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府与小社会”——街区权力组织建构解析

社区组织建构的宗旨是“小政府与大社会”，即社区整合与社区发展的现代化。而我国目前街区组织建构的任务是承载社会分化的大量社会性职能以及带有问题转嫁性质的政府行政职能，街区权力组织要在“单位制”趋于瓦解的情况下，重新整合基层政权，政治性目标优于社会性目标，成了“大政府与小社会”，其直接后果是社区的“虚拟整合”与社会形象发展现代化目标的难以实现。     

论先秦儒家“礼治秩序”及其对当代政治秩序建构的价值

先秦儒家推行的礼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礼治是通过等级礼仪制度、政治运行规范、社会生活原则来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礼治秩序是儒家建构理想政治秩序的核心元素,也是儒家治理社会的目标,其内容及合法性思想主要包括:君民有别,等差有序;情欲难免,节欲礼控;礼本法末,德主刑辅;礼乐之统,以乐从仁。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我们面临着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挑战,"吸收"、"转化"礼治秩序思想和经验,对当代政治秩序化建构有着举足重轻的借鉴意义。     

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的相容性——以哈耶克法治理论为视角

秩序有利于人类自由本性的实现,是人全面发展的保障.本文以哈耶克法治理论为视角来分析自发秩序的本质及其与建构秩序的关系:由法治来限制建构秩序的作用范围以防止有意识地利用政府权力假借正义之名侵犯社会公正与自由,但自发秩序的抽象普遍性特性和外部性的存在要求建构秩序发挥辅助作用,二者互不可缺;两种秩序的融合以情境为联结点,判断建构的新的规范或制度是否能融入现行自发秩序的标准是一种情境主义标准.     

“信息人假说”的当代建构

信息是构成世界与人的基质。信息社会与网络时代所构建的“虚拟时空”,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改变着人们对人性的传统认知,使得以往种种关于人的本性假说在信息网络时代面前显得缺乏解释力和说服力。在网络空间中,“信息人”是活动主体,是网络伦理所要调节规范的道德对象,同时也是网络精神的主要体现者。网络社会所赋予“信息人”的自由、平等与多元,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原则和伦理要求,也是信息人作为网络伦理的主体所应享有的权利,更是一种深刻的人性需要。这种人性需要,为信息科技推进网络自由、共享、平等、多元提供了社会动力,也使得“信息人假说”有了现实的基础与依据。“信息人假说”通过人的生存状态的更本质层面即信息交互作用层面,重新透视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将为人们超越以往传统社会的人性假说,获得网络时代人的行为解释的特定视角,求得对信息时代网络伦理与全球伦理发展的重要突破开拓一条全新的道路。     

中国“政治”概念的专业阐释与社会建构

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教科书的框架下和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生活的深刻影响下,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使用的“政治”一词逐步形成了“两概念一用法”三种形式：“狭义上的政治”“广义上的政治”和“作为形容词的政治”。“狭义上的政治”,即对“政治”概念的专业阐释,突出的是“国家”这一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反映了中外学术界在概念使用上的共通性;“广义上的政治”,在政治理论课和国内政治生活中被大范围、经常性使用,对应的是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作为形容词的政治”,则是在中国语境下社会生活领域对“政治”一词的观念建构,强调的是修饰对象具有重要意义。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强化专业建设、实现政治学词汇标准化的背景下,很有必要在学理层面对“政治”一词的解释与使用进行规范,实现肯定中国理论话语必要的特殊性和与国外同行的可沟通性之间的平衡,实现历史和现实中形成的概念“宽泛”与“窄化”之间的平衡,从而在基本政治概念的使用上更加精准与合理。     

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与乡村秩序重塑

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的建构直接影响了乡村秩序的产生,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合法性建构方式又产生了乡村秩序的不同类型。在传统社会时期,"简约主义"式的合法性建构方式产生了"内生型"的乡村秩序,而人民公社时期,"统合主义"式的合法性建构方式导致了"外生型"乡村秩序的产生。"乡政村治"以至当下时期,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的方式出现了"上下分离"的悖论,从而导致了乡村秩序的弱化。为重塑乡村秩序,应在基层法治、民主、自治等三个向度上寻找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的新路径。     

传统政治文化建构政治秩序的内在逻辑

传统政治文化对当前以及未来政治秩序的形成与变迁有着重要影响。传统政治文化孕育了共同的意义体系和伦理规范,建构了社会同一性,奠定了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赋予中央以内在的权威性,同时通过“家”与“国”的密切联结,培育了对中央的信任感和亲和感。传统政治文化建构了权力本善的政治认知,赋予公权力执行者以“贤”与“能”的角色期望,形塑了对公权力及其执行者的政治信任。这些因素塑造了特定的政治价值、情感、评价,生成了特定的政治认同,是促成和维系政治秩序的重要因素。     

市民社会的理性化发展与法治秩序建构

历史经验表明,法治的生成发展离不开市民社会的理性化进程.而在当前中国,市民社会形成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理性化的明显阙如.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速我国市民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从而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市民社会的理性化发展与法治秩序建构

历史经验表明,法治的生成发展离不开市民社会的理性化进程。而在当前中国,市民社会形成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理性化的明显阙如。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速我国市民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从而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文明冲突论”的现代二元论思维——社会人类学视野中的政治秩序与批判

