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爱国外交家杨儒

杨儒是清末驻俄公使,中国近代重要的爱国外交家.在沙俄阴谋宰割东北的辛丑中俄谈判中,他只身同沙俄侵略者进行不屈的外交斗争,为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本文试对杨儒一生中的重要外交活动和思想作一简要介绍和评价. 杨儒,字子通,清汉军正红旗人.关于他出生年月无史料记载,据推算大约出     

坚持民族利益,不惧强暴威胁——“交收东三省”谈判中的杨儒

杨儒(?——一九○二)字子通,汉军正红旗人,一八六一年以监生捐得员外郎,在兵部办理军务,开始步入任途。一八九二年起,先后任驻美国、秘鲁等国公使。一八九六年后改任驻俄公使。一九○二年死于彼得堡任所。他是一个普通的驻外使节,一生中事迹不多,是一个不大著名的历史人物。在《清史稿》列传中连出生年月都无从查考的人。而他在“交收东三省”的谈判中,“慨时局之逾艰,愤强邻之逼处”,为争回国家主权,维护领土完整,与沙俄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爱国思想的外交官。     

徐世昌与中俄铁路"自治会"交涉

1907年,沙俄在东清铁路哈尔滨等处擅设"自治会",竭力巩固并扩大它的侵略势力.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念,据法理与事实,与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做了大量而有实效的工作,终使沙俄蚕食中国领土的阴谋和野心受到了一定的遏制.尤为难得的是,时近中俄正式谈判阶段,虽身在东北,却早已被清延任为邮传部尚书的徐世昌仍竭力周旋其间,并不以自身即将卸任而稍有懈怠.历史证明,作为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对此次交涉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杨儒的外交策略和活动

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中俄交涉中,驻俄使臣杨儒面临的局势和任务异常复杂艰巨,其外交策略和活动亦占据重要地位。概而言之,杨儒的外交活动主要围绕两条线索展开,在每一条线索中他都有具体的策略和目的。一是在京津地区,杨儒建议首先谋求与俄国达成谅解,以促使其调停中国与其他列强的关系,争取及早议和、稳定国内局势;二是在东三省问题上,主张保路以保东省、保东省以保中国。     

论张之洞调整中日俄三角关系的外交主张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日俄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扩张,清政府如何妥善处理中日俄三国关系,谋求国家安全显得日益重要起来.张之洞积极参与清政府的外交事务,在沙俄霸占伊犁、日本侵占琉球期间,他提出了"赂日阻俄"的主张,在甲午战争中国战敗赔款前后則主张"联俄抗日";在德国抢占青岛、俄国强租旅大之时又改弦更张提出了"结日阻俄"的主张.张之洞调整中日俄三角关系的主张经历了以上三个阶段.但始终未能摆脱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外交理念窠臼.     

简论沙俄侵占中国唐努乌梁海

唐努乌梁海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6—17世纪末,沙俄不断向西伯利亚扩张。17世纪以来,沙俄殖民侵略以“渗透”方式步步侵入唐努乌梁海。20世纪初,沙俄利用中国政府的腐败与贫弱,在没有任何条约的情况下,以“保护”之名侵占了唐努乌梁海。1919年中国政府收复唐努乌梁海,但1921年苏俄红军为追剿旧俄白军又重占唐努乌梁海,并于1944年把它作为一个自治共和国(图瓦)纳入苏联版图。     

曾纪泽诗文略论

曾纪泽（1839—1890），字劫刚，曾国藩长子，同治三年由二品荫生补户部员外郎。光绪四年出任中国驻英、法大臣，后又充使俄大臣，至俄与沙俄谈判，改订崇厚已订之约，收回新疆伊犁和特克萨河地区。光绪13年卸任回国。回国后，任兵部左侍郎，卒于任，谥惠敏。     

