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时日宜忌文书叙录——英藏、法藏篇

时日宜忌类文书是用某种或多种方法来选择时日、推断吉凶,进而判断某种行为或事项之宜忌,以指导民众日常生活的一种内容极为丰富、使用较为频繁的实用占卜书,在我国历史悠久,可追溯到汉末三国时期,先流行于官府,后盛行于民间。敦煌藏经洞出土的27件时日宜忌文书内容更为丰富,很多都是当时多种择日法的杂抄,从切近生活的方方面面着眼,用"天道"去指导"人事"。其中,藏于英法两国的写本共20件。文章拟将敦煌写本时日宜忌文书的法藏、英藏部分分为七曜直类、六十甲子历类、神祇出行类和推忌日月类四大类进行梳理,力求展现唐五代时期时日宜忌文书的概貌,从而厘清敦煌时日宜忌文书的脉络,为进一步研究夯实基础。     

《大正藏》本《大智度论》校勘札记（一）——以敦煌写本为对校本

以敦煌藏经洞出土《大智度论》写本为对校本,以南宋《资福藏》本、元代《普宁藏》本、明代《永乐北藏》本、日本石山寺本和日本正仓院圣语藏本五种为参校本,与《大正藏》本相对勘,订正了《大正藏》本的讹误之处,凸显了敦煌写本的校勘学价值。     

敦煌本武则天御制经序再研究

除敦煌写卷外,武则天御制《金刚般若经序》《妙法莲华经序》《一切道经序》传世文献中未见任何记载,重要性不言而喻,产生的背景与其为亡故的父母追福有关,以佛、道为外表,体现儒家的子孝、母慈的底蕴;龙门石窟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的功德主为武则天;武则天造经活动对全国各地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敦煌,但对武则天与佛教、佛经的关系学界关注度较低,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敦煌唐代皇家写本《妙法莲华经》残卷考述

《妙法莲华经》是在中亚、东亚、东北亚广泛流传的大乘佛教经典。在中国汉传佛教史上,主要有三个译本,即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和阇那崛多、达摩笈多译的《添品妙法莲华经》。其中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是经过南北朝隋直到唐高宗时期的不断修订而成,所以没有署名具体的翻译者,在唐高宗咸亨仪凤年间(671-679),由皇家书手抄写,流通全国,成为其后所有抄本和北宋以来署名鸠摩罗什翻译的官私刻本的祖本。     

碑铭赞所见唐五代敦煌的禅宗信徒

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禅宗流行,本文通过对敦煌发现的碑文、墓志铭与邈真赞等文献的考察,以透视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禅宗信徒修习的基本特点,尤其是信仰人群与信仰内容的独特性.从中可以看出,禅宗在敦煌地区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其信仰者遍及敦煌社会的各个层面.当时人们信仰的既有早期般若禅学,也有北宗的渐悟、南宗的顿悟,而更多的则是南北宗兼修的敦煌本地禅学.     

日藏敦煌遗书的来源与真伪问题

现在日本藏有为数不少的敦煌写卷,尤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后从中国流入的敦煌遗书数量特别多。著名的李盛铎旧藏卷子的真品已经在1935年归于羽田亨之手而目前藏在大阪杏羽书屋。但其他收藏单位称为李盛铎旧藏的敦煌遗书也不乏其例。这些写卷大部分经由商业渠道出售给收藏单位,来源不可置信。来自李家的根据之一便是"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印,但此印早受到怀疑,至少存在很多伪印,而且李盛铎本人也从来没用于敦煌写卷真品上。本文以杏羽书屋晚期收藏的写卷以及藤井有邻馆收藏的称为何彥昇旧藏的写卷为例揭穿了伪造写卷的实例。     

敦煌写本功德记释录献疑

敦煌功德碑文书历来是敦煌学研究所倚重的重要文献资料。文章在郑炳林先生《敦煌碑铭赞辑释》释本的基础上,参核相关的文献材料,就其中部分字词的释录略作补正,以供研究者参考。     

敦煌《汉书》唐写本的校勘价值?

传世的敦煌《汉书》唐写本有十一件,它们有着较高的辑佚、校勘、文字学、音韵学、版本学等方面的学术价值。敦煌《汉书》唐写本的校勘价值远非吐鲁番《汉书》唐写本所能媲美。利用敦煌《汉书》唐写本,可校中华本《汉书》中存在的讹脱衍倒等问题。     

敦煌科举文书的社会功能——兼论敦煌写本中的社会史料

我们可以把敦煌社会史料中与科举制相关的资源分为两大组。一组是直接记载了科举制度及其风俗的史料,如S．4473等写卷。另一组则是科举教育史料或进士文学史料,如P．2617号、P．2488号等写本。故察证明,敦煌所出的一些儒学经书实际上是科举教育用书,一些诗赋文章是启发士子准备科举考试的进士文学。我们看到,对敦煌文书在中古沙州社会中功能的探索,对于研究敦煌社会史大有裨益。     