文明冲突论是文化范式现代性的一种表达,它根源于笛卡尔主客体二元分裂的世界观,在社会人类学上其主要表现为对人类文明"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划分。不论是西方的自我中心主义还是非西方的"他者的视野",都没有挣脱现代文化范式的羁绊,因而也就未能超越文明冲突论。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眼光对现代文化范式给予批判。在马克思理论视野中,未来世界的文化范式应该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世界历史"。     

压力化生存——“时间荒”解析

时间荒是生活压力的一种体现,是一种令人不适的日常体验,并构成一个社会问题,但国内却鲜有关于时间荒的研究.美国学者斯戈关于时间荒的理论具有借鉴价值,但却难以充分解释中国人的时间荒的根源.有鉴于此,时间荒理论有必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加以扩展.事实上,除了斯戈所说的劳动制度和消费主义文化,中国人的时间荒还有三个根源:第一,城市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飙升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脱节；第二,制度无效率导致无效时间的大量增加；第三,中国的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使得时间荒现象成为一种发展中国家的劳工阶层为全球不平等所付出的代价.     

《四书》与帝国社会政治秩序

作为儒家经典,《四书》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理想社会政治秩序。儒家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首先强调个人修身,逐步推己及人、推己及家,在家庭内部实现以孝悌支配的理想秩序,进而将家庭秩序上升到国家秩序,主张以伦理道德规范社会政治。《四书》描绘的"修齐治平"秩序构建路径,为秦汉之后的帝国所不断效法。帝国现实的秩序在阶级结构上主要分为士绅、农民、商人,他们的行为规范、价值依归等遵循的都是《四书》中所展现的儒家理想社会政治秩序。在帝国兴替之际,《四书》所主张的秩序理想又为帝国秩序的重建提供了合法性支持。     

中国:社会质量与新政治秩序

改革已经波澜壮阔地推行了十年。十年间最大的变革就是旧的政治经济高度集权的模式解体了,新的政治经济模式正在形成过程之中。在这种新旧体制和新旧秩序的交替之中,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冲突,混乱、不稳、反常接踵而至。这种现象,对任何一个转变中的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旧秩序下井井有条的社会进程会因旧秩序的式微而变异,旧秩     

社会政治心理与社会政治理论的关系

张大均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论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一文中指出:社会政治心理与社会政治理论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社会政治理论既可高扬又可贬抑某些社会政治心理;另一方面,社会政治理论的长期延续可以积淀为社会政治心理。如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通过对政治体制改革大政方针的传播和实施,使改革成为人们的内心需要,这样既可使广大群众正确认识改革,又能逐步培养群众新的政治观念、     

梁漱溟的“理性”概念与其政治社会理论

理解梁漱溟的思想,须基于对其哲学的核心观念理性的认识。通过对梁漱溟的不同时期的理性概念之含义的梳理,可以见出从直觉到理性再到人心的不断发展的思想线索。梁漱溟从乡村建设到后期对儒家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都建立在他所理解的理性基础之上。     

社会建构理论视角下的高校女性政治角色

作为中国女性中最具参政优势的群体,高校女性是女性参政的一支生力军,然而高校女性参政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其特点是呈"金字塔"状,这说明高校女性的政治角色被边缘化了.通过借鉴西方女性主义流派在性别问题上的社会建构论来分析高校女性被边缘化的政治角色的成因,指出性别角色化和家务劳动性别化对高校女性参政的负面影响,应通过建立高校女性参政指标体系、逐步改善社会文化环境、鼓励男性参与到家务劳动中以及提高女性主体意识等对策来改变高校女性被边缘化的政治角色.     

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理论脉络与争辩

社会资本是1990年代以后形成的为许多学科关注的热门概念和分析范式,但是从理论渊源和发展脉络上看,对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关于宗教社会经济功能的分析。社会资本理论兴起后,这方面的研究以弗朗西斯·福山关于信任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为代表。虽然到目前为止社会资本理论也受到许多批评,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是社会资本理论已经成为分析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新的研究范式。     

社会建构论的兴起与社会理论重建

社会建构论这一学术思潮的兴盛,既反映了西方社会理论发展的新趋势,同时也反映出当前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正发生重要转向。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社会实在的认识,重塑了我们的知识观。此外,社会建构论及相关研究实践表明,一个学科或知识的创新发展是多元的,反思性研究和理论重建将有助于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开拓新的研究方向。     

群体良性互动的秩序建构与社会和谐——一种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视角

群体间的互动作为一个往往被人们忽视的话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群体间由于互相隔绝,往往形成一种虚拟和谐的局面,交往和互动可以使和谐得以真正实现。而在交往过程中往往又需要某些内部和外部的机制,来保障秩序的良性运转。     

结构化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的再建构

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存在层次混乱的问题,对此,托马斯.福物.布朗提出了社会资本研究的系统论视角,即从“行动、结构和环境”三个层面上对社会资本问题进行研究。这一努力无疑是可行的、积极的。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沿着这一思路将社会资本理论问题深入下去。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可以为这一思路提供了理论的支撑。在布朗的系统论视角的基础上,运用吉登斯的“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及其时空观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重新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