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调适

以比较法的研究方法考察当代中国国家法与民间法在处理同一类民事纠纷时所表现出的诸多不同.通过田野调查,我们认为基于中国乡土的这些民间法,至今仍然在广大乡村（特别是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挥着重要的社会规制作用,不宜以“法治统一”而排斥,甚至强行废除这些具有地方、民族和宗教特色的社会行为规则.相反,应当从文化差异的角度,研究国家法与民间法作用的空间与对象,以便在处理某些案件中兼用两者之长,收定纷止争之效.毕竟在民事权利救济中,合意重于公平,约定大于法定.     

"民间法消亡论"的内在逻辑及其批判

在民间法研究热潮中,质疑民间法及其研究之生命力的"民间法消亡论",实则蕴含着一个合理的内核,即它明确承认民间法被边缘化进而趋于消亡的命运乃是现代性及其意识形态的理性主义的必然结论,因此,"民间法消亡论"的内在逻辑就是现代性及其理性主义的霸权逻辑.其错误在于无视民间法同样是具有自立性的事物并因此构成了实在法的基础,从而以"取消论"替代了"关系论".为此,在建设和谐法治的进程中,应当力倡理性商谈的进路,努力构造起以实在法为主导、社会规范为基础的复合型的法治秩序.     

国家法与民间法互动之反思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矛盾和冲突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是无法避免的现象,系统阐释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现状,进而为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寻找合宜的调适路径,对整个中国的法治建设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民间法开始受到关注和投入.究其原因,大致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法律多元化的影响、国家法作用的局限和民间法自身具有独特的优势.但是,最重要的是后两者,因为在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中,渐渐表现出国家法的局限和民间法自身具有独特的优势.文章将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法学家的观点对民间法进行界定,然后区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异同,从几个方面分析民间法受关注的原因,重点放在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以及民间法与国家法融合上.     

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与沟通

对处在法治进程中的中国来说,民间法是否还有存在的基础?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的形成为民间法提供了存在的社会条件,大传统与小传统的阻隔又为民间法的存在与继续发挥作用提供了文化土壤。在处理二者关系上,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挤压与消灭,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对话与沟通。     

论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协调

国家法由民间法发展而来,由于国家的加入,民间法和国家法出现了分野,同时产生了冲突、互动和融合。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不是单向的,二者是互动存在的。国家法借民间法而落其根,坐其实;民间法借国家法而显其华、壮其声。但两者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很多时候出现冲突,本文就该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促使民间法与国家法相协调的途径。     

人本主义法学视野下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国家法应尊重体现人的善良意愿的民间法,宽容体现人的弱点的民间法,认可有利于维护和谐秩序的民间法,吸收有利于减轻人的痛苦的民间法,禁止加剧人的痛苦的民间法。在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国家法应最大限度地尊重人们选择适用民间法的权利。发挥民间法的作用有利于防止国家法的异化。同理,发挥国家法的作用也有利于防止民间法的异化。建立包括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多元规则体系有利于为人们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良好环境。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反思——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作用辨析

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矛盾较为突出,法制现代化西方化范式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出现很多矛盾,不利于法治秩序的建构与法律权威的树立.反思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作用十分必要.文章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入手,对两者作用进行辨析,并提出整合办法.     

也谈民间法

近些年来,民间法的研究已经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焦点,但是,对"民间法"概念的界定,一直以来是民间法研究中一个十分混乱的问题。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民间法的定义作进一步的界定。要达到这一目标,则要从"民间"与"法"两个层次去理解。     

中国传统民间法的生存现状及其未来命运——基于五种主要民间法形态的范式研究

作为发端于中国本土的社会控制机制,中国传统民间法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对于其概念的阐释,也存在着不同的解构模式。不同时代语境下的中国传统民间法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发育形态,在当今中国,它主要通过乡村习惯法、少数民族习惯法、礼法、宗教法、商事惯例等形态予以呈现。对于中国传统民间法的价值解读,存在着本土资源学说与文化多元主义两种理论范式。基于中国传统民间法所固有的规范价值、文化价值及其教育价值,其理应在当今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法治进程中传统伦理法的历史命运

中国传统伦理法肇始于法律的儒学化,始于汉代完成于唐朝。中国传统伦理法呈现出农业社会典型的二元性法律结构,“国法”与“家法”二元对峙;具有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特征。在法律的外部特征和社会地位上,中国传统伦理法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中国传统伦理法不能构成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本土资源,伦理法必须被超越。     

现代中国法治存在的问题及重构

从中国法治的现状出发 ,分析了目前中国法治存在理论基础缺乏、价值目标错位等不足之处 ,并提出了中国法治建设的目标 ,即理性的法治 ,深层次的法治 ,本土化的法治。     

论中国古代政治童谣的消长规律

政治童谣在历代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从春秋始,逐渐增加,到魏晋南北朝隋唐达到高峰,而从宋明之后,则缓缓减少.这是因受下列因素的影响:童谣和变、乱有最密切关系,矛盾尖锐、大变将起的时候,总是童谣活跃的黄金季节,表明童谣有为人们指引未来政治方向的作用;时代越长,童谣越多,反之则少,是因为时代长,变化就多,因应这种变化的童谣就多,反之则少;童谣的多少,还和不同史书作者对其态度有关,重视者多,忽略者少,唐宋之前多而之后少,即在理学的胜利,导致神秘主义影响下的童谣数量的下降.但是只要存在政治变化,人们又关注这变化,作为特别政治谋略,预言未来政局的童谣就不会消失.     

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形态与现代化--以云南少数民族村寨为例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不能忽略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制现代化问题.面对现代型的国家制定法的冲击,民族民间法将怎样完成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化呢?本文试图从分析传统的少数民族的法律形态以及法律文化的特点入手,借用法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分析进路,对少数民族法律的转型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在民族民间法向现代型法律的转化过程中不能忽视本民族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乡规民约的合理性及其与国家法律的协调

乡规民约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在教化乡民,协调、化解民间纠纷,弥补国家法律不足,维护基层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乡规民约在制定程序、条款内容及执行上存在缺陷,与国家法律存在一定冲突,不利于国家法律在乡村的实施。在法治化背景下,应对乡规民约进行整合、引导与制约,促进乡规民约在国家法律框架内的自我完善,实现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协调。     

科学把握粮食法体系的立法定位

粮食法体系的立法,应定位于既服务于经济基础,又服从于上层建筑,既保障数量安全,又保障质量安全,既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又保障世界粮食安全,既保障城镇粮食安全,又保障农村粮食安全。     

依法治国的认知及其走向

邓小平法制思想是依法冶国的基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并确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宪法的根本原则,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正确把握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认识并领会依法治国的目标、要求及其价值,才能明确其实施的途径,才能从根本上把握我国未来的历史走向。     

法律多元视野下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选择法律多元论作为理论基础,在于提供解决问题的有效视角,使得更深入、全面地切入问题成为可能。法律多元视野下的国家法与民间法是一对相互对应的范畴,二者之间既有冲突、对立的一面,也有互动、融合的一面。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方面就是要协调和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解决这两种规范性知识体系的互补和并用的问题。     

三代领导人的法律思想与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型的人治社会走向现代型的法治社会的变革过程 ,是从人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向法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的转换过程。当代中国法制呈现的现代化的趋势 ,是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发生的。要使法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 ,树立法律的权威 ,真正实现邓小平说的不因领导人的意志转变而改变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