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翰笙与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

被称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郭沫若的代理人"的阳翰笙,是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的组织者、领导之一.抗战初期,阳翰笙即奉中共长江局及周恩来之命,首先发起组织"文协"等文艺界抗日统战组织,并参与筹建"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在这些组织和部门里,阳翰笙都担负着实际领导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既是决策者、也是得力的指挥者和抗战文艺积极的实践者之一.     

桂林文化城记事(1938年10月——1944年11月)

一九三八年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战斗在武汉、广州两地的革命的文化、艺术界人士,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相继撤到桂林、重庆等地继续开展文化抗敌活动。由郭沫若同志任社长、夏衍同志任总编辑的《救亡日报》,也由广州迁到桂林继续出版。夏衍同志因此来到桂林。由郭沫若同志率领的政治部第三厅的部分工作人员,也从衡阳撤退来到了桂林。接着,战斗在香港的以茅盾同志为首的一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和文化人士,在我党东江纵队的组织和帮助下,冲破了日寇的重重封锁,相继脱险抵桂。加上欧阳予倩、、邵荃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的进步戏剧运动述评

抗日战争爆发后,被称作“戏剧兵”的抗日进步演剧团队和戏剧工作者,以戏剧为武器,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救亡斗争中,为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正如夏衍在当时所说:“在参加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整个文化兵团中,戏剧工作者们已经是一个站在战斗最前列,作战最勇敢,战绩最显赫的部队了”。(《戏剧抗战三年间》,载于《戏剧春秋》创刊号)桂林的抗战戏剧运动,是国统区抗日进步戏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夏衍称之为“中国话剧的三个奠基人”的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都曾先后在桂林从事过话剧创作、导演剧目、编辑刊物等活动。当时曾在桂林从事戏剧活动的著名戏剧家还有:夏衍、熊佛西、焦菊隐、杜宣、瞿(?)音、许之乔、马彦祥、章泯、凤子等。桂林抗战戏剧运动在一九三八年十月     

为抗战文艺运动呐喊和奋斗的战士——抗战初期穆木天在武汉

在武汉抗战文艺的编年史上,镌写着老舍、郭沫若、田汉、阳翰笙、冯乃超、茅盾、赵清阁、艾青、田间、肖红、肖军等一长串令人骄傲的著名作家的姓名。诗人穆木天也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位。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武汉成为战时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作家云集,期刊荟萃,社团如林,抗日救亡的文艺运动如长江怒潮,波澜壮阔。穆木天和广大爱国作     

郭沫若与周恩来

文学家与政治家结为亲密战友,彼此关怀,互相帮助,促进了事业的发展,这在中外历史上是不乏先例的。在外国,如海涅之与马克思,高尔基之与列宁,法捷耶夫之与斯大林。那么,中国呢,也有。郭沫若与周恩来的真挚革命友情,就是这方面的典范。郭沫若与周恩来相识于一九二六年五、六月间。那时郭沫若任广东大学演讲。在这里,他们第一次见面。从此,他们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并肩战斗,患难与共,建立了生死不渝的情谊。周恩来卓越的革命才干,从一开始,就使郭沫若心悦诚服。他们曾多次一起被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邀请讨论政治部的工作,郭沫若后来回忆说,周恩来“是中国政治部工作的开山,他的经验丰富而且头脑缜密而迅速,在那时我实在接触着一个奇迹。”     

抗战时期郭沫若在武汉活动纪略——沫若自传《洪波曲》补遗

郭沫若在抗日战争初期,从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至十月二十四日,在武汉生活和战斗了九个多月。他的回忆录《洪波曲》就是记述抗战初期他在武汉的这段生活经历和战斗历程的。由于《洪波曲》写的是亲身经历的事情,它确实如郭沫若所说,可以看成抗战初期的一种“历史资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洪波曲》是郭沫若一九四八年寓居香港时写的,由于当时资料缺乏等条件的限制,曾给写作带来了相当的困难。这种情形,郭沫若在《洪波曲·后纪》中,曾有所说明。他说:     

