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制化研究

在法治社会,民主参政的政治理念、公众知情权的满足是政府信息公开的理论依据;国外政府信息立法的经验是有益的借鉴;探讨政府信息公开的理论基础、总结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研究政府信息公开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中的实践,对加快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治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美国信息公开推定原则及方法启示

政府信息公开是建设透明政府的必然要求,但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实践离不开实践中的方法论.虽然在规范上可以通过对政府信息进行分类、对免除公开信息进行规定等方式来划定信息公开的范围,但是必定会存在诸多裁量性政府信息,即没有明确具体的公开要件的信息.而对于这些信息如何公开,则须方法论上的支撑.美国奥巴马政府重新启用的公开推定原则,是与公开政府理念相一致的重要方法,其将举证责任负担置于政府机关,而推定政府机关在无法充分举证,证明信息属于免除公开情形时,将政府信息一律予以公开.之前采取的"合理说明"、"实质性基础"等都是形式上符合公开政府的理念,但是在方法论上实际上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相悖的.美国公开推定方法的原理及实践,对于完善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方法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试析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时限问题

《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一般情况下,对于需要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应自有关信息形成之日起20日内公开.对于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如果属于可以公开的范围,原则上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予以公开.但前述两类情况下都有可能涉及特殊情况而对公开时限产生影响,如“保密审查机制”和“协调机制”对公开时限的影响,以及被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且需要“征求第三方意见”从而对公开时限产生的影响等.如果因政府信息公开的时限而产生争议,则可以援用的救济方式包括提请调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等解决程序.     

当代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现状及问题

中国有着1300年的办报历史。但中国政府利用媒体发布新闻的历史并不长。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虽有发布信息的行为,但主体仍是对信息流通的严格控制,很少向公众发布政府信息。现着重分析当代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现状与局限。     

信息公开：架设政府与民众的桥梁

公开政务信息并非中国政府传统的做法,但是,知情权是公民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政府实行信息公开,不仅能使民众知晓社会真相、共同应对危机事件和维护社会安定,而且有利于防范公共权力异化、避免“暗箱操作”,促使政府切实做到以公民为本,逐步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能否促进环境治理?——基于120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尽管中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已有多年政策探索，但其对环境治理产生的实际效应仍有待实证考察。借助第三方机构发布的政府环境信息透明度数据，对120个重点城市进行实证研究，以检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在总体上显示出对环境治理的正向净效应；不过，治理效果在不同污染物间存在差别，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控制PM2.5浓度与工业废水排放，但对固体废物治理的作用尚不显著。分析指出，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倒逼效应已占主导，但固废污染的信息公开和治理力度有待加强，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相互配合的环境治理综合施策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灾后重建中政府形象的再塑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在抗震救灾过程中紧急快速的救援、公开透明的信息处理、全方位的社会动员得到国际国内社会的高度认可,充分展示出危机管理下的现代政府形象.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科学发展观指导灾后重建构建人本政府,重建规划制度化常态化彰显法治化政府,统筹灾后重建政府是主体凸现责任政府.形成多种合作保障模式建设服务型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提高公信度以塑造阳光政府.     

SARS危机对中国政府及其公信力的影响

突如其来的SARS危机 ,不仅给中国的公共卫生安全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深远影响 ,它带给中国政府的是一次突如其来的冲击和挑战 ,是对政府危机处理能力和公信力的一次严峻考验。1、中国政府公信力已在SARS危机中经受住严峻考验面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 ,政府的公信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政府的行为不能违法 ,另一方面是政府行为必须公开、公正和透明。在紧急状态下 ,信息公开应当成为政府工作的行为准则。保持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畅通 ,才能提高政府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才能尊重公众的知情权 ,让民众知悉和了解与他们利益休戚相…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初次年度报告的若干特点

已经公布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大致反映出政府信息公开法制的实施概况和信息公开监督保障制度的落实情况。报告的时效性、规范性、真实性有待加强;虽然总体上说信息公开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公众参与程度不高、欠缺配套保障制度等问题也十分突出。领导重视、配套制度建设,尤其是公众自觉参与,是进一步推进信息公开的关键。     

大数据背景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中日比较——以“知情权”为视角

文章从大数据背景下人民"知情权"的角度切入,从比较法的视野就中国政府现有信息公开制度进行分析,并在借鉴日本的成熟经验后主张应当在信息公开立法的目的中引入知情权,并在保障信息公开请求权的基础上扩张信息公开请求权人的主体范围,完善信息公开载体的数据化管理,再辅以对"知情权"的相对限制性规定,从而将政府信息公开的管控形态从传统的以行政行为为主导的封闭性信息支配模式,逐渐过渡为以保障知情权为主导的开放型信息支配模式,以应对大数据时代的需求.     

