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是中国对社会主义提倡得力,并试图把社会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起来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使社会主义成为其三民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重新解读孙中山,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论孙中山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孙中山先生“自束发受书”,即“知忧国家”。他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和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亲自领导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结束了统治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又反对国内封建压迫的爱国主义,就是其中的瑰宝。     

试论孙中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与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的思想与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了改造中国,孙中山苦苦求索,认真探索、研究中国国情,执着寻求祖国独立、民主、繁荣、富强之路。随着对国情研究与认识的不断加深,他一步提高一步地提出了十四字纲领、十六字纲领——三民主义;在他的晚年,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和趋于正确,终于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孙中山走过了近四十年漫长而曲折的革命斗争历程,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加深的过     

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

研究辛亥革命的国内外学者,往往不注意孙中山对袁世凯认识过程的探究。其实,弄清楚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不仅对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有重要意义,且可减少我们对辛亥革命中孙中山让权问题认识的片面性。我认为,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经历了一个认识摸糊——过份轻信——看清本质的过程。     

孙中山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和论述

义和团运动对孙中山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和鼓舞。孙中山认为：义和团运动完全是一场由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侵略而激成的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民族自卫战争;它一方面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决心和力量,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农民阶级的愚昧与排外等弱点。孙中山还高度评价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功绩及其对民主革命的深远影响。可以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与义和团运动不仅在时间上有承接关系,而且还存在着某种历史的内在联系     

试论孙中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

<正> 孙中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有一个发展、深化的过程,其中虽有变化,但总的说来,他的主张是一贯的,即肯定资本主义文化在当时具有先进性,并且坚决主张运用它来改造和拯救中国,使之繁荣富强,迎头赶上时代潮流。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它几乎没有遇到什么严重的挑战。中国文化虽然不断吸取外来文化,特别是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尤大,但总体上从来没有形成要靠某种外来文化来维系的历史局面。十七、十八世纪以降,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中国相形之下落居人后,但由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彼此交往有限,中国仍处于盲目自尊的状态。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列强东侵,中国文化延绵发展的纽带几乎崩裂,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关头,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为什么要向西方寻求真理呢?一是由于事实无情地证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当时的中国先进;二是事实同样无情地证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已经找不出解决这种民族危机的办法。这些“先进的中国人”之所以先进,是在于他们清醒地看出当时西方国家与清王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再认识

民生主义多被定性为"主观社会主义",源于列宁依据孙中山演说俄译文错译而作出的误判。从孙中山本人信念,民生主义的两大根本特征,及他对社会主义各流派的继承批判和独特创见来看,民生主义实为具有特定内涵和范围、理论和取向的社会主义。民生主义以公平正义为思想核心,强烈反对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压迫,坚决维护工农民众权益,提出用"共享"原则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并勾勒出理想的社会主义图景,摒弃了旧式平均主义,充满了新的时代精神。其实行民生主义的举措,以实现社会革命目的为指向,又以采取改良方式为手段,力求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反对照搬外国模式,为时人及后人提供了一个极有教益的范例。     

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一百多年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一往无前地发展着。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前进。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它永远是引导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解放斗争的指路明灯。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崇高威望和思想领域里的统治地位,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当前,有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存在种种模糊认识,甚至是错误认识。我们针对这些认识问题,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逐步解决这些认识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宗教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宗教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近几年来,在总结我国宗教工作的历史经验中,有这样一种着法,即认为我国以往在宗教工作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是源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过时”的论断等等。笔者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论断并不是我国宗教工作中“左”的错误的根源。为什么?可以作以下一些分析。一、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论断指出了宗教最基本的作用。这是因为,宗教的社会作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宗教既是一个思想意识形态,又     

孙中山对冯玉祥北京政变的认识变化考析

192 4年冯玉祥北京政变和孙中山北上 ,均是国民革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孙中山北上期间对冯玉祥北京政变的认识有一个前后变化的复杂过程 :起初认为北京政变“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 ,但可以去北京筹划中央革命 ;而后认为北京政变“是中央革命的头一步” ,故决定去北京继续完成中央革命 ,扩大国民革命的基础 ;最后认为北京政变是“武人推翻武人”的“北方事变” ,但为谋求和平统一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故此更加坚定了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奋斗的决心     

