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徽州祭祖概述

清代徽州祭祖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深化,在经历了两次战乱之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在重点讨论清代徽州地区的宗族有关祖先祭祀过程中遍修祠堂、重修宗谱、合修坟茔等内容的基础上,以《茗州吴氏家典》作为徽州祭祖研究的个案,论述贯穿清代徽州宗族祭祖的宗法思想和宗族实践。     

论东晋门阀政治

一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魏晋土族,是历史地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东汉所见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这两者都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宗族结构与封建经济发展潮流相结合的产物。魏晋士族,就其一个个的宗族而言,可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由东汉的世家大族经过一个更新过程而来,基本上保持儒学传统,或者兼染玄风,个别的已由儒入玄。他们在魏和西晋居于高位,被视作旧族门戶航磷宓牧硪焕?多属乘时而起的所谓新出门戶,不是来源于世家大族,一般都是习于玄学或者出入玄儒。他们的政治地位在魏和西晋迅速上升,入     

简论嘉靖首辅毛纪的宗族思想——以大礼议与明代士大夫日常生活为视角

毛纪在文化活动中,体验礼制文化,增强对其理解;在宗族生活中,感知宗族文化,努力实现礼制与宗族生活的结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宗族思想。毛纪作为首辅,亲历大礼议,其礼制思想受到冲击,宗族生活观念发生明显变化,由坚持礼制,维护大宗法,保守不灵活,转变为主张礼以义起,不拘泥宗子说,呈现合乎礼制的变通特点。他的宗族思想是士大夫文化对宗族生活经验的总结,映照了士大夫宗族生活理念的嬗变历程,体现出社会教化思想在宗族建设中的实践作用,促进了礼制与宗族生活的融合。     

论徽州宗族的繁荣

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特别繁荣,徽州成为中国宗族制度一个十分典型的地区。徽州宗族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祠堂建设;二、族谱修纂;三、族田设置;四、宗族活动。许多世家大族花费巨额财富,大建祠堂,大修族谱,大置族田,大搞宗族活动,充分地表现了徽州宗族的繁荣。     

从军事权贵到世家大族———以明代河南归德府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河南商丘的田野考察和民间历史文献分析,可知明代河南归德府的地域支配体制,经历了从军事权贵到世家大族的演变过程。明代前期,拥有特权的军事权贵势力强大,在归德地区占据地域支配地位。明代中叶,赋役改革与清理军屯的措施,限制了军事权贵的政治特权,同时,大批军事权贵的后代经由科举入仕,逐渐形成了以士绅为中心的世家大族,确立了明清之际士绅阶层的地域支配地位。这种以军事权贵和世家大族为中心的地域支配体制,显然不同于华南地区的民间宗族组织,呈现出明代河南地域社会的特殊发展形态。     

明末清初新城王氏婚姻简论

新城王氏作为明清山东著名的世家大族 ,为强化宗族组织 ,维系门第不坠 ,新城王氏自 16世纪以来采取了包括联姻在内的一系列措施 ,与明清山东许多科举望族建立了联姻关系 ,并与其中甚为有力者世代通婚。新城王氏及其姻亲对地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广泛参与 ,反映了明清绅衿阶层与地方基层政权之间的密切关系     

广东台山浮石赵氏宗族家族制度试析

广东台山浮石赵氏宗族，其先祖赵必次是南宋皇帝的宗亲，南宋末年流亡粤，必次的曾孙宗远定居浮石，逐渐繁衍成今天浮石地区庞大的赵氏宗族。建国前，赵氏宗族遵循宗法家族制及儒家文化，聚族而居，以宗族自治，强调祠堂和祭祖的重要性，修族谱和频繁的祭祀活动，极大地团结族人，并巩固了绅民自治的政治结构。建国后，消灭了地主阶级及族权系统，但由于农业的手工劳动方式，血缘宗族家族依然是组织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改革开放后，经济多样化，且按民主、法制原则经营、管理，从而逐渐脱离血缘原则，浮石现正处在这一转型时期。     

南朝世家大族衰亡论

对于南朝世家大族的衰亡，论者每每只论及其自身的退化腐朽。实际上最重要的还在于当时的政权性质产生了变化，已由门阀专政改变为君主集权。南朝的朝廷对江东世家大族和北来的世家大族分别采取了拉拢和打击的政策，使他们不要企图控制政权，从而达到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于是南朝的世家大族也就从最初的不得不远离政治发展为不愿也不必关心政治，甘于养尊处优，终于逐渐退化走向衰亡。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突出,要义有三:第一,祭祖制度.《家礼》祭至高祖的四时祭法以及冬至、立春、季秋三祭的规定,与程颐的观点一致.《家礼》大宗与小宗的祭祀秩序及宗族结构,与《礼记》别子宗法类似.第二,宗子之法."大夫不夺宗"可为《家礼》坚持选立嫡长子的宗子法提供理论支撑.受科举制影响,张载、程颐认为选立宗子更应偏重贤能、仕宦,并以"诸侯夺宗,圣庶夺嫡"作为礼制依据.宗子法的不同是其他人与《家礼》设想的宗族稳定社会秩序的不同作用方式的体现.第三,支子的祭祀权利.以王懋竑《家礼考误》为线索,《家礼》比《礼记》在重宗的前提下扩大了支子在代数、场所两个方面的祭祀权利.     

