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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霓裳》应有“开元”“清”音、“天宝”“邪”声两式关于《霓裳》,宋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三中考证最为详细。他的结论说:“《霓裳羽衣曲》,说者多异,予断之曰:‘西凉创作;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所谓“西凉创作”,是指西凉进《婆罗门曲》之史事;“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是指《婆罗门曲》经润色而改名为《霓裳羽衣曲》的故实。这一论断,符合《唐会要·诸乐》的记述。《唐会要·诸乐》说:天宝十三载七月十日,太乐署供奉曲名及改诸乐名,婆罗门改为霓裳羽衣。据此,我们认为,《霓裳》在天宝十三年之前和之后,不仅称谓不同,在内容上也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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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本《辞源》等四册3022页“载酒问字”条注释云: “《汉书·八七下·扬雄传·赞》:‘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又:‘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后世传为博学高名的典故。”按:此条注释欠妥有二: 一,书证引文颠倒史传人物行状事迹,以牵强符合成语“载滔问字”之次第,而不符合史传原貌。考《汉书》原文,“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事在前,而所谓“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事在后,当依史传原文次第引证为好。引两处书证之后,宜加说明:“后人合二事为一语,作‘载酒问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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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有人爱取“句践”为名。例如: 《孟子·尽心》有宋句践。朱熹《集注》: “宋姓,句践名。”《史记·刺客列传·荆轲传》有鲁句践。司马贞《索隐》:“鲁姓,句践名也。”最著名的当然要数春秋末年的沼吴成霸业的越王句践(《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句践这个名字中的“句”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很值得探讨的。《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集解》引颜师古之说云:“以吴言‘句’者,夷语之发声,犹言‘于越’耳。”准此,则句吴之“句”,犹阿Q之“阿”了。句践之“句”,意义约与此相若。践,《集韵》音贱;《广韵》释以“蹋(踏)践”。《礼记·疏》云:“践,蹋也。”《释名》:“践,残也,使残坏也”又,《尚书·序》:“(周)成王东伐准夷,遂践奄。”《释文》:“践,藉也。”反正,践之恶义甚夥,而嘉义则较少。践,音贱,可通“贱”。《玉篇》释“贱”曰:“卑下也,不贵也。”卑下不一定就是坏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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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先生的《越史丛考》写道:“越于勾践之世已封子弟为王为君。《路史·国名纪》丁载:《越绝书》:‘东瓯,越王所立也,即周元王四年(公元前742年)越相范蠡所筑’。”又称:“《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引《越绝书》云:‘东瓯,越王所立也,即周元王四年越相范蠡所筑’。周元王四年为勾践灭吴之年,范蠡于是年筑城,是勾践于灭吴前已立东瓯也。既立东瓯,宜当亦立闽越。东瓯都于东瓯,《东越列传·集解》引徐广曰:‘个之永宁也’。略当今浙江温州。”论定范蠡于周元王四年筑东瓯城。据此论证“是为勾践行分封之确证”。用以推翻《史记·越世家》有关史实的记载。蒙文通先生的这个论断关涉温州古代史的问题。胡珠生同志据此在《温州日报》发表《范蠡初建东瓯城》(1986年1月19日)、《“范蠡初建东瓯城”再商榷》(同年3月30日),论定“为了有效地巩固后方,勾践派相国范蠡前往东瓯筑城”。范蠡在东瓯开发史上作出巨大贡献。”又称:“这两段夹杂在上元县‘故越城’下的《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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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维过程中,要把通过六种模式;视、听、触、嗅、味和直觉模式捕捉的信息进行转换。转换过程中视觉模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般说来,只有能够转换成视觉模式的信息,思维者才感到有把握。正因为这样,波尔对量子力学才有“对空间和时间的失败的描绘”①的评论。而当其成功地将量子力学概念视觉模式化后又评论道:那是因为“通常视觉化手段的局限”②。苏东坡先生在《日喻》中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妙的例证:“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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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辞海》下册4290页“刮地皮”条,举书证为:《新唐书·程晔传》:“[李固烈]请还衡州,既治装,悉帑以行。军中怒曰:‘马瘠士饥死,刺史不弃毫发恤吾急,今刮地以去,吾等何望?’”按:此条书证谬误有三:一是拼“日华”二字为一字“晔”,造成人名误称,引起篇目之误,《新唐书·卷二一三》作《程日华传》;二是引文首句方括号,只应施于“李”字,“固烈”之名为原文所有,不当括入;三是地名本作“恒州”,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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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纱石”,座落在浙江省诸暨县浦阳江边。《苎萝西子志》曰:“暨阳苎萝山,其下有浣纱石。