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演变与前景

二战后,国家不再是战争赔偿的唯一主体,受害者个人成为战争赔偿的重要对象.故日本在战后不仅有责任对中国在二战中的损失进行赔偿,而且也必须对中国平民在战争中因日本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所导致的损失进行赔偿.由于日本未能对二战罪行进行彻底反省,因此一直借口中国政府放弃战争索赔权拒绝向中国受害者进行赔偿,导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日亦屡讼屡败,中国的受害者不得已转向本国法院寻求最后的救济,但国家豁免规则成为中国法院进行管辖的一个主要法律障碍.新近意大利宪法法院坚定支持强行法豁免例外与属地侵权豁免例外为民间索赔指出了一条新路,中国可效仿意大利法院利用国际习惯的造法特点参与创设新的国家豁免例外规则,确立中国法院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的管辖权.这样不仅让前景黯淡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走出困境,而且也可借此提升中国对国际法的影响力,更能让大屠杀、无区别轰炸、细菌战及强掳劳工与慰安妇等暴行昭然于天下,成为挫败日本右翼挑战战后秩序的强有力武器.同时中国政府与民间一起共同努力督促日本全面反省其战争责任,或可最终通过德国模式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如若不然,借鉴韩国模式亦可部分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     

关于中国对日民间索赔中的国际法问题——兼评日本最高法院的两份判决

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权利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签订之后是否仍然保有,是目前存在争论的问题.本文针对日本最高法院近来相关判决中引证的理由,根据国际习惯法原理和已解密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资料,对<中日联合声明>的条款效力及其与"日台和约"、"旧金山和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认为:<中日联合声明>并未放弃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权利.     

对日民间索赔:国际法与历史认识

民间受害赔偿是解决日军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一个关键方面.倡导民间索赔理念,坚持民间索赔活动,实现对日民问索赔,不仅有利于中国人勿忘先辈苦难,保持忧患意识和自强不息的抗战精神,也有利于伸张正义,鞭挞丑恶,捍卫人道、真理,更有利于激发海内外华人自立、自醒、团结一致的爱国主义精神.日本应该正视历史,按国际法条例,正确对待中国民间索赔,对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进行正式道歉、赔偿,这对于维护中日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开启新世纪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战后初期资源委员会与对日索赔

中国对日索赔是战后初期 (194 5— 194 9)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索赔过程中 ,资源委员会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美国在对日索赔中处于主导地位 ,所以资源委员会的对日索赔深受美国政府索赔政策的影响。随着战后世界形势的变化 ,美国的索赔政策渐趋消极 ,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 ,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资源委员会对日索赔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及其评析

中、日两国对钓鱼岛主权归属一直争议不断。日本官方从国际法、地缘位置、历史原因等方面提出对钓鱼岛的主权申索,并认为其在钓鱼岛问题上一直采取和平、友好、协作的态度。对此,不仅中国政府依据国际法反驳日本政府的不实之词,日本民间学者也持有异议,认为钓鱼岛主权应属中国。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国家,从国际法的角度和平解决钓鱼岛问题是两国国民的共同诉求,但是合作不等于妥协,为维护领土完整,中国不能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权利。     

从中国政府五次声明等外交文件看《旧金山和约》对华之法律效力

多年以来,日本一直以1951年<旧金山和约>为根据,主张包括中国在内之联合国家已经放弃了战争赔款求偿权,拒绝中方有关战争赔偿之一切要求.然而事实上,从<旧金山和约>草案讨论时起,中国政府一直对该和约表示坚决反对.对于依据该和约产生的<日华和约>,中国政府也持同样立场.这一外交立场明确地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关的五次声明和1951年5月22日对苏照会等一系列外交文件中.由于中国政府一贯地、明确地反对<旧金山和约>的立场,因此依据国际习惯法规范和国际公约,<旧金山和约>对中国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     

建国初“一边倒”外交政策再解析

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制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它完全是一条政治路线,既不意味着中国政府绝不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来往,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独立自主,无原则地倒向苏联一边。“一边倒”外交方针的提出,是总结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产物,是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需要,有助于消除斯大林对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偏见,也为新中国的建立寻求了必要的国际支持和援助。因此,“一边倒”只能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对外策略。     

论协商民主理论对公共决策问题的现实关注

协商民主理论是20世纪晚期西方学界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它的提出表明了西方民主理论的一种新的发展与转向。随着协商民主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公共决策越来越成为了协商民主理论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探讨协商民主理论对公共决策问题关注的缘由与内容,不仅有利于推动协商民主理论自身的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公共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进程,并对中国政府解决公共决策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对公民私有财产征收征用若干法律问题的分析--以新宪法第十三条为基础

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私有财产征收征用条款写入宪法,显示了中国政府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依法治国的信念,有利于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其影响将是极其深远的.本文主要针对新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征收征用问题的规定进行宏观分析.提出征收征用的性质上的定位,进而分析征收征用的对象前提条件以及补偿问题.     