简论俄国向西伯利亚、千岛和阿拉斯加的扩张

16世纪末,沙俄征服与侵占西伯利亚汗国。17-19世纪中期,沙俄势力扩张至千岛群岛和阿拉斯加。1867 年的《转让阿拉斯加专约》规定,美国以720万美元购得俄属阿拉斯加。1875年的《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规定,千岛群岛归属日本。1905年日本割得库页岛南部。1945年8月,苏联占领了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     

一九○三年京师大学堂学生的拒俄运动

一九○三年五月七日的《苏报》上,刊登了一条京师大学堂学生“鸣钟上堂”,举行拒俄集会的新闻。这场发生在七十五年前京师大学堂里的轰轰烈烈的抗俄斗争,就是北京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次爱国学生运动。这次运动是由于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引起的。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沙皇俄国已经掠夺了中国东北、西北边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领土。但是贪得无厌的老沙皇还想进一步吞并整个东北三省。据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供认:“我们皇上的脑袋中有宏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取满洲(即东北),把朝鲜并入俄国,还想把西藏并入本国……”。一九○○年,沙俄趁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机,悍然出动了十七万侵略军,由沙皇尼古拉二     

沙俄出兵侵占我国伊犁的原因——驳新沙皇的“防止”论

1871年,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沙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更疯狂地向外侵略扩张,加紧对中国的掠夺,悍然出兵侵占我国伊犁地区,逼迫清政府在1881年订立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强割我国七万多平方公里领土,武力劫走十万多我国伊犁居民,勒索“赔款”九百万卢布,攫取了大量的政治、经济特权。沙俄充当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边疆的罪魁祸首,对我国、特别是我国新疆带来极其恶劣的后果。沙俄为什么出兵侵占我国伊犁?当年,老沙皇为了掩盖它的侵略面目,编造了种种谎言。如今,新沙皇出于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不择手段,歪曲事实,窜改历史,连篇累牍地炮制了大量谬论,明目张胆地为老沙皇辩护。胡说沙俄出兵侵占我国伊犁,是“为了防止阿古柏夺取塔兰奇汗国,不让英国势力扩张到俄属中亚领土。”事实不容歪曲,历史岂容颠倒!只要我们回顾一下老沙皇侵占我国伊犁地区的历史,新沙皇“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险恶用心,便昭然若揭了。     

袁世凯在外蒙古自治中的外交政策

民国初年,袁世凯任临时总统后,外患频频。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企图把外蒙置于俄国的殖民地。当时,针对外蒙古危机,袁世凯对蒙古进行安抚,希冀和平解决,同时寄希望于列强主要是俄国的调停。在中、俄交涉中,袁世凯在初期对俄的领土野心进行抵制,极力争取外蒙古的主权。但由于俄国的政治讹诈、国际环境的孤立,国内政局的动荡和为了政权的巩固,袁世凯最终妥协,放弃了对外蒙古的统治权,只获得空头“宗主权”。但这种妥协是被迫的外交让步,并非单纯的“卖国”。     

民国时期的新俄外交与杨增新的国际法实践

民国时期,主政新疆的杨增新面对近邻俄国政权的更迭与俄国内战对新疆造成的巨大冲击与影响,在中央政权无暇西顾、地方各省断绝协饷接济的困境下,与苏(俄)展开积极交涉,在维护新疆领土及主权完整的同时,挽回了一系列权利.本文从国际法的角度,对杨增新的成功外交作一积极探讨与研究.     

20年代初苏俄在外蒙古问题上的对华政策

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苏建交谈判期间,苏俄从其自身国家安全利益出发,采取强行出兵外蒙追剿白匪和坚持长期驻军库伦的作法,来占有当时主权属于中国的外蒙古地区,在外蒙古问题上对华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政策.     

