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鹗及《老残游记》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刘鹗及《老残游记》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孔一青为了纪念《老残游记》发表９０周年，由济南社会科学院主办，由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近代文学学会、齐鲁书社等六家联合发起的“刘鹗及《老残游记》国际学术讨论会”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８日至１２日在济...     

我国近代第一个法学会

清朝末年,清政府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1902年勿勿宣布实行“新政,”下诏变法。由袁世凯推荐,清政府任命沈家本和驻美公使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次年又设立修订法律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应沈家本之请,创设法律学堂,以重金聘请日人冈田朝太郎、松冈正义博士来华,讲授法学通论。     

重新探讨刘鹗为何弃儒就贾简

《老残游记》以其清丽的文风和挚诚的忧国忧民之思,描摹了清末政权风雨飘摇、人民流离失所的惨状。其对“清官误国”出神入化的描写,更被认为是小说中之第一家。研究者亦据此及罗振玉等人追溯,认为刘鹗本人痛恨仕途因而弃儒就贾,在晚清行事极不流俗。笔者通过重新考察刘鹗早年参加科举的经历,并重新梳理《老残游记》中对于所谓“清官”的看法,最终将刘鹗放在清末儒家思想转变的时代背景中加以深入思考与定位。     

中国近代法制思想史的开篇——谈洪仁玕的法制思想

在中国近代法制思想发展史上,谁揭开了第一页?杨鸿烈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中说首推沈家本,迄后有不少学人也都以此为定论。其实这个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沈家本是晚清的大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奉上谕”研究欧美法律。他的所谓法律“新思想”,与洪仁玕相比,在时间上就晚了近半个世纪;若就内容的深度、广度而言,两者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刘鹗不是第一个骂清官的人

《为清官昭雪》一文,刊《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作者潘仁山同志。此文作者断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骂清官的是晚清的刘鹗”刘鹗骂清官之言,见《老残游记》第十六回,文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无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自所见,不知凡几矣。”     

太谷学派遗书访问记

一、难以捕捉的“热点”1987年11月22日,《光明日报》登出一条新闻:发现刘鹗手批《老子》。这消息在学术界引起一阵小小的轰动,海外学者也打听:能不能让我们看看?以写《老残游记》闻名于世的刘鹗,主要成就其实是治黄、实业,以及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以个人之力办赈,救济北京难民,他也是甲骨文研     

评《老残游记》“揭清官之恶”

<正> “揭清官之恶”是《老残游记》突出的思想内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它“言人所未尝言,虽作者亦甚自喜”。胡适亚东图书馆本《老残游记》序称道“《游记》写官吏的罪恶,始终认定一个中心的主张,就是要指出所谓‘清官’之可怕”。历来的中国文学史、小说史大都祖述此说,啧啧称赞。当然,否定的意见也是有的,五十年代张毕来同志著文斥《老残游记》“揭清官之恶”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招致许多驳难,后来就不见有人坚持了。但类似的评论仍时或出现,例如1981年著名文学史家任访秋先生著文说:“刘鹗对清官     

论咸丰朝妥协派的形成

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道光皇帝被迫允签了《南京条约》,可是清朝统治者长期形成的“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闭关观念并未随之放弃。道光之子咸丰登极不久就宣布,“中外大臣非派令兼办夷务,本无外交之义”,显示出他严守旧制的态度。然而咸丰皇帝死后不久,清政府就一反惯例,实行了“借师助剿”。“借师助剿”表明清统治集团传统闭关观念和统治政策的重大改变。清统治者是如何从“华夷之辨”转为“借师助剿”的?无疑是与咸丰时期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妥协派有关。由于在妥协派如何形成的问题上,史学界尚未见完整的研究成果问世,故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刘鹗的诗歌创作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1857-1909)以小说家著称于世,其实他也是一位诗人.由刘鹗孙子刘蕙孙教授搜集、辑录、整理而成的《铁云诗存》,虽非刘鹗诗作的全部,但从这些诗作中也可以听到看到刘鹗作为晚清时期一个改革者的心声和心态.一刘鹗生活和从事活动的年代,清王朝已到了行将灭亡的阶段.他对于已经统治中国二百几十年的清王朝并无叛逆离贰之意,而有力挽狂澜、企图补天之心.他想通过改革、变法,把西方和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富国强民     

为什麼要为汉奸辯护?——读《关于<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

严薇青同志在《文史哲》1962年第1期上发表了《关于<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一文,文章说: “刘鹗是晚清維新运动影响下的一个改良主义者广……他有反动的一面,也有进步的一面;但是当前在介紹和評价刘鹗的时候,有的人却不免有所偏頗,即只談他的反动的     

清末贵州师范教育

师范教育产生于近代社会。早在十七世纪末,西欧一些国家就出现了专门培养师资的师范学校。如1694年,德国就开设过师范学校。直到十九世纪末,中国才开始仿照日本建立师范学校。因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士大夫和统治阶级中部份有识之士认识到“师夷”的必要,并懂得要想利用“西夷”之长技,必须开办与中国古代教育不同的现代教育。而要办现代教育,发展新式学堂,必须有受过现代学校教育的教师.于是,中国开始向外国派遣留学生,请外国教习到中国来办学授课。“戊戌”变法失败后,人们对开办新式学堂的要求更为强烈,清政府亦被迫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宣布“废科举,兴学校”,并完     

