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晚唐七绝的发展趋势:徒诗艺术的扩张和深化

前人大多认为,相对于盛唐七绝的主气、讲究兴象风神,中晚唐七绝则是"以意胜"或"主意"的,这一看法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七绝从盛唐到中晚唐之流变的起点。七绝的由盛唐入中晚唐同时也是七绝体制本身从以乐府体为主向以徒诗体为主的发展过程。相较乐府体,徒诗体更重视纯粹的语言艺术,所以徒诗艺术的增加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绝句在题材上的扩张,并促使诗人更重意匠经营。中晚唐七绝"主意"或"以意胜"的特征,正是绝句中徒诗艺术不断增加之后导致七绝写作在题材和数量上激增的结果,由此形成七绝艺术在整体上平实、平浅乃至平庸化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反过来又加剧了徒诗体七绝创作中一直以来对造意的追求。上述两方面看似矛盾,实则是七绝体制内部矛盾运动的表现,并共同构成中晚唐七绝的发展趋势。     

解读王之焕的《凉州词》

王之焕: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一首绝句,在历代诗话中有极高的评价,有的甚至将之列入“压卷”之作。《唐诗别裁》说:“李于鳞推王昌龄‘秦时明月’为压卷,王元美推王翰‘葡萄美酒’为压卷。王渔洋则曰:必求压卷,王维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龄之‘奉帚平明’、王之涣之‘黄河远上’,其庶几乎!而终唐之世,绝句亦无四章之右者矣。”压卷,就是最好,这个说法,有点绝对化,如果排除了这绝对的因素,说它是唐诗绝句中第一流的作品,应该是肯定的。自从这首诗写成以来,不但诗评家们一致叫…     

画屏之喻：中晚唐诗人在写景方式上的新变及其意义

唐代屏风画的增加和诗人对屏风画的关注使“画屏”最终成为诗歌中的一个常用喻象，尤其是到了中晚唐。中晚唐诗人以画屏为喻的写景方式不仅有渲染风景之美的作用，而且能唤起诗人对具体屏风画的某种回忆或想象，从而使诗人获得感官在现实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美感和愉悦感。中晚唐诗人在画屏之喻下对愉悦感的强烈追寻是诗人身逢衰世而内心失落、无所聊赖的反映。     

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考辨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原注:崔九即殿中监崔涤,中书令湜之弟)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是世传杜甫所作的一首七言绝句,题为《江南逢李龟年》。清代孙洙(蘅塘退士)把这首诗选入《唐诗三百首》,旁批云:“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少陵七绝此为压卷”。黄生云:“此诗与《剑器行》同意,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绝。”沈德潜云:“含意未申,有案无断。”亦重其著意于言外。这首七绝一向脍炙人口。首二句追忆在名王巨卿间的胜会,三句点出相逢的地点,结句     

论唐代诗歌中“柳腰”传统的缘起

对“柳腰”这一中国古代诗歌中的传统意象关联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梳理，重点探讨唐代诗歌中大量出现“柳腰”意象的原因。认为唐代女子的服装和舞蹈容易展现细腰，而与文人交往密切的歌舞妓更是能展现细腰。柳树在唐代的公共场所和私家园林多有种植。细腰的常见和柳树的广泛种植，是产生“柳腰”意义模式的必要条件；而唐代送别场合、宫廷和文人集宴上，“柳”和“腰”的同时在场，娼家门前普遍的柳树种植，这些是产生“柳腰”的充分条件。在唐代，尤其是中晚唐，这些条件刚好同时成立，这便促使“柳”和“腰”这两种事物在唐代诗歌中被频频联系在一起。     

发千年之覆,成一家之言——《牛僧孺年谱》评介

发千年之覆，成一家之言——《牛僧孺年谱》评介“牛李党争”是唐史研究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说它老，是因为从晚唐以至现今，人们对这一问题一直聚讼不已，见仁见智，迄无定论；说它大，是因为这一“垂四十年”之党争对中晚唐政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治唐...     