俄藏敦煌文献《大乘无量寿经》缀合研究

敦煌本《大乘无量寿经》共1259号,包括七百余号残卷或残片,其中俄罗斯收藏有109号(以下简称俄藏),且多为残片。通过对俄藏《大乘无量寿经》残片的内容、断痕、行款、字体等方面的分析,可以将其中的29个残片缀合成16组。     

略谈广受网民嘲讽的十八个简化字的来源与简化方法以及简化字运动

最近两年有十八个简化字广受嘲讽。文章分析了这十八个简化字的来源与简化方法,指出简化字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绝大多数简化字早就存在,不是共产党的发明。简化字运动发轫于民国时期,中断于抗日战争,完成于解放后。     

试论简繁同堂

应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简化汉字的发展历史:(1)当前社会上实际存在着一个简繁并存,二元互补的用字现实;(2)"简繁同堂"是一个难于跨越的汉字发展的阶段;(3)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看待"简繁同堂"的问题,避免采取过激的做法;(4)以退为进,促进汉字更加合乎规律地发展.     

也谈简体字

在政治更迭、文化变迁的大叙事中，小小的文字变化最能体现大时代的风貌。古有始皇帝威权下的“书同文”，今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旨在“汉字拉丁化”的“文字简化运动”。简化字与繁体字争议的背后，是政治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交锋，或者说是中华历史文化断裂与传承的别一选择。周清泉先生关于“汉字简化方案”实施中的管见，因于当时话语权被肆意剥夺而无处表达，本刊编发该文，一是提供关于汉字简化的反思与总结，二是彰显学人发表独立见解的历史进步。     

论普通话与简化字的学理依据——兼论学术史上几桩重要公案

推广普通话和简化字工作,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坚实的学理依据.学术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激烈论争,章太炎、钱玄同、赵元任、黎锦熙、蔡元培、瞿秋白、吴玉章等重要人物均卷入其中.文章分析这些学术史公案,欲辨明学理,分清是非,以利推进今天的汉语言文字改革工作.     

《史记》、《汉书》用字简繁差异原因探析

《史记》、《汉书》的对比性研究中,叙事研究的内容广泛,该文旨在通过对两部作品中五篇文章的逐句对比,结合历史状况及司马迁和班固的艺术表达特点,来研究两部作品在行文遣句上用字简繁差异的原因。     

"书同文"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从汉字“书同文”的历史发展着眼 ,从总结汉字“书同文”的历史经验入手 ,结合当前汉字应用的实际 ,展望 2 1世纪中华民族在新时期实现“书同文”的前景 ,并探讨我们应采取的对策。     

论期刊中繁体字、异体字的错误使用问题

简化字已推行了五十多年,但被简化了的繁体字、异体字却频频出现在各种简体版的出版物特别是学术期刊中,导致期刊用字极不规范。以随机抽取的数种期刊为例,具体分析了其中被错误使用的繁体字、异体字,并简单讨论了错误使用的原因,提出了改变这种繁简乱用的混乱状况的建议。     

研究两岸文字差异，促进用字统一——两岸用字面面观

目前两岸汉字的使用,客观上已形成了一文两体,简繁二元并存的格局。筒繁体都是汉字,都承载并胜任传承中华文明的重任,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只是不同社区使用选择不同而已。繁简体没有优劣、正与不正之分,“以己为是,以人为非”都是狭隘的旧思维。变“二元并存”为“一元统一”,最终实现两岸社会“书同文”的目标非短时间内能实现,在较长一个时期内一定程度上“简繁由之”,是不错的主张。     

阅读教学当遵从汉语言文字的特点

语文教学应当遵从汉语言文字的特点,这是语文教学最基本的规律。本文主要探讨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对阅读教学诸方面的影响,并据此提出教学应采取的相应策略和方法,以期阅读教学更切近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取得好的效果。     

字书新收字整理研究刍议

汉字研究的材料可分为语篇文字和字书文字两种,对楷字字书所收汉字本身的进一步研究是楷字后期整理工作的主要内容.我国集成性的字书都是先转录前代字书中的已收字,再增补一些漏收或未收字,然后按既定原则整理加工后形成的.字书新收字整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从字理和文献两个角度对新收字的形音义及其所关涉到的主要字际关系进行考辨,在此基础上再对新收字进行分类研究.字书新收字的整理研究,可以确定单个汉字产生、变异与消亡的具体情况,这对于科学“字史”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进一步归纳和总结汉字造字理论;可以纠正大型字辞书的失误,沟通汉字字际关系,提供文献用例和收录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