持人王治业马国义课题负责人拓庆华设计与执笔王旭明拓庆华三、农村贫困变动影响因素分析农村贫困的原因表现在诸多方面，是多种历史、自然、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所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并在不断地变化中影响...     

反贫困效果的模型分解法及中国农村反贫困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农村减贫的速度明显放慢 ,且呈现出反弹趋势 ,探寻农村反贫困效果的影响因素 ,对正确制定农村反贫困策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但在如何测定反贫困效果的好坏及分析其背后的影响因素上 ,目前常见的贫困指数都显得力不从心。针对各个贫困指数的不足 ,本文引入了分析反贫困效果的模型分解法。　　一、主要贫困指数述评由于现有的贫困指数在实际应用中都存在一些缺陷 ,寻找完美的贫困指数公式以客观准确测算贫困 ,成为近年贫困批数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对大部分贫困指数而言 ,测算主要分两个阶段 :第一步 ,测定每一个个体i…     

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测度与分析

多维贫困理论与方法更有助于对贫困的精准识别和量化.本文构建了新型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引人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测度并分解了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研究结论表明: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指数下降,表明农村家庭不易发生多维极端贫困;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数(MPI)呈西高东低态势,表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具有典型的区域分布特征.此外,多维贫困指数分解结果显示,收入、金融和教育等因素是我国农村家庭致贫的主因.其中,东部地区金融因素影响最大,而中西部地区则为收入因素.研究结论为贫困的识别和精准扶贫提供了政策依据.     

农村金融发展、财政支农与西部地区减贫效应分析——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基于西部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选取生活贫困、医疗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主要指标,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农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农对生活贫困、医疗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之间存在明显的单一门槛特征。在门槛值所划分的不同区间内,农村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农对生活贫困、医疗贫困以及教育贫困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农村金融发展对生活贫困减缓和医疗贫困减缓的促进效应逐渐增强,但对教育贫困减缓的促进效应逐渐减弱;财政支农对生活贫困减缓和教育贫困减缓的促进效应逐渐增强,而对医疗贫困减缓的影响,在跨越单一门槛值后反而具有较大的抑制效应。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

从转型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地区差距、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入手,通过建立Panel Data数量关系模型,深入分析了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表明:转型期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受影响程度最大,西部地区最小,但影响效应都是正向的;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公平性、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也不同,因此提出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村社会保障,提高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消费支出和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