试论王昌龄七绝的艺术特色

王昌龄(六九八——七五七?),字少伯,京兆(今西安市)人,祖籍太原,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尤以七绝见长。清代卢世■说:“天生太白、少伯以主绝句之席,勿论有唐三百年,两人为政,亘古今来,无复有骖乘者矣。”(《紫房馀论》)更有人推王昌龄为“七绝圣手”。     

唐传奇与魏晋南北朝小说之比较

本文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唐代传奇与魏晋南北朝小说从创作动机、创作题材到表现方法诸方面，都予以全面比较，翔实论证，从而结论为：唐人小说较之魏晋六朝小说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极为突出的进步：一、从“并非有意作小说”到“有意作小说”；二、由“志鬼神之‘怪’”到“传人事之‘奇’”；三、从“纪实”到“作意”。     

中唐之后的长安与江南

中晚唐时期,南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北方,长安逐渐以江南为根本。历史上的“江南”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较确切的江南概念到唐代才最终形成。唐代中后期的“江南”有广狭两层含义,广义指贞观十道中的江南道;狭义的“江南”,即唐中叶的“江南东道”,以今苏南、浙北为中心。富庶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生存粮仓,“军国费用,取资江淮”;美丽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避难港湾,“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文化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人才摇篮,“当时东南多才子”,即所谓“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     

试论中晚唐历史小说对唐代咏史诗的文化依附

在中晚唐时期,我国古代小说开始发端。古文运动提倡的"文章合为时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逐渐影响到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加之借古讽今的手法在小说中的应用,形成了饶有特色的中晚唐历史小说。在中晚唐历史小说和唐代咏史诗中,主人公的感慨通常是作者自己思想感情的流露,唐朝诗人对安史之乱的体会尤其深刻,这在中晚唐的历史小说中也有所反映,朝廷的腐败以及劳动人民所受到的创伤是小说和诗歌作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因此使得中晚唐历史小说同咏史诗能够融为一体,并且有唐一代,诗词盛行,小说从中汲取营养也非常合乎时宜。     

中晚唐社会城市结构的演变和晚唐词的关系

唐代社会生活尤其是中晚唐社会的城市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转型的特色。唐代社会城市生活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无疑为其文化的多样性和世俗化趋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生长土壤。“词”这一文学样式的起源、发展直至定型的演变历程,可以说是当时社会城市生活的最佳诠释方式之一。晚唐词尤其是温庭筠的词则可说是晚唐社会城市生活的一面镜子。     

论王昌龄诗歌在唐代的接受

王昌龄在唐代的接受情况研究分盛唐和中晚唐两个阶段。从诗歌选本的选录数量来看,与同时代他人相较,王昌龄诗歌入选数量属中上之列;就入选诗歌内容来看,盛唐时多为"风骨清俊"之作,且其诗被推为"风骨"、"声峻"、"雅正"的代表,中晚唐选诗则多为"清词丽句"。王昌龄诗作中最富有盛唐之音的作品是最能被大家接受的作品,至中晚唐,随着政治环境和士人心态的变化,王昌龄的直意高歌已失去存在的土壤,只能被束之高阁。     

论唐代政事诗及诗人群体性格

唐代的政事诗从初盛唐的"四杰"、陈子昂、杜甫到中晚唐的元白、小李杜等,贯穿了整个有唐一代。这些诗歌犹如一幅唐史画卷,从多侧面反映了唐代政治及军国大事。唐代政事诗的产生,缘于传统诗教观念及诗人强烈的参政意识,同时也是诗人这一群体独特的性格特质决定的。     

从压卷之作论七言绝句的艺术法则

七言绝句是唐代诗坛最重要的文学样式之一。其数量之盛、风韵之妙,前所未有。宋洪迈、清王士禛都曾编辑过《唐人万首绝句》,其中七绝数量又远远超过五绝。洪迈云:“予编唐人绝句,得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为万首”。前者竟为后者之三倍有余。从质量上看,“诗至唐人七言绝句,尽善尽美,自帝王公卿名流方外以及妇人女子,佳作累累”(宋荦《漫堂说诗》)。     

