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与日本神道教"神人关系"比较

道教和神道教分别是中国和日本的民族宗教,与汉民族和大和民族的形成息息相关."神人关系"是一切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不同宗教对"神"和"人"的不同定位决定了宗教在教义组成、仪式表现等方面的发展.对于道教和神道教这两种极具本土性、原生性特点的宗教来说,对"神人关系"的不同解释通过宗教的创生故事、日常的社会生活和宗教仪式场景三个方面得以表现.同时,"神"和"人"的不同定位也形成了汉民族和大和民族各自历史文化和民族信仰中最本质的一些特点.     

土地神崇拜与道教的形成

土地神信仰在中国源远流长,原始农业产生以后,人与土地的关系更为亲近,出于对农业丰收的祈盼和依赖,形成了土地有灵的观念和土地神崇拜。土地神崇拜对中国道教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道教尊神中的三清四御之一的后土皇帝祗和俗神中的土地,都是从中国远古以来的土地神崇拜演变而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道教在塑造自己的神团系统时,表现出作为中国固有宗教的性格。     

试探祆教的中国化——以入华粟特人墓葬为中心

祆教是粟特地区的本土宗教,并在汉唐时期随着入华粟特人的东迁而传入中国。祆教传入中国后,在主要以儒、释、道三教以及民间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渐中国化：对儒家从孝道、仁爱、诚信、妇德、忠君事主思想的吸取到六经、礼教谙熟,并参加科举,为将为官;对佛教是从生死轮回思想等教义的接纳;在描绘祆教神祇时考虑了道教老子的形象,同时对道教的清静无为、寄情山水也充满向往;对汉地的民间信仰和传统文化也有所吸纳。在中古时期入华粟特人的墓葬中,祆教中国化特征较为明显。中国化后祆教逐渐被同化,并最终消失。     

秦汉民间信仰文化功能的特征及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民间信仰具有多种文化认同功能与文化控制作用。秦汉民间信仰的多种文化认同或文化控制功能不仅具有共时性特征,而且具有历时性特征。由于民间信仰属于深层次的文化内容,故其具有相对独立性。在秦汉时期的某一时段,其独立性体现为,国家的最高神为太一,但各地信仰的主神又各具特色。这一方面表示民间信仰并不与国家祭祀同步叠合,另一方面又显示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小文化传统处在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既统一又对立的地位。具体来说,王朝早中期民间信仰与主流文化、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相对和谐的一面;王朝晚期民间信仰与主流文化、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则显现出对立的一面。秦汉民间信仰的文化功能对于当前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南渡记忆:崔府君信仰的江南变貌和传说演化

江南崔府君信仰兴起于南宋,在后世演化过程中,呈现出与华北不同的面貌。作为政治话语的府君馈羊而生孝宗传说,为民间重视利用,赋予了崔府君送子职能;“磁州都土地崔府君”的说法进入公共文本知识,通过仙传文献、仪式文艺等落实为民间的信仰实践,使崔府君在海盐、桐乡等地神歌构成的神灵谱系中,化身“土地神”形象。崔府君的“泥马渡康王”事迹常被后世挪用到其他神灵身上,显示出江南神灵传说生产的类型化趋向。这既体现在民间宝卷的文本创编中,也被广泛用于解释各地寺观庙宇等风物由来。地方传说借“泥马渡康王”与宋室南渡的历史叙事相关联,反映了两宋政治变化在江南民间文化中的深久记忆和丰富表达。     

明清道教神仙信仰的民众化

神仙信仰是道教的核心信仰.明清道教神仙信仰的民众化主要是指神仙信仰深入普通民众生活并对民众的生产、生活及心理产生普遍影响的社会现象.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神仙形象的民间化,即从天上神仙到民间异人;神仙功能的社会化,即从个体成仙到救世度人;神仙居所的尘世化与内向化,即从遥不可及的"洞天福地"到遍布乡间市井的官观庙宇,一直深入到人们的心灵居所.这一民众化过程,是明清社会大变动榕局之下的产物,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控制等是民众化最终形成的外部因素.同时,这一民众化过程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特征亦有着密切的关联,凸显了中国文化的一体化与交融性.     

