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物安全法的风险防控机制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生物安全法的风险防控机制旨在平衡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应用、生态环境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之间的内在张力,体现并遵循生物安全法的价值理念。风险防控机制由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三方面组成,其有效运行需以科学判断的风险评估为前提,适度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手段,实现风险管理的最优化路径选择,并突破单向度的路径依赖,以实现全面的风险沟通。     

生物安全与我国的生物安全法

生物安全法是近几年迅速发展的一个环境法分支,也是我国环境法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课题。文章对生物安全和生物安全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生物安全法,本质上是在没有科学明确证据的前提下,为行为主体设定特定条件下的行为模式。我国的生物安全立法工作开展较晚,法律法规体系急待完善。     

生物安全及其评价

广义的生物安全应包括人类健康、农业和环境生物(生物多样性)安全三个方面,而狭义的生物安全则主要包括转基因生物安全和生物入侵引起的生物安全两个方面。文章分别从转基因生物技术和外来生物入侵两个方面探讨了生物安全问题,并就两者的安全性进行了评价。     

关于生物安全问题的探讨

一、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人类带来极大收益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依靠先进的生物技术手段,进行生物体之间基因的转换与重组,改变生物体原有的一些性能,实现集多种生物体优势于一身,已经为解决人类的粮食和医药短缺以及环境问题带来了美好前景。通过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对农作物、畜禽品种和水产品的遗传基因进行修饰,可使其品种改良、产量增加、品质提高、抗性增强,比如用现代生物技术改良的棉花洁     

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的范式转变——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

当前我国以损害管理为主的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尚未全面、系统地贯彻风险预防理念,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导致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以及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缺乏协调与合作,且生物安全规制机制仍体现出浓重的行政规制色彩,生物安全风险预防制度体系也出现严重缺失,无法适应风险社会中保障生物安全的迫切需要。生态风险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以及从环境管理向环境治理转型的实践需求则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向风险治理的转变奠定了正当性基础。在具体进路上,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的转变应当从风险预防原则的引领、生物安全风险合作治理、生物安全风险治理的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     

动物方面生物安全的若干探讨

本文对有关动物方面的生物安全问题作了探讨.生物安全主要涉及到环境生物、农业和人类的健康这三方面.生物安全的外来威胁来自外来有害生物、生态入侵和外来转基因生物,通过对这三方面的阐述,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对策.     

生物安全柜的原理及选择

随着人类科学的进步,随着人类的繁衍生息,各种各样的病毒、细菌等危害人类健康的生物也相继的出现并时刻威胁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柜的研制抑制了各种有危害的生物对研究人员的危害。但如何选择真正安全的安全柜,本文给出了很好的阐述。     

生物安全问题的社会生态风险分析

本文论述了转基因生物、克隆技术、人类基因组研究等生物高新技术在人类健康、哲学、社会伦理、经济等方面的生物安全问题 ,对其社会生态风险进行了分析。     

微生物转向背景下的生物安全治理

文章以尺度、边界和身份建构为理论视角,借鉴微生物转向的理论进路,探讨微生物对安全边界和安全身份的影响,认为微生物的群内变异和群际感染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和重塑了传统的安全边界和人的本体安全,致使国家边界、身体(身份)边界和微生物(知识)边界之间新型互构关系的生成,这三个层面的辩证互动构成了微生物转向背景下生物安全治理的根本性关系。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对这一动态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和再构,以便重新审视与构筑这一认知转向背景下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共性,进而促进中国乃至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理念创新与实践优化。     

印度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的法律思考

转基因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印度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棉花的生产国和出口国,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印度对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监管日趋谨慎和科学,架构了基础性法规、技术指南、保障立法为法律监管框架,形成了三层管理体系密切配合的监管体制.完善的审批系统、专门的咨询部门、高效的监督机构都是印度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部门的职能体现,对我国相关部门的职能建设有所裨益.     