刘禹锡的七绝贡献及其地位

唐代诗歌中以七言绝句所拥有的读者为最多。唐人七绝的高手甚多,成就最为突出的是李白、王昌龄、李益、刘禹锡、杜牧、李商隐。处于中唐的刘禹锡,其七绝创作在题材和表现方法方面,对盛唐李白、王昌龄等既有继承,更有突破,形成独特风貌,从而也确立了很高的历史地位。本文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对刘禹锡在七绝方面的贡献作了全面的论述。     

“龙城飞将”考释

“龙城飞将”一词出自王昌龄《出塞》一诗。全诗云:“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是盛唐写边塞诗的著名诗人。他最擅长于以七言绝句这一诗歌形式写诗,赢得当时“诗家天子”(一作“诗家夫子”)之称号。有唐一代,只有李白的七绝堪与之伯仲。卢世璀《紫房馀论》说:“天生太白,少伯(昌龄字)主绝句之席,勿论有唐三百年两人为政,亘古今来,无复有骖乘者矣。”王昌龄七绝诗”善于用含蓄凝重的语言,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感情,意旨遥深,尺幅千里,蕴味无穷。他的这首《出塞》诗,同样具有这一特点。     

一首天下传唱的七绝——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赏析

唐人的七言绝句,是这一诗体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它的高度艺术成就,是许多诗人长期艺术劳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与少数优秀诗人的突出贡献分不开的。因而一提到唐人七绝,我们不仅会联想到那些泠泠盈耳的动人名篇,而且还会自然地联想起那些以七绝名家的诗人:王昌龄、李白、李益、杜牧、李商隐,等等。历来对李益有不少赞誉,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说:“七言绝,开元以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这是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而《夜上受降城闻笛》又一向被认为是李益七绝中的最佳之作。明人王世贞在《艺苑巵言》中说:“《回乐峰》一章(按,即指《夜上受降城闻笛》),何必王龙标(王昌龄)、李供奉(李白)!”可谓极尽推许之能事。所以,欣赏研究唐人的七绝,就人而论不可忘了李益,就诗来说不可放过了这首久享盛誉的《夜上受降城闻笛》。原诗是这样的:     

杜牧七绝论稿

杜牧自言其为诗“本求高绝”.什么是高绝呢?应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从诗的传统标准说,求其上继风骚,“言及君臣理乱”,有风骨,有兴寄,旨趣遥深;一方面是针对当时诗风而言,则当“不务奇丽,不涉习俗”,特立独行,迥迈时流.牧之七绝,可以被看成是他的这种追求的最佳成果.从总体看,其七绝很少无病呻吟之作,大多数作品是:有生活内容,有思想观点,     

唐代三首音乐诗的比较分析

唐代是诗的时代,也是音乐的时代。诗与音乐同源于劳动,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可以说,没有音乐就没有诗。从《诗经》到汉《乐府》,古代的诗歌一直保持着诗乐合一的传统。所以,郑樵说:“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这种诗乐合一的传统到唐代又有新的发展,结合得更紧密了。诗不仅仅是以乐府歌辞的形式出现,不仅仅是“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不再只是以诗入乐,而且也出现了以乐入诗,诗也成了表现和传播音乐的工具和手段,这就是唐代大量涌现的音乐诗。     

屈赋与唐诗——对唐诗“文”、“质”之变的理论考察

唐人对屈原及其骚作的评价,既是一代文学思潮的反映,又是诗风演变的契机。本文揭示了这一文化现象,并从社会政治、时代背景、个人遭际以及地域文化多方面阐述屈原地位在唐代的变迁原因,指出屈原在中晚唐文学和人格地位的上升是社会矛盾激化和文化中心南移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