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洋淀诗歌群落”

"白洋淀诗歌群落"是文革期间华北地区的地下诗歌写作群体,其写作主要成员都是后来活跃在诗歌界的诗人,他们在河北省白洋淀这个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插队期间,进行了具有一定艺术性、独立性的诗歌思考和创作,对新时期的诗歌艺术的回归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了这一群落的创作,论述了其形成的原因、活动,介绍了其主要成员,并对其价值进行了体认.     

白洋淀诗群的新诗史意义

“文革”语境中的白洋淀诗群是20世纪中国新诗不间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白洋淀诗群是对“文革”主流诗歌写作的一次背离和反拨,它重新确立了诗歌本体的独特存在,坚持了个体主体性和个性化的声音,并运用现代诗歌技巧,隐喻、反讽、悖论、意象叠加和重合,表现内心世界的荒诞意识和对理想的追寻与探索。     

赤裸的自然之子:芒克其人其诗

20世纪70、80年代,是我国新诗潮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文革"地下诗歌团体流变的重要时期."白洋淀诗群"与"朦胧诗派"相继而起,诗人芒克作为这两派的代表人物,明证了中国地下诗歌由地下逐渐向公开转变的过程.芒克个人的诗歌创作和生活际遇,对"白洋淀诗群"和"朦胧诗派"这两个诗歌团体的承续和发展,起着中枢桥梁的关键作用,乃至于关照整个地下诗歌和朦胧诗群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与新诗史叙事

在"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研究和新诗史叙事中白洋淀诗群业已成为经典。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过程与朦胧诗、前朦胧诗、新诗史写作模式、新诗史研究方式的转换都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注意白洋淀诗群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应注意到白洋淀诗群是如何被经典化以及其中的女性诗人是如何被去经典化的。在白洋淀诗群的相关研究中,还应该注意对那些仍被历史叙述所忽视的诗人进行关注和挖掘。基于此,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性诗人就具有不可替代的新诗史价值。     

论白洋淀对白洋淀诗群的影响

白洋淀诗歌群落是一个活跃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地下文人群体,人们总能发现白洋淀诗歌群落中的诗人们展现白洋淀风土人情、地理环境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无限联想与感慨的诗作,从中可窥见白洋淀对诗人们的创作具有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白洋淀于无形中影响着诗人们创作的内容与风格。     

挣扎与顺从:诗人食指诗歌精神探讨

打量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史,食指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文革时期,他的地下写作在凋敝的文坛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他的诗歌所体现的精神状态是复杂的:既有对当时时代的控诉,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主流。挣扎与顺从成了食指诗歌精神的标志。他的独立批判精神直接启蒙了白洋淀派诗人的创作,影响深远。     

文学史中的“黑洞”——以食指诗歌研究为例

文学史写作中有时存在一个模糊、任人评说且具吸附力的"黑洞"空间。食指的诗歌是否为"地下诗歌"?他的诗歌是否真正影响到一代诗人?通过对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诗歌史和个人写作的文学史梳理,笔者发现论述当中对食指诗歌的传播广度,"第一人"之说、"地下诗人"等说法都存有偏颇,有必要置于历史场域考察食指的写作。经过社会调查与分析指出,文学史材料引用与评价中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白洋淀诗群”研究

“白洋淀诗群”这一文学史现象是独特的。一般研究者把它作为“朦胧诗”的“附属”或背景来观照,视作“前崛起”、“前朦胧”。其实这两种诗歌是有实质性差别的。“白洋淀诗歌”更接近于一种诗歌写作的“原状态”。它不受意识形态控制,也不受接受群体的口味左右,更不受传媒或商业化因素的诱导,而是一种忠实于自我的“个人化写作”。作为在特殊背景下新诗不间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有必要对其独立性进行梳理和廓清     

写家国之情,发黍离之音——中国作家在文革期间的地下写作

地下写作是文革文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否定文化大革命 ,是文革地下文学的基本的思想特征。注重与作家自身的心灵交流对话 ,自觉地实行对文革极左话语的艺术转换 ,是文革地下文学艺术上的重要特点。     

“莽汉主义”诗歌:“垮掉”阴影下的游走

中国当代新诗之"莽汉主义"与美国垮掉派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1980年代中期,莽汉诗人初涉诗坛时,不仅可以上承朦胧诗、"文革"地下写作而汲取到今天派等精神因子,还可相当广泛地接触到已被批量译介的垮掉派文艺。在具体创作中,以李亚伟为样本,我们更可以清晰看到垮掉派作品传播对诗人创作风格转变的牵动。伴随垮掉派的强力辐射,莽汉主义表现出迥异于传统诗歌的精神气质和艺术形态,成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先行者,但仅隔数年就衰落解体,无力成为先锋诗坛的主力。究其病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以行动意识代替写作实践、以青春激情稀释人文理想;二是"文革"记忆恶性膨胀。二者合力将莽汉主义推至破坏、解构一极,而未确立积极的建构意愿。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