传统儒学与孙中山对民族文化素质的认识

孙中山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和理论，融贯中西文化，创立其革命思想体系。“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整个体系的核心，则是孙中山致力造就的现代国民素质所要达到的总体目标。这也是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区别于传统儒学的根本所在。然而，由于历史、阶级因素的制约、传统儒学的潜移默化和民族感情的作用，孙中山对民族文化素质的具体认识仍有局限。这主要表现在他当年所号召要恢复、保存乃至发扬光大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素质中固有的“好的思想”、“好的道德”等等内容，除一些确属优秀成分外，还有不少是封建的、落后的、与近代化不相适应的东西。而他希望未来中国要保存和弘扬他所概括的包括“固有的旧道德”和“固有的知识”在内的“我们民族的精神”，再加上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这种具体的民族文化素质的目标选择无疑带着明显的保守性和内容本身的不可调和性。这充分表现了传统儒学历史惰性的深沉顽强及其对孙中山思想的不良影响。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对国情的认识及其影响

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对国情的认识和基于这种认识而提出的政治主张,对辛亥革命有重大影响。因此,探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对国情的认识,研究其对国情的认识与辛亥革命成败的关系,对于深入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有益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日益深重,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人民反抗斗争此伏彼起。生活在这一社会氛围下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孙中山,为解救国家于危     

孙中山经济发展战略的再认识

孙中山经济发展战略的再认识郭灿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救亡与革命似乎总是高于经济建设。而在众多的孙中山研究论著中，作为政治家革命家的孙中山总是倍受重视，而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关于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虽然没有实施...     

孙中山训政思想的再认识

孙中山训政思想的再认识俞祖华（烟台师院历史系）＂训政＂说是孙中山建国程序论的重要内容。依照他的构想，在军政时期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后，进入训政时期，以为达到宪政时期、确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过渡时期。由于后来的南京国民党政权借口实施＂训政＂而实行专制统治，...     

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标准的再认识

<正> 一、对革命导师关于实践标准理论的再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评价人的认识正确与否,是否具备真理性,需要依靠实践来检验。早在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由于马克思在这一段精辟的论述中,指出实践在检验真理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多年来论述真理标准的著作文章,都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和唯一标准。毛泽东在     

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再认识

在论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时,比较多的同志都持有这样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就是历史唯物论,二者是一回事,是不同的名词但包含着完全相同的内容。而他们所理解的内容,主要就是现行哲学教科学中关于历史唯物论体系的几大块内容。对于此种观点,我不能同意。那么,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与历史唯物论的关系到底如何?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如何认识现时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发展?如此等等,需要我们给予回答。本文试就上述几个问题作一粗浅论述。     

对马克思主义商品观的再认识

什么是商品?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迫切需要统一认识、并明确加以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实际问题。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①但是,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学界却流行着“商品生产的产品就是商品,因而商品、价值和价值规律,是与商品生产相关联的历史范畴”这种商品观。这就否定了“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因而商品、价值和价值规律,是与交换相关联的历史范畴”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商品观。在我们面前摆着两种根本不同的商品观。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商品观,以指导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对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再认识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马克思关于人类自由发展这一主题深刻探索的思想结晶.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在反复引用的同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观点的理论预设与社会现实的歧出,难免失于片面.马克思的理论预设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之上,且要求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经济上无剥削以及政治上无国家.然而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不发达、多种所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收入差距悬殊现象的存在、国家的存在以及自由文化传统的匮乏,凡此种种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立基于此,对于自由之实现的条件必须进行尝试性的重构.     

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认识的八大误区

在深化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认识过程中,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存在着以下八个方面的误区:把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方法与适用条件相混淆;把价值、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相混淆;把价值的特定含义与词语学上的价值含义相混淆;把价值的决定与价值的源泉相混淆;把价值与均衡价格、生产价格相混淆;误认为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为了准确地制定市场价格;误以为肯定劳动价值论,是为了按劳分配,劳动价值论是按劳分配的理论根据;误认为劳动价值论妨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认识

随着改革的全面推进,“双百”方针的贯彻,产生了和正在产生着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体系,改变着过去千部一个模式的状况。随之而来,体系之争也热烈起来了。笔者对此也谈一点看法。 体系是一种理论内容的逻辑结构、模式或框架,它属于形式范畴。形式是与内容相辅相成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内容居于主要、决定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自然也是由其内容决定的,适合内容的体系就能很好地体现内容,对内容的发展起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