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略论

<正> “许国丹诚皎日悬”王禹偁(公元954——1001年),字元之,宋济州钷野(今山东巨野)人,是我国北宋初期一位被人称道的正直官吏和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文学家。历代评论者对他比较推崇,但解放后,对于王禹偁的研究却十分冷落,这是很不公正的。王禹偁生当六岁之时(公元960),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组织兵变,夺取政权,建立了赵宋王朝。此后将近二十年间,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驰骋疆场,南征北战,消灭和吞并了地方上的一些     

王禹偁文学思想简论

王禹偁(公元954—1001),字元之,北宋初期文学家,主要著作有《小畜集》及《小畜外集》,他的文学思想,体现在这两部集子的诗文中。北宋文人苏顼在为《小畜外集》写的一篇序中比较概括而又确切地写出了宋初文坛的现状和王禹偁为扭转此状而提出的文学主张:“窃谓文章末流,由唐季涉五代,气格摧弱,沦于鄙俚。国初屡有作者,留意变风,而习尚难移,未能复雅。至公特起,力振斯文,根源于六经,枝派于百氏,斥浮伪,去陈言,作而述之,一变于道。”可以说,王禹偁的文学主张体现了革新的思想,他是宋初文坛上革新的先驱者。     

王符论政

王符论政王步贵王符论政，重在衰世，要在贤才，贵在批判。循着这一思路，我们将具体而深入地揭示王符论政的一系列观点的精辟见解。东汉后期，大地主、大商贾的势力有了进一步发展。外戚宦官轮流执政，政治腐败，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都十分突出，而且越来越激化。笔者在拙...     

略论魏晋赋的创意

略论魏晋赋的创意●韩高年“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①的赋文学，在汉代由于润色鸿业、礼赞太平之社会政治功能的刺激，其铺叙描写的倾向发展到了极致。而抒情写意的文学本位意识则仅淡化为对夸大了的形式美的追求（表现为追求行文的宏大气魄、夸张以造声势等方面）。这...     

略论赋与诗的关系

谈到赋与诗的关系,我们首先就会想到班固《两都赋序》所说的“赋者,古诗之流也”这句话,它是我们现在所见到关于诗、赋关系的最早的定义式的表述。但诗究竟怎样流为赋,班固在后面说得比较含混,又与他在《汉书·艺文志》中的论述不一致,因而后人在发挥这句话时就表现出理解上的歧异。有人把它坐实为赋是诗的六义之一,有人认为是指赋继承诗的美刺的传统,有人则联系《汉志》,认为赋是诗之“不歌而诵者”。     

王禹偁与宋初文学新气象

要宋初的文坛上,王禹偁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作家,在创作理论上,他强调恢复古道,宣扬道统,在创作实践上,力求以古朴淡雅的文风,矫正宋初文坛绮縻工巧与艰深苦奥的颓风。他的创作主张和文学实践,首开欧阳修诗文改革的先河。     

汪道昆论政良言摘录

明代徽州人,曾任兵部左侍郎的汪道昆,急流勇退,闲居林下,著《太函集》传世。安徽黄山书社于2004年版行。《太函集》对于徽学研究和明代经济史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而且对明代中后期官场腐败状况,针砣时弊,秉笔直书,抒发己见,诚心直道,毫不客气。道昆心语,深究细辨,蕴意无穷,今朝乃能印证。苟洞。狗眼看“明”事。洞悉今世情。天都草民摘天都外臣之良言,共赏品味。     

略论苏轼对赋体文学的发展

赋是汉代的代表文学。作为一种文体,汉以后仍有发展,不过到了宋代,赋已经丧失了在汉代文坛上有过的显赫地位。苏轼曾经说过:“古为文譬造室,赋之于文,譬丹刻其楹桷也,无之不害于为室。”(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一引)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轼对赋这种文体不加“问津”。     

王禹偁三次谪官缘由

<正> 王禹偁一生中三度贬官宄缺峁俚睦戳ヂ?这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王禹偁,进一步掌握他的思想发展的轨迹,是很有必要的。王禹偁“始贬商于”,是在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商州之贬的缘由,据《宋史·王禹偁传》记载,王禹偁“判大理寺,庐州妖尼道安诬讼徐铉,道安当反坐,有诏勿治。禹偁抗疏雪诬,请论道安罪,坐贬商州团练副使。”《东都事略》及当时或稍后的一些笔记如《邵氏闻见录》、《玉壶清话》等也有大体相同的记载。王禹偁为徐铉雪诬,     

宋初文风与王禹偁的文学观

<正> 入宋以来,王禹称是首先对风行宋初文坛的颓靡文风进行讨伐的一位作家。围绕着“革弊复古”的宗旨,他提出了“宗经传道”的进步理论主张,为后来欧阳修、曾巩、苏轼等人的革新运动奠定了基础,成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一) 如同社会的发展,文学的发展也是沿着一条曲折的轨迹。中唐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给予了有力的冲击。但是,由于古文运动并未得到进一步发展,致使唐代一直流行着的骈体文在晚唐五代再度盛     

