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色经典”改编热和网络“恶搞”现象的反思

近年来,"红色经典"的改编已成为当代文学艺术领域不可回避的现象.改编"红色经典"既要把握其精神内核,又要体现出当代人的价值判断、历史思维和审美追求,从而赋予它"一个时代的新生命".近年来在网络上出现的"恶搞"红色经典影片的现象愈演愈烈.已经超越了文化和道德的底线,对人生观、价值观都未定型的青少年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应当引起社会的关注和思考.     

“红色经典”文学现代性扩张的美学审视

现代性是人们自我意识觉醒后的实践,有助于推进民族国家的发展。本文分析了“红色经典”文学建构式、重构式改编获得成功的原因即尊重原著精神,而解构式的改编则基本不被大众所认可。因为解构式的改编往往采用过分扩大英雄人物七情六欲,甚至瓦解人物信仰等方式迎合大众。事实上,“红色经典”文学改编应该既要把握住原作所表现的核心精神,又要体现出现代人的审美追求、价值判断,只有这样才能永葆“红色经典”的生命力,将“红色经典”文学不断传承下去。     

电子媒介时代影视改编的市场策略分析——以"红色经典"的电视剧改编为例

全球化与电子媒介时代,影视投资商和制片人在进行电视剧投资的时候,青睐名著,尤其是"红色经典"名著的改编,市场策略是影视投资商和制片人考虑的首要因素.个中原因不外乎四个方面:一是资源匮乏,瞄准"红色经典"原著的改编;二是改编名著,看好其巨大的受众群体;三是借名扬名,可以降低市场投资风险;四是在市场运作中具有很大的商业炒作空间.     

“红色经典”的时限和分期

“红色经典”是一个“史”的概念，对其时限及分期的探讨非常必要。文章将“红色经典”的时限界定在1920年代至1970年代，期间划分为四个阶段：1920年代的发轫期，以“三个属性”为基本特征；1940年代的形成期，赵树理的小说和新歌剧《白毛女》的成名方式分别代表了“红色经典”最初形成的两种方式；1950至1960年代的繁盛期，“红色经典”在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探索出、凝练成一种新的、日趋成熟的艺术品类；1970年代的衰落期，后期“样板戏”的理论和实践最具代表性。     

消费文化语境中对“红色经典”影视改编的再审视

对"红色经典"影视改编进行了再次梳理与审视,认为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对"红色经典"的建构式改编加强了原作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解构式改编是当下"红色经典"影视改编引起诸多争议的主要原因,重构式改编则充分深化了影视改编的创新意义.影视创作者应充分认识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特殊规律,合理地依靠市场化的手段推动"红色经典"的接受与传播.     

“感生异貌”母题的“红色经典”化

针对“红色经典”对英雄塑造脸谱化模式的研究仍停留在＂下结论＂表层这一不足问题上,研究并揭示出“红色经典”英雄塑造的脸谱化问题并不是“红色经典”所独有的,而是中国传统小说英雄叙事的一个特征,只是“红色经典”将其更极端化了。“红色经典”继承并改写了中国传统小说“感生异貌”的英雄母题,是其脸谱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红色经典”文学审美的文化性解读

特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特定文化,特定文化反映着特定时期的审美价值和审美理想.在“红色经典”文学中,除了诠释革命理想、弘扬社会主旋律,融合展现出了解放区、独特的社会文化生活和浓郁的风土人情,意味着“红色经典”文学具有综合的文化内涵以及一定的审美意义.通过研究“红色经典”文学产生时代的文化体制及社会审美文化,从由民俗文化、地域文化、语言文化三个方面分析其所表现出的审美文化,进一步挖掘“红色经典”文学蕴含的深厚的文化性.     

我看"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17年文学”特定的“历史情境”的必然产物 ,其“史诗”性的创作追求一方面成就了“经典”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其缺失 ;自“红色经典”诞生起 ,其随政治波涛起伏荣辱的历史命运更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现象。文章认为对经典的批评要以一定的文学理想境界作为每一位批评家的“果核”和“底子” ,从而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分析其文学意蕴 ,确立其文学史意义 ;轻易作出武断结论的批评态度是不可取的。同时文章也提出 ,当代文学要在新世纪开拓出一片新的天空 ,如何正确对待文学维度与政治维度关系仍是一个必须跨过的堤岸。     

权力话语下的“红色经典”