试论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的外交政策

1900年,俄国利用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之机出兵,全面入侵东北,激化了与日本的矛盾,从而引发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为了维护东北主权,清政府利用日俄矛盾,进行中俄交涉,使俄国承诺撤军。在日俄战争爆发后,清政府鉴于未来形势发展的不确定性,采取了中立的外交政策。随着战争的发展,当出现日俄两国分割东北势力范围的倾向时,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未能做出及时调整。战争结束后的日俄和谈中,中国作为战争的最大受害国,却被排斥于和谈之外,最终无奈地接受日俄重新划分东北势力范围的现实。     

近代波兰由强变弱诸因素分析

17世纪中叶以前的波兰曾经堪称东欧强国,其疆域和当时的俄罗斯相差无几。但是从17世纪中叶以后,波兰国家渐渐由盛转衰,趋向没落,在18世纪的最后30年,遭受数次被瓜分以至亡国的命运。波兰是在内忧外患的综合因素作用下由强变弱的,复杂的民族宗教纠纷是近代波兰遭受列强入侵的重要原因;“农奴制第二版”直接导致了近代波兰的经济落后;封建贵族专权致使波兰中央政府的衰弱和国家政治的混乱;“自由选王制”是波兰近代亡国的祸患;俄、普、奥的三次瓜分是直接导致波兰亡国的外因。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分期

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受、认识、评价以及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历史过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应该是指从俄国“十月革命”到1927年“八七”会议这一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观.它的形成发展包括三个阶段,即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前的初步接受期、从“五四运动”到党的“二大”的形成确立期、从党的“二大”到“八七会议”的转变发展期.     

明治维新与俄国农奴制改革若干政策之比较

十九世纪中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俄国则以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为切入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市场和资金，但发展缓慢，二者之间差别较大的原因同日俄政府推行的改革政策不无关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问题上，改革的态度不一；二是如何发展近代工业问题上，支持力度不同；三是在发展近代科技教育问题上，重视程度相异。     

收回广州湾租借地的历史考察

1899年,法国通过不平等条约租借了广州湾。自其产生之日起,中国人民就对此进行了不屈斗争。广州湾租借地的收回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正式提出收回租借地的请求,但遭到了列强拒绝。随后华盛顿会议召开,中国再次提出这种要求,法国承诺有条件交还广州湾租借地,但是在会后又拖延不交,收回广州湾租借地交涉成为悬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收回租借地运动再起,中国政府亦提起收回广州湾租借地交涉,但无果而终。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广州湾租借地收回提供了契机。战争结束后,中国正式收回了这个租借地。     

重塑边疆:鸭绿江右岸的林木采伐、森林交涉与边疆秩序

17世纪以来，清朝统治者在封禁政策和中朝宗藩关系的影响下，在柳条边和鸭绿江之间保留了大量的森林地带。保留森林区域的目的之一是通过隔离鸭绿江两岸的居民往来以维持一个中朝间的缓冲区，展现清朝"柔远之仁"。然而，19世纪末，东北成为了全球势力交锋和竞争的场所。在沙俄的压力和国内饥荒的困扰下，清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政策，鼓励移民，并开放鸭绿江森林用于商业伐木。与此同时，日本为了应对国内的马尔萨斯陷阱，将朝鲜半岛和清朝的东北视作扩张目标。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不仅巩固了其在东北亚的地位，也为其对鸭绿江森林的军事控制和资源管理铺平了道路。随着1908年中日鸭绿江采木公司的成立，日本在中朝边境的林业发展中发挥的影响日益明显。本文以日俄战争前后鸭绿江右岸森林为例，着重考察林业发展过程中的森林消长与边疆形态的关联，试从森林的视角重审东北边疆近代化的过程，讨论有关森林的商业、交涉与冲突如何内化为劳资纠纷，并重塑边疆森林秩序的一段历史。     

北京传教士团与俄国早期汉学

北京传教士团是 18世纪初沙俄政府直接派驻北京的东正教会组织 ,目的是搜集各种情报 ,窥测清政府的政治动向 ,为沙俄制订对华政策提供依据 ,实为沙俄派驻北京的官方代理机构。正是它负有的这个使命 ,使得俄国早期的汉学家多出自北京传教士团教士和留学生中。他们的汉学研究为后来俄罗斯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中俄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起到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