论王禹偁的七律诗风及诗学史意义

王禹偁为宋初宗白诗风中七律创作最多且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其七律基本以应酬为主,但走出了宋初的台阁之风,颇得江山之助,对于北宋七律题材颇有开拓之功。其七律语言直率,多议论,章法顺畅流走,不太讲究结构布局,明显偏于白居易七律风格,又具有杜诗沉郁含蓄和晚唐清丽工整的特征,体现出一种整合性诗风。这种诗风已含有宋诗渐变的因素,以议论为诗、重理性、以文为诗、重叙述铺排的特征都已逐露端倪。其诗文理论与实践对北宋中期的诗文革新运动起着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王禹偁与宋太宗、真宗的旧知新怨

王禹偁是北宋初年重要的文学家和政治改革的先驱。他以直道自许,故一生三遭贬黜。由此会让人对当朝的太宗和真宗不能宽宥直臣有些看法,认为王禹偁行直道却屡遭贬黜,定然是太宗和真宗不能容人,尤其是像王禹偁这样的狷介之士。其实不然。太宗和真宗当国的时候,给予了王禹偁太多的欣赏和眷顾,有时甚至感人肺腑。这让我们看到,在三黜背后,并不尽然是皇帝的刻薄少恩,尚有君臣之间的相遇相得抑或是相知,当然还有相伴的失望和怨艾。     

论王禹偁以"风骚"为核心的诗歌改革倾向

宋初文坛,风雅不竞,彩丽竞繁。王禹皍倡行古道,强调诗歌要有广泛深刻的现实内容和健康真挚的思想感情,力矫宋承五代之后的诗坛颓风。     

王禹偁的政治济经改革主张与文学改革实践

王禹偁,字元之,钜野(今山东巨野)人。生于后周世宗显德元年(公元954年),卒于宋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年)。晚年贬谪黄州,世称王黄州,一身著述颇丰,现存《小畜集》、《小畜外集》共四十三卷,是研究他思想的直接资料。此外,还有《承明集》十卷,《奏议集》十卷,《后集诗》三卷,《五代史缺文》一卷,惜皆佚失。     

“文人论政”：一个已中断的传统

中国的士(或曰儒生、读书人)一直有清议的传统。“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臧否人物,议论时弊,以儒家的原则不断地弹劾往往向法家倾斜的帝王。正如费正清已发现的:“中国有过一个强烈而确有感召力的传统,每个儒生都有直言反对坏政府的道义责任。”这一传统不因王朝的更迭而改变,无数人因此不惜殉身。明辨是非,敢言直谏,体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身上的风骨,是他们“迂”也是他们的可爱之处。     

从赋序看赋家赋文的题材意识

赋家在赋序里叙述作赋缘起时,喜欢言及前人是否写过同类题材的作品.赋家对题材的关注比较集中地表现在模仿与新创、继承与超越的问题上.赋家对于题材的格外关注,从根本上说与赋体体物的特征有关.     

“文人论政”传统形成的原因及其主要表现

文章对近现代新闻史上"文人论政"传统的形成原因及其主要表现形式进行了探析.形成原因主要包括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从内因上讲,它与中国知识分子所独有的清议传统密不可分,这一切都源于儒家的文化传统和这一传统孕育出的入世精神;从外因上讲,它又与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密切相连,这一切又都源于西风东渐和这些理念在华的逐渐深入人心.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四个方面:深厚的爱国情怀;独立的报刊品格;鲜明的舆论倾向及明显畅快的文风等.     

从因袭模拟到创新发展——略论汉代抒情赋艺术创作的演变轨迹

对于有汉一代文学之代表的汉赋,人们历来注重叙事体物大赋而忽略抒情赋,这是十分偏颇的.全面考察汉赋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叙事体物大赋只是兴盛于两汉某些特定历史时期(主要是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在叙事体物大赋于西汉中期兴盛之前和东汉中期衰落之后.赋坛固是抒情赋的兴盛时期,即使在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叙事体物大赋雄霸赋坛时,不仅其他作家仍然写作抒情赋,而且那些以叙事体物大赋著称的作家,如马、扬、班、张也同时写有不少抒情赋,可见抒情赋贯穿两汉始末,因此只有把叙事体物大赋与抒情赋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更加完整地认识汉赋的发展演变历程.同时我们     

《大公报》文人论政传统与《随想录》的传播

巴金的《随想录》最初发表于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大公报》历史上形成的“文人论政”传统在“文革”后得到了有限度的恢复,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和作为“政治窗口”的媒体角色构成了《大公报》新时期的言论环境,这对于《随想录》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     

湘水赋

左太冲曰发言为诗者詠其所志也登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凡山川之灵奥物产之繁富名迹之留遗风俗之纯美咸得以闻见所收敷陈有则以备观览焉顾自体剏瑰奇藻矜鸿丽诚不免铺张过侈称述失实虽亦以夸腹笥未足供掌故也如上林甘泉西京西都诸篇太沖诋其多侈言无验而所赋三都则皆考覈详明语有根据盖於以慎辨物局方也光镕世居楚南结庐湘水念桑梓之依迩讵数典之多忘感物抒怀思扬盛慨因成斯制例仿三都凡非斯土所素称不敢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