日本神道教的历史作用

神道教是日本人所独有的宗教信仰,它是在日本固有信仰的基础上不断融合外来文化而逐步发展形成的民族宗教.神道教首先是一个历史产物,按其发展阶段,可以大致分为自发的原始神道、神佛接触的神社神道、国家神道、现代神道四个阶段.同时,神道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在日本历史上曾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神道教是大和民族成长的要求,是日本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神道教是构建近代日本民族国家的文化基因;神道教是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理论基础和精神动力;摒弃政教合一,回归神道本性的现代神道教是现代日本精神生活的主要支柱之一.探讨神道教的历史变迁及其影响,对于正确认识日本独特的思想、文化、民族心理将大有裨益.     

古代气象观测、民间信仰与文学创作的多学科视角——《西游记》中猪八戒水神形象的演变

先秦时期古人已经可以通过观察动物以及风云的异常,预测即将到来的降雨。"浴猪"与"黑猪过河"就是古人利用猪的习性与气象的变化预测降雨的方法。因此猪逐渐被神化为地上之河伯、水神,另外由于受到"天豕主沟渎"这一古代星占学说的影响,地上之河伯与天上星宿"天豕"皆为猪神形象的民间信仰在普通民众中广泛传播,《西游记》中天蓬元帅猪八戒的形象就是受此影响产生的。这一演变体现了古人从自然观察开始,到民间信仰的形成,再到影响文学创作的复杂过程,深刻诠释了文化形态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长期性、融合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而文化形态的这些特征也决定了猪八戒原型来源的多元性。     

明代话本小说所反映的巴蜀信仰民俗

明代话本小说主要从信仰对象、信仰方式、信仰媒介三方面展现了巴蜀信仰民俗的丰富内容。巴蜀信仰民俗中,信仰对象比较丰富,主要有鬼魂、精怪、神灵,巴蜀文化尤其迷信鬼,崇拜道教神灵;从信仰方式看,主要有祭祀、预知、巫术,其中巫术被更加普遍地运用;在信仰媒介方面,主要有巫和术士,巫在巴蜀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试论传统五色帝文化

五帝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神祇系统。其主要职能是分别掌管金、木、水、火、土五行系统,因此又称为五行之神、五精之君。从先秦到汉武帝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权的逐步形成,五色帝经历了一个由至上神降格为从属于天的职能神的过程,但始终具有崇高的地位,不但是国家祭祀的主要神祇,还逐渐渗透到民间信仰中,成为三教九流的膜拜对象。古人对五色帝祭祀仪式进行了精心设计,表达出了促成天人合一境界的强烈诉求。     

主体的自由和现实的困惑──晚唐五代词与禅道之关系

晚唐五代词与禅道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本文通过对晚唐五代词的分析 ,描述了晚唐五代词人面临末世时主体的自由 ,并进而揭示这种自由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而这一切 ,都与禅道有关     

汉唐灾异认识论初探

汉唐时期对灾异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历程。两汉时期,人们认为水、旱、震、日月食等属于灾异范畴,基本上是用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论等来解释灾异的产生,表达其对灾异的认识。唐代,仍然注重与农业相关的灾异,与汉代相比,基本忽视了地震、日食、火灾等灾异。在两汉灾异认识论的基础上,唐代仍然认为灾异为天谴,但是也有人淡化了董仲舒"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的思想,认为"灾变"非"灾异",灾变有常,是客观存在或者是人为造成的,这就是唐代出现的灾变自然成因说和社会成因说。相较两汉而言,唐代对于灾异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客观。     

东晋南北朝迄唐北岳恒山道教探述

恒山钟灵,物产殷充,密合仙家服饵之需,故早在汉代,这一地区即有修道者活动。逮及东晋,恒山屡屡出现在上清仙真传记中,但此时北岳更多的只是作为南渡前已有仙道传统的遗存而进入上清文献中,上清派并没有在创立之初即播布恒山地区。相较而言,北方天师道与恒山的关系更为密切,北岳祠的建立和祭祀皆有天师道道士参与,由此更具道教色彩。直至唐代,自玄宗朝至懿宗朝,不少高道驻泊恒山,与朝廷联系紧密,推动了道教在恒山地区的发展。这一时期,北岳真君庙随时代变迁亦经历由盛而衰的过程,而北岳真君到唐末更转为太极真人徐来勒并出现世俗化倾向。     