论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完善——以盐城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公开工作为例

当今世界突发公共事件多发频发,保障公众知情权对增进政民互信、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现有的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公开法律法规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存在着疏漏和模糊,实践中容易遇到操作层面的困难。在已有研究和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聚焦盐城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采取的信息公开措施,分析我国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在立法主体、内容、程序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明确信息分级公开权限,列举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明确信息发布的审批程序、公开时间、形式,进行绩效考核等相应建议。     

新闻体制的变革与政治传播的调适

政治传播是政府发布公共信息、传播意识形态和引导公共舆论的重要手段。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媒体被简单地当作“工具”和“喉舌”,新闻事业唯一的任务就是宣传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后,媒体的主体性得到承认,媒体的功能变得更加多元,舆论环境变得更加复杂。面对新闻体制出现的重大变化,政府的政治传播必须要做出相应的调整：缩小媒体行政管理的范围,主动公开公众需要的政务信息,习惯在舆论随机监督下行政,并为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打开制度性渠道。政府只有转变了政治传播的思路,才能更好地与群众沟通,营造出一个健康、有序、和谐的舆论环境。     

手机媒体发布政府信息的工具性作用分析

手机媒体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另外一种全新的方式。为了更加清楚地认识手机媒体在政府信息发布中的作用,通过对手机媒体的优势及政府发布信息的效用进行分析,证明了利用手机媒体发布政府信息的可行性及重要意义,同时也提出了利用手机媒体发布政府信息的一些潜在问题。     

医务人员的疫情信息披露权

疫情披露,关乎民众安危与社会稳定。医务人员作为较早接触疫情的群体,须向公权力部门履行疫情信息报告义务、向患方及其他医务人员履行告知义务,同时还享有向一定范围内不知情者披露疫情信息的权利。无论基于法定义务的驱动,还是基于法定权利的享有,医务人员均享有一定的疫情信息披露权。该披露权,不仅是法律父爱主义的体现,也是医疗父爱主义在法律父爱主义中获得尊重的一种体现。医务人员疫情信息披露权的行使,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被捕获的自然：重审水资源商品化

水资源短缺和政府配置公共资源效率低下是支持水资源商品化的两大主流话语。文章基于对水资源商品化争论和叙事的梳理,旨在揭示水资源商品化的实质及其运行机制,并在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对水资源商品化进行哲学伦理反思。水资源商品化实质上是资本借助水危机和水短缺叙事的遮掩,在新自由主义的庇护下,利用商品的概念框架将水资源表征为"蓝金",通过对自然公共资源的圈占和掠夺以完成资本积累的需要。以盈利为目的的私有化水供应难以确保公众的平等用水权。水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应得到重申,使水资源实现去商品化,让水供应回归公益。     

判例对免除公开条款的适用——对美国信息公开诉讼判例的初步研究

1966年制定的美国《信息自由法》(简称FOIA)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从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即从传统工业社会迈入信息社会过程中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范例。可运用的司法审查被认为是信息自由法取得非凡成功的四项基本经验之一。美国联邦法院,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对该法中的免除公开条款的精致适用,构成了美国信息公开法制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自由法》中的九项免除公开规定可进一步归纳概括为国家安全与秘密、内部行政行为、法律礼让、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五个方面。联邦最高法院在相关判例中对上述五个方面规则的具体适用情形与发展,可以裨益于正在中国大陆活泼展开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实践,对发展中国的信息公开法制,特别是相关判例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以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伟大历史意义——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其最大特色乃是以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理论与实践。在理论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所共同持有的公有制跟市场经济二者决不相容的教条 ,实现重大突破 ;在实践上 ,中国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乃是史无前例的制度创新。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国企改革在公有制基础上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微观经济基础。中国通过实践找到了这一条道路 :“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 ,其中最关键的环节是“政企分开”。为此 ,必须将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跟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分开 ,改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进而建立新的公有制形式———基金所有制 (或社会所有制 )。这就要求政府职能改革与国企改革互动。目前政企分而不断的局面若久拖不决 ,易产生“权贵资本家”。     

李大钊、《言治》与天坛宪草

为了反击民国制宪中的右翼保守主张,推动民国第一部宪法的民主化,李大钊等领导的北洋法政学会以《言治》月刊为基地,围绕国会体制、孔教入宪、宪法颁布权等制宪热点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有力地推动了天坛宪草的民主化（该宪法草案因在北京天坛起草,史称天坛宪草）.天坛宪草虽因袁世凯政府的极力破坏而没能颁布实施,却是中国民主制宪的伟大尝试,是中国宪法思想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李大钊等推进中国民主法治的珍贵记录.     

乡镇政权与村民非均衡性博弈的发生学逻辑

乡镇政权对村民自治的过度干预、农村公共服务的短缺与失衡性、村民权利理论与现实的巨大落差等现实状况,折射出当前我国乡镇政权与村民权利博弈的非均衡性。从发生学逻辑考察,历史、文化、政治与经济因素是乡镇政权与村民非均衡性博弈的本质因素。端正乡镇政权的公共理性意识,建设农村公共领域,则是实现乡镇政权与村民之间均衡博弈的有效路径。     

市场机制在行政权运行过程中的借鉴及法律规制

有限政府要解决日益扩大的行政事务,必须借助于政府以外的力量,行政权运行过程中引进市场机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于公共行政领域的一种变革。政府职能内部市场化、政府职能非行政化、公用事业民营化、政府参与市场运作是行政权运行过程中引进市场机制的突出表现。目的的公共政策性、手段的市场性、意思表示的政府主导性、适用范围的有限性、法律适用的综合性是行政权运行过程中引进市场机制的主要特征。为使市场机制在行政权运行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优势,必须从适用范围、审查制度、公共产品供给的评估制度、法律责任等方面加强法律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