生物安全立法的价值冲突及解决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生物安全法》的草案审核加紧,生物安全立法的目的是使国家、社会、经济、公共健康、生态环境正常发展,不受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活动侵害或存在潜在风险。生物安全立法的正义价值即保障生物安全领域科研主体和公众的自由与平等;秩序价值体现在控制生物技术的负面影响;效率价值体现在促进社会经济的影响。三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价值排序中,正义价值的优先级应高于秩序价值,秩序价值的优先级又高于效率价值。通过立法明确权利义务可以调适正义价值的内容;通过纳入生物伦理学,在立法时明确道德核心,可以调适经济高速发展需求与生物技术伦理的边界,运用生物安全文化调适生物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     

生物技术发展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研究

快速发展的现代生物技术导致种类繁多、功能各异的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出现,人们在获益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这些产品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可能产生的潜在的危害。本文重点讨论了转基因生物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在分析我国生物安全管理立法的基础上,对我国生物安全保护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美国转基因生物安全行政监管特点分析

肖唐华、周德翼、李成贵在《生态经济》杂志2008年第3期发表“美国转基因生物安全行政监管特点分析”一文指出,美国的转基因生物安全行政监管主要由农业部、环保署及食品药品管理局负责,部门之间分工明确,且建立了高效的协调机制和良好的公众参与制度;监管部门均设有下属专业的管理单位,     

生物安全规制的反身法路径研究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应对生物安全危机,各国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进行规制,但实际成效并不显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分依赖“命令控制”规制路径,忽视了社会高度分化的复杂性和其他社会子系统的独特运行规律.实践中生物安全规制路径陷入约束力不足,立法分散且泛滥,监管松散等困境.对此,法社会学中反身法理论意识到法律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强调各社会子系统的自我规制,为突破我国生物安全规制瓶颈提供了新路向.立足于反思法框架下的范式革新,结合其组织、程序、商谈等规制策略形成生物安全的半自主社会系统,克服传统规制模式之弊端.     

基因污染、生物安全与国际环境保护--《生物安全议定书》与国际环境法的新发展

伴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 ,产生了基因污染 ,现代生物技术效益与危险性并存 ,为了防止基因污染的危害 ,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 ,包括中国在内的 70多个国家签署了《生物安全议定书》,《生物安全议定书》主要对转基因活生物体的越境转移即国际贸易的安全性作出了规定 ,这对于国际环境保护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作为一个条约 ,它首次将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联系起来 ,并将对各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 ,对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GMO)的国际贸易产生影响 ,从而影响地球生态环境的保护 ,也使国际环境法出现了一个新领域 :转基因技术与生物多样性的国际保护     

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制度的完善

农业转基因技术日益发展,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蕴含了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潜在威胁。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规制立法与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多方管理情况下联动机制的缺位、社会公众参与权和知情权的失落、转基因生物损害救济制度的缺失、转基因废物处置制度的立法空白等,针对上述问题,结合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立法实践,应采取相应的法律制度完善措施。     

我国生物安全司法保护的局限及其克服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突发的新冠疫情愈发凸显了生物安全保护的重要性。与理论层面的积极探讨对比,生物安全司法保护的关注在我国相对较少,对其进行剖析可以较好地回应司法层面生物安全领域应当着力之处。我国生物安全司法保护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薄弱且数量有限、关联司法案例责任救济形式单一等局限。对此,须从司法活动本身出发,提升司法活动自身技能、优化司法活动周遭因素、协同司法活动关联领域等三个方面予以克服。也应针对生物安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供相应的立法供给,在完善综合性立法的同时,注重与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配合与衔接,从而达到维护生物安全的目的。     

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的选择

美国学者Robert L．Paarlberg认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主要有这样四种：鼓励式的（promotional）、禁止式的（preventive）、允许式的（permissive）、预警式的（precautionary）。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国务院在2001年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为界,把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的选择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6—2001年）,中国采取了允许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第二阶段（2001年至今）,中国采取了预警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