政府管理创新的瓶颈因素及其分析

中国政府面临创新的挑战。中国政府已从过去的全能服务和管制政府的模式中走出来,在推动性政府、规制性政府和服务性政府的模式间徘徊。如何进行思想创新、制度创新和政府工作流程创新,是中国管理和知识精英的历史责任。本文从历史进程、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及中国自身的发展轨迹和社会力量的互动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政府管理创新的瓶颈因素。     

1931—1945年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主要方式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的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取得这次伟大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广大海外华侨的热心援助。海外华侨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全力投入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他们以宣传抗日救亡、组织救亡团体、捐款捐物、寄回侨汇、回国投资、购买公债、抵制日货、回国参军参战、维护国共合作、争取国际援助等多种多样的方式支援了祖国的抗战,为祖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清理日本侵华思想--中国抗战胜利纪念的另一重要内容

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内容和方式方法应该是多方面、多领域的,清理日本侵华思想是其中极其重要的领域,是一个深层次的方面.日本侵华思想导致了残暴的日本侵华战争,并把1945年之前的中日两国关系写实为日本的侵略和中国的反侵略,而且日本侵华思想也并未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而销声匿迹.相反,直到战后,它还潜在地影响着中日关系,使现当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呈现出异常的态势.清理清除潜伏暗藏的日本侵华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的重要内容,更是健康发展中日关系的基础性工作,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任务.     

晚清社会的清流派简

晚清时期，列强一再侵华，迫使清廷签订屈辱的条约，引起朝野公愤。洋务派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清流派认为向西方学习是离经叛道，必亡国灭种，主张以恶教仇洋之民众消灭洋人，洋人寡不敌众，我国以逸待劳，必可战而胜之，报仇雪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禁毒斗争及其历史启示

抗战时期,为了肃清根据地内的毒品犯罪,粉碎日军的毒化阴谋,保卫边区人民的身心健康,维护边区政府的声誉,争取抗战的胜利,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专门的禁毒机构,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查禁烟毒的法规法令,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边区境内开展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基本遏制了毒品在边区境内的蔓延。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卓有成效的禁毒斗争留下了可供后人借鉴的宝贵经验政治廉洁、组织高效,是有效开展禁毒斗争的政治基础和组织保证;禁毒必须有法可依,要加强禁毒立法,完善禁毒法制,是有效开展禁毒斗争的法律保证;禁毒要走群众路线,广泛教育、发动、依靠人民群众参加,开展禁毒的人民战争,是有效开展禁毒斗争的重要前提和群众基础;实行全面禁毒,重点打击制毒、贩毒,是有效开展禁毒斗争的重要方针;禁毒要与清除其他社会病害配合进行,是有效开展禁毒斗争的综合措施。     

论西南回民在抗日宣传中的贡献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胜利,是民族大团结的硕果,各个民族都为抗战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西南回民在这场民族抗战中,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唤起了民众抗战意识,争取了海外支持,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困境与展望：对日民间索赔途径之思考

中国对日民间索赔运动始终坚持了一条诉讼的道路,但如今,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在其境外进行的诉讼都陷入了不同形式的困境。其中在日本的诉讼遭遇了日本最高法院败诉判例的重大障碍．在美国的诉讼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显得前路未卜,而在中国进行的诉讼则由于有限豁免主义的“双刃剑”效应而显得十分棘手。开辟诉讼以外的索赔途径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由国家代表受害者进行国际求偿,以及敦促日本国内进行赔偿立法,则是两种具有可行性的非诉讼索赔途径。战争损害赔偿问题的全面解决也正有待于诉讼与非诉讼索赔途径的协力运作。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来的对日政策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来,对日政策上经历了执政前和执政后两大时期。在执政前,中共对日政策的主要特征,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坚决反对、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政策主要体现在政党政策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成为执政党,对日政策既体现在政党外交方面,又体现在政府外交方面。中共和政府通过以民间促政府,实现了中日邦交。实行改革开放后,又积极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经济支持,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促进了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冷战结束后,面对纷纭变换的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又适应时代变化,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中日关系的定位和发展,使中日关系不断深化,形成了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     

略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反腐败斗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俯顺舆情，制定和颁行了惩治腐败的法规条例和具体措施，严惩贪墨，这并非全是表面文章，对保证抗战的胜利有一定的积极意叉。但由于其阶级属性和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国民政府的反腐败斗争“雷声大，雨点小”。     

美国介入韩日岛屿争端的立场演变

战后美国将独岛(竹岛)交予驻韩美军管辖,随后支持日本对该岛的主权声索,杜鲁门政府对独岛(竹岛)归属的立场变化是韩日岛屿争端产生的直接原因。冷战时期美国始终在韩日岛屿纠纷中扮演仲裁者角色。进入21世纪后美国掩盖对独岛(竹岛)主权归属的立场;同时推动日本搁置争议,拉拢韩国共同应对中国崛起。从削弱日本、遏制苏联到防范中国,美国的东北亚战略威胁认知影响着它在独岛(竹岛)争议的倾向。奥巴马政府在表面"模糊"主权归属,同时加大对争端的调控力度,控制独岛纠纷对美日韩合作的阻碍作用。美国在独岛争端中的立场变化引导韩日岛屿争端呈现降温趋势,降低了东北亚各国联合应对日本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可能性。     

浅析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相互关系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在抗日战争中由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一直保持着既相对独立又相互配合的关系。两个战场相对独立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共两党独立指挥所属武装力量,按照各自政党所确定的抗战路线、军事战略及作战原则实施作战。两个战场在保持相对独立关系的同时,还始终保持着相互配合的关系,这种相互配合,主要表现为战略配合,也有战役、战斗的配合。然而,各个层次的相互配合,有积极主动的配合,也有消极客观上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