论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

1938年2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在政治部下设主管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在周恩来的具体筹划和郭沫若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向第三厅派出了大批干部并建立了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和慰劳活动。1940年,蒋介石以改组政治部为由撤销了第三厅,另设文化工作委员会。在国共关系处于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始终执行并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正确政策,同国民党的妥协、分裂、倒退的政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两党的合作终究没有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发展,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郭沫若与周恩来的交往和友谊

一郭沫若是1926年4月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任文学系教授时认识周恩来的。当时,周恩来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因瞿秋白曾向周恩来举荐和转达郭沫若有参加北伐军之意,引起周恩来重视,于是亲自约郭沫若谈话。两人谈得很投机,均有相见恨晚之感。后由周恩来举荐郭沫若担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他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望,3个月后即升为政治部副主任,并一度代理政治部主任。北伐时,蒋介石见郭沫若是个难得的人才,便百般拉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沫若寻找借口摆脱了蒋的控制,又写出《请看今日蒋介石》的讨蒋檄文。“八一”南昌起义时,郭沫若和…     

抗战初期武汉文芝理论建设述评

抗战初期,武汉一度成为战时文化运动的中心。一九三八年三月和四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先后在汉成立。从此,两军奋起,并肩战斗,在中共长江局及周恩来等同志的领导下,文艺界结成了空前、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于战火纷飞、硝烟弥漫中成长的武汉抗战文艺理论建设,也呈现出崭新、活跃的战斗局面。尽管它落后于当时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但文艺界对一些文艺理论问题的探讨和论争,对抗战文艺的推进、发展起过不容抹杀的历史作用。它始终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战旗,沿着新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前进,具有承先启后的深远意义。本文仅就“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和文艺的大众化与通俗化两个问题,作历史的回顾和概略的评述。     

武汉抗战文艺与党的领导

在抗战文艺研究中,探讨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文艺运动的领导,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抗战初期,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伴随着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武汉的抗战文艺运动如盛夏的扬子江潮,波澜壮阔。其声势之浩大,动员之广泛,社团之繁盛,作品之丰富,为武汉文艺运动史上前所未有。它既是五四和“左联”新文学革命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为重庆、桂林、昆明等大后方的进步文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推动了全国抗     

有关“抗战文艺运动”的一点感想

读茅盾写于一九三八年二月的《“抗战文艺展望”之发端》,有点点感想。 《发端》涉及了抗战文艺运动形成的时限问题,其中有这样两句:“抗战以来,我们有抗战文艺作品,然而没有抗战文艺运动！”意思很清楚:在“展望”抗战文艺的当时,抗日战争虽早已全面展开,但抗战文艺运动却还没有形成,抗战文艺作品的出现,并不表明抗战文艺运动的“存在”。 对这一论断,《发端》有所解释。“所谓‘抗战文艺运动’,不是多出些文艺刊物,多发表些作品之谓,而是就现实中看清了何者是中心问题,问题的实际怎样,然后由此而决定文艺工作的方案。有了这样的方案,然后文艺工作者不会在心中浮起了‘我的工作     

浅谈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失败的原因

抗战爆发后,中国出现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两个战场,即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战场。抗战初期,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是主要战场。“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重庆国民政府与日本人士的反战运动

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所辖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后之文化工作委员会(主要领导为共产党人)与日本人士所组成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在成立前后均有事实上的指导、支援关系,且有制度上的规定,双方共同进行了抗战文化宣传方面的一系列活动.     