云相传范少伯行春,而遇夷光于此。”又曰:“江浦有石,相传西子浣纱支倚其上。”又据《诸暨县志》载,此石“相传为西施浣纱石”,“乃晒纱处也”。石上“浣纱”二字,据《诸暨县志》载:“世传为王右军(羲之)书”。一九八○年九月底,诸暨县人民政府又在“浣纱石”旁,建立了“西施亭”。“古浴美施闸”,位在萧山县苎萝村附近。相传西施去越都时,曾在这里下船洗手(也有人说是洗裙)。明朝万历年间开拓河道,屠家埭(浴美施闸附近的一个村庄)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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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首句云:“茂陵刘郎秋风客”,诗中“刘郎”,指汉武帝刘彻。对此,清人王琦在为《李长吉歌诗》作注时指责李贺说;“以古之帝王而渺称之曰刘郎,又日秋风客,亦是长吉欠理处。”现在有些同志对此则加以赞誉,如藏克家同志在谈到李贺为人富有正义感时举例说:“对于汉武帝这样一个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竟直呼‘刘郎’加以叽嘲。”(《韩愈登门访李贺》,《中国青年报》1980年7月5日)还有的同志说:“李贺对这个历史上曾叱咤一世的汉武帝直呼‘刘郎’,又称他为‘秋风客’,这种大胆的反传统精神,在封建文人中是罕见的。”(《李贺诗五首浅释》,见上海师大编《语文学习》1978年第4期)同是一个“刘郎”,古今论者对李贺的褒贬迥然不同,这里牵涉到对“郎”字的理解问题。据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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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本《辞源》二册1256页“拾人涕唾”条,释义并举书证后,又云:“也作‘拾人唾涕’、‘拾人唾余’、‘拾人牙慧’”然后只举了“拾人唾涕”书证,其余两项未举书证。按:“拾人牙慧”为今日常用成语,其使用频率远超过其余三式,宜另立条目,单独释义,并列举书证。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曰:‘康伯未得我牙后慧。’”殷中军名浩,东晋人;韩康伯,浩甥;牙后:言外;慧:聪敏;听人议论或读人文章而后变得聪明;今多以拾人牙慧喻抄袭他人文章或改头换面套用他人言论。后人亦多用之。清·袁枚《小仓山房集·寄齐方伯书》:“著书立说最怕雷同,拾人牙慧;赋诗作文,都是自写胸襟。”如此看来,书证及特定含义俱在,今人仍常用之,《辞源》修订本理应收载,并另立条目,便于检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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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巳矣。子曰:“吾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以上所引孔子的话,并未见于《论语》中。故司马贞的《索隐》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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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说”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美学思想的核心。所谓“境界”是指作家把个人的情感、意趣和创造力融入描写对象之中而形成的情景交融、物我统一的艺术世界。王国维不仅把境界立为诗词之本,而且在分析境界时还把它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人间词话》,下引此书皆不另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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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点中,我们目睹了乡村干部为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也时不时地听到他们发出“农村工作难做,乡村干部难当”的感叹!难在那里?一曰“农民难管”。比如要农民完成种植计划,他们常常会“顶”你:“现在揭市场经济,我爱种什么就种什么,要你们管个啥!”二曰“提留难收”。不少农民讲,“上面要减轻农民负担,你们却要这要那,‘好经’都被你们这‘歪嘴和尚’念坏了。”三曰“重担难挑”。乡村干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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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颇有一些“太史公曰”偏离了传记的主旨,显得言不由衷。“太史公曰”承“君子曰”而来,本应发挥裁决史实的责任,但汉代史官丧失了神权,而司马迁从个体命运出发的史著也脱离了史官传统。这些冠冕堂皇的“太史公曰”不过显示了司马迁的职业意识和对史官传统的依恋之情。《史记》“互见法”深受古史“十功不能赎一过”观念的影响。司马迁相信在其他传记中出现的过失记载,并不影响人们据本传而对人物所作出的评价。“互见法”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求得人物在本传中道德和精神的明确单一,以便于评判,而这又与史官的撰述传统相联系。“互见法”显示了司马迁为遵从古史体制而对自己情感的抑制,也反映了史传由记事转而为述人的某种限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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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本《辞源》第一册181页“伏历”条,书证之二云:“《宋书·乐志·三·魏武帝(曹操)〈步出夏门行〉诗‘骥老伏枥,志在千里。’一作‘老骥。”按:书证引文为曹操名作佳句,壮怀激烈,颇见雄心。诗句已演为定型成语,为历代人们述志、评人时所乐用,且每及此语,亦必想见当年曹操之雄才大略,奋斗不息之伟烈。唯词只作“老骥”,而非“骥老”。《晋书·卷九八·王敦传》:“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至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于卷五四收载此诗亦作“老骥”。1979年11月中华书局版《曹操集译注》即据前二书而作“老骥”。至于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