作为权力话语建构的"红色经典"本身承载了诸多意识形态功能,其大规模的生产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服务。文化做为一个斗争的场域,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红色经典"的生产与运作的命运是时代精神的表征。     

透视红色经典现象

所谓红色经典现象指的就是建国后17年的革命战争文学经典作品在中国文学市场上持续走红的现象,其实质是一个文学传播问题。本文认为革命战争文学在五六十年代的风靡和90年代以来的备受青睐,一方面是契合了文学主体特定的社会审美心理的变化,另一方面受惠于文学客体独特的文本话语品格;而这两个方面都与红色理性的诱导有密切关系。     

重读"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中外文学史上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对"人学"原则的漠视是它与时下读者相疏离的根本原因。它写战争却不敢正视战争的残酷与非理性,写人却缺乏对人的命运、灵魂和价值的哲学思考。对日常世俗性及人的正常的物质欲望更表现出否弃与批判。"红色经典"实质上是一种放弃了个人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写作,是一种彻底的经验性写作,主体层面文化知识的储备与客观向度的文化语境的规约也使作家无力担负起历史的重托。     

“文本细读”与“红色经典”的当下接受

长期以来，“红色经典”普遍受到冷落，不少当下青少年人群对这时期的作家作品比较排斥，难以认同，甚至存在逆反心理。直面作品，采取文本细读的方法，是拂去蒙尘，消除对“红色经典”的隔膜和疏离感，真正回到文学接受的关键。     

红色经典文学中的“英雄之死”

红色经典中的英雄之死是英雄形象塑造的重要表现内容,是革命者英雄人格的最终完成、革命理想价值的最高体现.红色经典中对英雄之死进行了价值替代和有意义补偿,个人价值被融入了集体价值,肉体的湮灭意味着精神的永生等崇高意义的诠释.红色经典还对英雄之死的描写采取特殊的叙事策略,使用了"观看"模式和仪式性话语,这对当时人们的思想情感产生重大影响,但也形成对死亡的单一价值判断和僵化的写作模式.     

“红色经典”命名合法化的双重视角解析

"红色经典"中的红色更多地与特定历史语境关系深密,而经典一词则须观照本文美学的各项指标,经典决定了红色的特定质素,而红色也因其特殊称谓及其负载的意识形态信息宰制着经典的生产空间.只有在"历史的"和"美学的"双重理论视角下考察"红色经典"的命名,才能在学理层面上廓清"红色经典"的经典性品质及其经典化线路.     

“历史的”和“美学的”：“红色经典”命名合法化解析

“红色经典”中的红色更多地与特定历史语境关系深密,而经典一词则须观照文本美学的各项指标,经典决定了红色的特定质素,而红色也因其特殊称谓及其负载的意识形态信息宰制着经典的生产空间。只有在“历史的”和“美学的”双重理论视角下考察“红色经典”的命名,才能在学理层面上廓清“红色经典”的经典性品质及其经典化线路。     

从'汉籍'到'域外汉籍'

在现代文献中,'汉籍'一词出现频率颇高,却罕有辞书收录之。学界均以'汉籍'指称中国典籍,然此义项非中国固有。在中国语境里,扬雄《方言》最早使用'汉籍',尔后从魏晋至隋唐,再经宋元至明清,汉籍即'汉代典籍'之义项传续有千余年。在日本文脉中,'汉籍'相对'国书'而言指中国书籍,相对'和书'则泛指汉文典籍,又相对'佛书'专指儒学经典。现代汉语中的'汉籍'既传承古汉语基因,又吸纳日语词血液,熔铸出一个新词,不仅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涵盖佛经及章疏乃至简帛、碑刻、尺牍、图赞之属。当今方兴未艾的'域外汉籍'研究,论者各自定义、随意取舍,呈现种种乱相。若从'汉籍'乃中华文明结晶推演'域外汉籍'应定义为凝聚域外人士心智的汉文书籍,是在中华文明浸润下激发的文化创新,构成东亚'和而不同'的独特文明景观。     

论《墨经》的“效”

研究《墨经》的学者大都把“效”理解为“说”的一种具体论式或者理解为“说”的原理。本文通过分析前辈学者对“效”的研究成果 ,认为“效”不是对某种具体推论形式的论述 ,也不是对“说”的原理的概括 ,而是一个与《墨经》逻辑研究的方法论直接相关的重要范畴 ,“效”决定了《墨经》逻辑研究的对象、性质和目的 ,在《墨经》逻辑学中有很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