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大族的形成及其地位的变迁

中古之世 ,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影响。就江东地区的情况而言 ,儒学世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而且其社会地位也是随着江东地域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动不居的。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儒学大族形成、发展有其一定的历史轨迹。江东土著大族初始于秦汉之际 ,在西汉时期出现了个别文士代表 ,但儒家化程度不高 ;两汉时期 ,部分中土人士或宗族陆续南迁江东 ,如陆氏、张氏、虞氏、贺氏等皆如此。在宗族繁衍过程中 ,其儒家化进程加快 ,比之汉魏以降南徙之北方大族 ,这些早先南徙者已成为江东土著 ,他们在东吴之世充当割据政权的支柱 ,势力急剧膨胀。西晋混一南北 ,江东大族势力遭受压制 ,沦为“亡国之余” ;东晋立国江东 ,起初借重江东土著 ,但从根本上说 ,整个东晋南朝时期 ,与侨姓士族相比 ,江东土著大族在政治上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不过 ,从民族文化的延续与江南地域社会的发展而言 ,江东大族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漠视的。     

宗族与汉人社会——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管窥

宗族是理解中国汉人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莫里斯·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模式探讨了中国东南部宗族的结构与功能及宗族与国家关系的内容，并提出宗族发达的“边陲社会论”和非对称的宗族分支结构等理论模型。这些宗族理论模型对我们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等问题有很大的启发。     

试论吴江分湖柳氏日常生活中的分房原则简

“房”在古汉语中具有分支的意思,延伸至宗族理论,可理解为从属于宗族宗庙的各个分支的祠堂的代名词。在分湖柳氏的日常活动中,处处呈现分房原则,分房原则也制约着家族内部各种功能性的关系如财产继承、喜庆婚丧等等,根据分房原则所拟订出来的身份或份额决定了家族内部各房支对各种事务的管理权限和参与程度。通过“房”这一中介,可以将宗族史研究和家庭史研究结合起来,并可以为在本土“语境”下把握中国传统“家庭”的真正含义提供一种可能。     

论“二雅”怨刺诗的创作动机

生活在西周厉幽时代宗法制下的二雅怨刺诗作者,与王室血脉相联,其自身的荣辱祸福与王朝政治兴衰之间有着直接紧密联系,由此决定了怨刺诗抒发忧愤情感所持的立场和动机。二雅怨刺诗斥责昏乱败坏的朝政,其情焦灼,其意精诚,深具孤臣孽子之心。表达对王室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对自身利益的深刻关怀,是二雅怨刺诗最坚实的创作动机。     

《史记》与姓氏名字

在西周王朝确立的宗法制度中,"姓、氏"体现着人的血缘关系与贵贱身份,即"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此制度在春秋、战国之后被新兴的地主封建主义制度所取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意地混淆了姓、氏之别,既是尊重历史之变,更是对奴隶主贵族政权的否定。"名、字"(包括其他称谓)的使用则体现着人物的尊卑关系与作者的褒贬态度。《史记》通过对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的名、字、称谓的使用,准确地记录出了历史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身份,既体现着历史的本来面貌,更体现着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与道德评价。     

三岩“帕措”考

“帕措”是世界并不多见的父系氏族的残留，它主要分布在三岩一带。它的来源、分布、财产、婚姻以及它的内部组织、活动、议事规程都有其特征，文章在对这些特征进行描述的同时，运用社会学理论对“帕措”的正功能与反功能进行了分析和论证。     

论义宁陈氏的宗法纲常思想

宗法纲常等传统伦理通常被视为封建流毒和现代化的障碍,受到激进思想家的批判,但陈三立、陈寅恪父子却依然坚信家族制度和传统伦理的价值。在他们看来,宗法纲常不仅无阻于求富求强,而且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应当固守勿失。     

从《史记》、《汉书》透视西汉初年同姓王的政治生活

就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而言,宗法观念是其基本特质之一。本文即是以这一特质为出发点,论述在宗法观念支持下,汉初同姓王的政治生活。     

古羌宗法文化论

本文认为 ,羌族宗法文化的存续与中原王朝宗法文化的渗透和传播有关 ,氏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军事组织“三位一体”相结合的宗法统治 ,在古代羌族阶级社会亦有所表现。     

宗族在村治中的地位--周城白族村的田野观察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认为,随着国家从乡村社会的有意识退出,原先民间社会的宗族势力得以复兴,在村民自治中呈现村干部、宗族精英与经济精英鼎立角逐的格局.本文对大理周城白族村的田野观察却显示了不同的结论:在当前村民自治中,宗族的政治是一种"弱表达"形式,宗族经济是一种"无主张"状态,惟有宗族文化,则具有现实的功能与意义.     

六朝时期会稽虞氏之家风与家学

六朝世族门第之长盛不衰,与其家风、家学有关。会稽虞氏兴自东汉,历六朝之世,绵延至隋、唐,数百年间代有才人,成为江东著姓。虞氏门风尚忠义,重事功,讲孝友。在学术上以儒学为根本,兼容并包,南朝后期渐重文学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