吴汝纶与我国近代教育二题

吴汝纶是我国晚清杰出的古文家，其文论也灿然可观，论者推许其为桐城派的末代宗师。吴汝纶又是那一时期卓越的教育家，早在任深、冀二州知州时，他便或者集中州属各县的高材生亲自教课，或者为书院延聘明师心并切实解决书院的经费及图书设备，二州文教的兴隆一时曾成为“钱辅之冠”。此后他辞官出任保定莲池书院总教，又使这个书院象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四方学子前来求学，乃至吸引着日本的中岛裁之、野口多内等远渡重洋来华受业。光绪二十八年，清廷创办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管学大臣张百熙根据朝野震耳的呼声，坚欲罗致吴汝纶出…     

关于蒙垦分期问题的思考

“蒙垦”,是研究清代乃至近代蒙古社会经济和蒙汉各族关系的重大课题。有关蒙垦分期问题,目前比较通行的划法是,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为早期限垦阶段:乾隆之后属中期禁垦阶段;光绪末年是晚期放垦阶段。从而形成限垦——禁垦——放垦的分期模式。严格地讲,这种分期方法既有悖于清廷对蒙古民族实行“封禁”这一基本国策,又不符合当时蒙垦事业的发展规律和特点。本文主要依据清廷的封禁政策,并结合各个历史时期的国内外形势,对传统的蒙垦分期方法作如下调整和划分:禁垦时期——1634年(后金天聪八年)至1857年:限垦时期——1858年(咸丰八年)至1901年;放垦时期——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至1911年。     

试析黄葆年给刘鹗的一封信

刘鹗在《老残游记》中,表露了太谷学派思想。要深入了解刘鹗,要弄清《老残游记》的真实含义.必须对太谷学派进行研究。以上观点,近年来已越来越得到学术界许多专家学者的赞成.不少与此有关的论文已经发表。笔者藏有数封太谷学人黄葆年,蒋文田、毛实君的亲笔信函,这里披露一封黄葆年给刘鹗的信(以下简称“黄函”).供同仁们研究中参考.同时也谈谈自己的一些浅见。黄函共5页,写在现成的信笺上。信笺横宽26.5公分,竖高22.7公分,为红色双勾的修竹图案,右上角有”满纸平安仿文石室法”九字,左下角有“虚白主人制笺”六字。信的全文如下(标点系笔者所加)“云抟?弟心印:不见?年、未通一字. ?仲之不情也。上各有心,岂容相强。况?     

陈寅恪传略

陈寅恪原籍江西修水,一八九○年五月十七日出生于清朝名宦的家庭。祖父陈宝箴曾隶湘军曾国藩幕府,后历任浙江、湖北按察使,一八九五年就任湖南巡抚。陈宝箴主张变法维新,保荐杨锐、刘光第为清廷军机章京,戊戌变法失败后,遭革职永不录用处分。父陈三立,光绪年进士,后为吏部主事,与谭嗣同等革新派人物相友善,戊戌年间亦被革职,此后遂隐居不涉世务,致力于诗文写作,为有名之诗人,有《散原精舍     

北洋银元局改制铜元的意义及其影响

十九世纪下半叶,由于洋商和国内奸商私毁私铸制钱,加之北洋机器局造币厂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致使津埠制钱奇缺,银根吃紧,物价波动,“商民交困”。在这种情况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袁世凯札委周学熙(1865—1947)总办北洋银元局,改铸铜元代替制钱,这在金融史上具有一定意义和影响。     

袁世凯与丙午改制

丙午改制,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的改订官制活动。在丙午改制中,袁世凯力主“责任内阁”方案,但遭到了清廷的否定。袁世凯的失败对以后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是改制失败后袁权势大减,已埋下宣元遭斥的机缘,而清廷“排汉”政策也从此发端;其二袁的失败赢得了立宪派的同情,从而为宣末民初二者的“合作”打下了基础。本文试分三部分对这个问题略加阐述。 一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六日,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奏请改订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而改订官制的第一条就是“宜略     

清代穆克登查边及中朝两次勘界

有清一代,中朝两国界务,几经交涉。康熙朝即有穆克登查边,光绪朝又有两次勘界。其后,沙俄插手,日本帝国主义最后扩大成“间岛案”,至此中朝交涉实质上遂转为中日交涉。迨至1909年9月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这一错综复杂、曲折漫长的界务交涉始告结束。限于篇幅,笔者仅就中朝界务交涉的早期阶段略述管见,以就教于海内外专家学者。     

1896年李鸿章使俄路线考

１８９６年２月１０日,光绪帝授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并前往英、法、德、美等国联络邦交。李鸿章的出使,是清政府位望如此之隆的重臣的第一次出访。当时在中国攘夺甚烈的列强,对李鸿章此行十分重视,都想把他首先抢到手。因此,李鸿章的出使路线,不仅是一个所经地点和访问次序问题,而且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含义和政治后果,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台湾学者李宗侗在所著《光绪中俄密约之交涉与签订》一文中写道,李鸿章在出使途中,于“三月初十日公历４月２２日抵马赛,俄派王爵吴克德托密斯乌…     

清末江西吏治的一个侧影

有清一朝,二百多年,至同治,还有“中兴”之谓,实则江河日下,已是强弩之末了。国力日衰,官吏腐败,有朝臣痛奏曰:“设官本以养民,而今之州县,惟事朘削。……夫人品不一,各具天良,何至今而绝少奉公洁己者哉!”光绪元年公开刊行了一本《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其中论及“整饬吏治”、“参劾劣员”、“慎选牧令”以“共渡艰难”的章奏,竟达数十篇之多。有道是:大厦将倾,却还有一番撑持;成败由人,又当从吏治开刀。山高皇帝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