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伦理思想初探

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性恶论”是其独具特色的思想观点。在“性恶论”的理论基础上,荀子主张“化性起伪”;在义利观上,他主张“义利并举”;在政治思想上,他提倡“隆礼重法”。     

性恶论与政治秩序——对荀子人性论的分析与重释

荀子的人性论以主张性恶著称。但这种性恶论是否真的如其所称的那样完全真实？其逻辑是否自洽？从荀子的诸多论述验之以人的知、情、欲三个部分,却明显透露出并非如此。对人性既然可以“化性起为”,就要有化的动力和根据。这些根据和动力也正是荀子承认的人普遍具有的道德辨知和同情的能力。这些能力在人性中可视作善端而存在。被荀子视为性恶的欲望,主要指过度和不加节制的欲望,而非一般的生欲。那么,荀子为什么还要极力主张一种性恶论呢？这与他对一般政治秩序的捍卫紧密相关。这种对“明分使群”的捍卫正是荀子对传统道德和政治哲学的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贡献。但在特殊政治秩序方面,它和西方近代以来对人性估计不高的政治理论的主要趋势还是迥异的。     

论李觏对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李觏以政治理性为基础,整合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了“礼本论”,建构了别具一格的礼学体系,实现了对荀子隆礼重法思想乃至传统礼学的继承与超越。一方面,李觏因循荀子的理路,从人性论角度探讨“礼”的起源,继承了修齐治平和礼主法辅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李觏折中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更倾向于韩愈的性三品论,在圣人制礼、礼法等级、使用肉刑等方面对荀子礼学思想做出调整。     

荀子“性恶论”德育价值的反思与建构

“性恶论”是荀子德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具有助于道德个体修身塑德,促进人生环境和谐,引导社会秩序有序建构的现代价值。然而,由于历史上对“性恶论”的德育价值缺乏全面而客观的认知,导致道德价值判断的标准失衡、道德奖惩机制形式化、道德滑坡趋势严峻、道德教育效果不佳,不利于道德教育的实施与深化。因此,当代道德教育应汲取荀子“性恶论’’德育思想精华,以“化性起伪、隆礼重法、涂之人可以为禹”的新路径,在家庭、学校、社会领域深化道德教育,提升个体修养,营造良好的社会精神文化氛围。     

荀子义利观辨析

性恶论是荀子思想的理论根基,源于孔子对人性的潜在看法。“义”是荀子思想体系里至高无上的道德形态,而且他充分肯定了“利”以及人的“欲利之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客观合理性。义与利总体上呈一种相克相生的辩证统一关系,具体的伦理规定为: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关于形成正确义利观的途径,荀子提出“学”、“行”、“积”、“尽”,并强调了精神激励和礼、法于此的强制作用。     

论荀子的“人性恶”及“隆礼”、“重法”思想

对人性的看法历来众说纷纭。荀子针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性恶论” ,由于人性上的唯物观和平等观 ,他又认为人性不但应当改造而且也是可以改造的。在人性改造理论的基础上 ,荀子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治国主张 ,对当时及后世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荀子、韩非子、庄子性恶意识初议

本文所说性恶意识不同于性恶论。性恶论是明确宣称人性为恶的理论,先秦诸子中只有荀子一家。性恶意识则是古人对人性黑暗的认识,诸子多家有这样的认识。先秦诸子对人性中的黑暗和危险究竟有多少认识,这是一个以往研究很少关注的问题。荀子性恶论的研究一向与这个问题无关。本文选择先秦诸子最有代表性的三家,对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荀子提出性恶论,虽然在理论上独树一帜,其实对人性黑暗面的认识却很浅。性恶论的提出,目的不是探究人性有多少阴暗,而是与孟子派争辩道德的来源。韩非子对人性阴暗面的认识较深,其理论主要源自商君而不是荀子。商、韩都认为人性自私是不可改变的,韩非进一步对人性何以不可改变,人性中有什么毛病,会使教化型政治一定失败,做了自觉探讨。韩非法治和术治思想指向一个共同目标:政治运作客观化,去私人化。这个政治目标某种程度即源于对人性之恶在私人交往中不可战胜的认识。庄子认为人类原始的浑沌状态是合于自然的,但浑沌早已死亡,人的自然品性早已丧失。人类自上古以来就一直生活在心机与智巧的支配之下。庄子对人性之恶的观察是最深的,这可能与他对人类智巧极为厌憎有关。先秦诸子对人性黑暗有多方面认识,荀子性恶论在这个思想系统中其实没有代表性。     

荀子荣辱观探微

荀子荣辱观的哲学基础是"性恶论";由"性恶论"出发,形成了荀子关于礼的思想;荣辱思想是荀子关于礼的思想核心。通过这种"三位一体"层层推进的分析方法,展现了荀子独特而内涵丰富的荣辱观。最后说明荀子荣辱观的当代价值。     