泰山文化的生命内涵与汉唐诗歌的泰山情结

泰山文化在生命意义上所展示的"成终成始"特点,已经涵盖了人生最基本的关于生命的命题。泰山文化在生命意义上所充盈的缘于生命痛苦的悲哀、生命衰竭的无奈和渴望生命再生的情感,感染着每一位试图通过"泰山"对生命进行"触摸"的人。当汉唐时代的诗人们试图用诗歌形式承载个体对"生命"的沉重思索和浓烈情感时,"泰山"便成为最理想的媒介,汉唐诗歌中的"泰山情结"也便随之形成了。     

唐朝与罗马的艺术交流

中国与罗马间的艺术交流源远流长,早在西汉,双方间就有了交流。降及唐代,双方的艺术交流更加广泛,涉及乐舞、百戏、绘画、雕塑等领域。在乐舞方面,罗马的乐舞曾传入唐朝;在百戏方面,罗马的吞刀、吐火等节目在唐朝盛极一时;在绘画方面,既有唐代绘画艺术伴随丝绸进入罗马,又有一些罗马景教绘画艺术传入唐朝;在雕塑方面,罗马雕塑艺术大量传入唐朝,并对唐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德宗建中三年以前的杖杀略述

杖杀是一种用杖击处死罪犯的行刑方式,其适用的范围、性质、特点等与唐德宗建中三年正式宣布废除大部分死罪的绞、斩之行刑方式而代之以重杖一顿处死以后的情况明显不同,加上诸多因素的影响,使杖杀在唐代表现的极为复杂。对唐德宗建中三年以前杖杀的目的、发展变化及特点等进行辨析,可以显示唐中前期法制混乱的现象,揭示其封建法制的本质。     

汉画像石墓门扉装饰的图像构成及其文化意蕴

汉画像石墓门扉图像是汉画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寓于墓葬艺术的大环境中,又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作为一种以死亡为主题的图像艺术,它不仅具有形式上的艺术价值,而且在内在精神上反映了其驱邪避恶的主旨,强化了阳尊阴卑的思想,推崇＂神＂的非凡和＂力＂的威猛,把死亡艺术和汉代人的生死观、信仰观和哲学思想紧密地联系起来。     

论唐代服饰及夷夏观的演变

唐代服饰有胡服与华服之别,胡服为北方少数民族所穿着,并影响及于唐人者,华服则为沿袭华夏民族自古以来所习用之服饰。唐代服饰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唐初至开元、天宝末,以胡服为时尚,胡风盛极一时;中唐贞元、元和以后,直至唐末,虽华服与胡服并存,但已逐步恢复汉魏以前的旧观,华服渐盛,胡服为人们普遍厌弃。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出唐人审美风尚的演变,其背后则潜藏着唐代夷夏观的变革,对后世影响甚大。     

汉唐长安乐舞百戏演出场地的选择及其启示

汉代长安的乐舞百戏根据演出规模的大小一般选择在殿堂、庭院和广场进行。随着乐舞百戏的发展和社会的开放,唐代出现了常设的比较固定的戏场,广场演出也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汉唐长安广场演出的不断发展对今天西安市的人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唐宋牡丹诗词的主题嬗变及其历史文化内涵

唐宋时期，牡丹玩赏之风日盛，以牡丹及牡丹玩赏活动为题材的诗词作品也大量涌现。唐五代北宋牡丹诗词，以赞美牡丹之美艳、歌咏牡丹玩赏活动之繁盛热闹者居多，只有少数篇章对于牡丹及与之相关的奢侈之风进行了批判。中唐以后，牡丹渐成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牡丹的生命形态与文人士大夫的命运遭际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藉歌咏牡丹以抒写人生感慨的作品频频出现。宋室南渡以后，牡丹诗词主题发生了深刻嬗变，家国之恨成为最重要主题，唐宋牡丹诗词因之具有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