罗荣桓同志在山东革命斗争记事

罗荣桓同志生于一九○二年。在大革命时期,他做学生工作,并在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湖北省南部通城组织农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后,就跟随毛泽东同志上了井冈山,他经历了三湾改编,参加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并参加工农革命军第一军政治工作。一九三○年任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一九三一年任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以后调任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五年他跟随毛泽东同志长征到陕北。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抗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他任第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八年任该师政治委     

冼星海与抗战时期“孩子剧团”的歌咏活动

抗战期间少年儿童抗日团体风起云涌,其中被誉为“中国儿童界三大明星”之一的“孩子剧团”宣传活动卓越,受到周恩来、郭沫若、茅盾等革命领导人和文化名人的关心,这其中就有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孩子剧团”是抗战期间冼星海帮助最多的少年儿童抗日团体,他与“孩子剧团”的交集主要发生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他曾多次教授“孩子剧团”唱《游击军》《在太行山上》等歌曲,指导“孩子剧团”参加演出和开展歌咏活动,还为“孩子剧团”团员走上艺术道路提供帮助等。冼星海的音乐教育思想也影响助推了“孩子剧团”后期的发展壮大。     

“武汉抗战”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以1937年11月18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而在武汉办公为开始,直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为止,近一年时间史称“武汉抗战时期”,简称“武汉抗战”。这一时期,武汉成为事实上的“临时首都”,为全国抗战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潮,为坚持全民族的抗日,并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作了坚实的铺垫。中国共产党派出了由王明、周恩来、秦邦宪、项英等政治局委员组成的阵营强大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为全民抗战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武汉抗战”时期成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辉煌的时期。     

武汉会战评析

一、“保卫大武汉”口号的提出历史事实表明,抗战初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发展是比较和谐的。这种合作的主导原则是共同抗日。当时压倒一切的最高政治任务是挽救民族的危亡,将日本侵略者逐出中国。武汉会战正是在这种全民族抗战的政治氛围中展开的。始终站在抗日战争最前列的中国共产党,以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面抗战路线、政策发挥着政治领导作用,八路军、新四军在战斗中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抗日的主力军于由.武汉会战处于国民党正面战场,国民党在国统区中处于执政地位,并掌握军事上的指挥权,因此国民党就成为正面战场的组织者和决策者。武汉会战中“保卫大武汉”的口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国民党提出的.     

民族国家话语下的边区戏剧革新——以延安戏剧革新为例

在抗战的特殊时空下，强大的政治势力开始全面介入戏剧之中，戏剧的娱乐功能开始弱化。改造传统戏剧以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舆论工具，同时也成为边区政府亟待解决的政治任务。民族国家话语主导下的戏剧革新运动中，延安戏剧革新始终走在边区乃至整个全国解放区的前列，并引领中国文艺界的戏剧运动。延安戏剧革新开创了中国戏剧民族化、大众化的先河，延安戏剧运动创造的“中国范式和中国作风”成为中共抗战宣传的有力工具，在调动民众抗战热情，唤醒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上起到难以估量历史作用。     

冯乃超与抗战时期的“孩子剧团”

冯乃超与“孩子剧团”相识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都是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从事抗战文艺的中坚力量。在抗战时期,冯乃超与“孩子剧团”关系密切,可以说是剧团的默默支持者和指导者。具体而言,冯乃超与“孩子剧团”的关系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第三厅成立后,冯乃超作为第三厅中共特支书记,兼管“孩子剧团”的党务工作,关心成员的生活与教育;二是第三厅改组、“皖南事变”发生后,冯乃超直接领导“孩子剧团”,指导他们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开展抗战宣传活动,并指挥剧团骨干进行战略转移。     

周恩来与武汉抗战

武汉抗战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央外交代表团负责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武汉辛勤工作了10个月,为武汉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政治上,努力促成国共两党建立两党关系委员会,亲自出任国民政府要职,践行两党组织形式的合作,力促国民参政会问世,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从而为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合作抗战奠定了基础。在军事上,大力宣传贯彻国共两党保卫大武汉的战略方针,开展军事统战工作,推动两党军队协同作战。在武汉沦陷不可避免时,又顺应变化,配合当局认真做好撤离武汉的各项工作。在宣传文化统一战线上,利用分管第三厅的合法身份,广泛地团结和凝聚无数文化名流,积极推动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引导进步媒体,反击反共逆流,宣传和推动合作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