《儒家思想研究》出版

吴乃恭先生所著《儒家思想研究》已由东北师大出版社出版。该书通过对孔子、儒家八派、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守仁、王夫之等巨灵思想的分析探讨,揭示了儒家思想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具有的时代特征,清晰地勾划出儒家思想曲折发展的轨迹。作者在著作中着重阐发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到见解,如:①区别了儒和儒家,并指出将“儒”释为以相礼为职事的知识分子是不妥的;②认为荀子的性恶论是后天的性恶论;③分析了朱熹“理一分殊”说的三点含义;④认为荀子、王夫之均强调了行在认识论中的决定作用,对传统中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的说法提出大胆质疑。     

论荀子的人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天人之分"的天人观是荀子人学思想的逻辑起点,人性趋恶的性恶论是荀子人学思想中教化思维的前提条件。"明分使群"的社会历史观彰显了荀子人学思想的伦理价值,"隆礼重法"的治国理念是荀子人学思想的政治价值之旨归。荀子人学思想是他对人性情怀关注的直接阐发。     

从性伪之分合再论荀子性恶说

荀子对人性的关注,源于其设立的天人分途。他设定在人身上＂性＂＂伪＂二分对立,同时又主张二者相合,这二重关系构成荀子性恶论的核心。由性伪分,突出人的原初之性朴,由性伪合强调人归于礼义之善。性伪之分合,关键在于心的作用。因此,对荀子人性论的理解,不能仅追问＂性＂字的含义,而尤要在性伪二者的动态关系中去理解。所以,荀子的性恶是针对于礼义之善的恶,而并非本性恶。     

论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

荀子为了建立性恶论,对孟子性善论进行了批判。这反映了他们两人在人性判断上不同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根据现存的《孟子》一书,可以看出荀子的批判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对于这些偏差产生的原因,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     

荀子性恶论的逻辑难题与理论预设

性本非恶,荀子却说＂人之性恶＂,性恶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这是荀子性恶论逻辑上的难题。对于这一难题,历来没有善解。其实,荀子为论证性恶准备了五个理论预设,即情性、同欲、欲多、物寡、群居。五者的必然结合是人的本性。五者本非恶,其结合却必然会产生一种恶果。性恶的根源就在五者的必然关系中。这是理解和破解荀子性恶论之逻辑难题的钥匙。     

一心二门式的儒家复性思想评析

先秦儒家的告子性无善恶论、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皆把人性单一化,不能合理地说明人性的构成及人行善或作恶的原因。儒家"一心开二门"模式的性善情恶复性论认为,人性具有先天善性和后天恶情两种因素,由一体之心开出性情二门,主张以复性的方式去掉恶情回复善性。复性就是由后天之恶情向先天之善性复性。一心二门、性善情恶的复性论是人向善复性的基础和道德教化的根本,为弃恶从善的道德教化和人生修养提供了依据。     

荀子“应时”观及其生态学意义

荀子提出了“应时”的观点,认为人类在思想上要尊重“时”,在行动上要遵守“时”,然后才能“应时”而动,利用自然规律满足人的需求;农业渔业等以自然为对象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以人为对象的国家治理活动,都应如此。荀子的“应时”观建立于“天行有常”“天人有别”的理论基础之上。荀子的“应时”理论所体现出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立场,较为适合我国国情,对于当前减缓环境污染问题、建设现代生态文明具有理论和方法上的双重价值。     

道德可教——论孟荀人性论的异同及当代启示

道德是否可教,一直被理论界所争论不休。孟子从先验性善出发演绎了自身的心性学说,对个体道德的先验基础做了说明,为道德可教提供了内在的心性根据;荀子则认为人之性恶,强调后天环境与教育的影响,体现了对外在道德规范的重视,为道德的具体实践方式提供了外在根据。借鉴孟荀人性论对于个体内心与外在规范的倡导,可以促进对当前社会转型期多元价值观环境中人性沉沦、道德教育及道德建设问题展开深入思考。     

王守仁的“诤友”唐伯元

唐伯元是明代潮州颇有影响的学者,他反对王阳明的“心学”之说,倾向于荀子的性恶论。本文以文献资料中有关他的哲学观点与治政为学观点的言论材料为据,力图阐述其“心”在善“性”与恶“身”之间的哲学思想和“君子正己以先人.亲贤而容众”的政治思想,以及南北互补的诗歌观、道德观。     

荀子性论的二维世界

对荀子性论的研究,历来重视从价值判断的层面切入,把他作为古代性恶论的代表,其实这是重表而疏里的表现,因为它忽视了事实判断层面上何谓本性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荀子把性规定为"生之所以然",明确地把人从其他类属中区别出来,而且把先秦人性的思考从经验形下的层面,拉到了理性形上的高度。在价值判断的平台上,荀孟性论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相异的只是逻辑起点:孟子的逻辑起点在人性的真性部分,重视的是先天性,理想性;荀子的逻辑起点在人性的伪性层面,重视的是后天性,现实性。     

《周书》三《训》人性观考论

三《训》人性观在继承儒家性自"命"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人性为"丑",主张性有"好恶",其人性观属于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性恶论。三《训》还认为通过"因"性施教、"因"性分次等方法,可以解决性恶所引发的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