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荀悦《申鉴》、《汉纪》二书的内在联系

荀悦的<汉纪>、<申鉴>两书内在联系的问题史学界一直模糊不清.对比两书内容可以发现,<汉纪>史论的许多内容照抄或者参考了<申鉴>的相关部分,是对其的深化和发展.并且<汉纪>修正了<申鉴>表达的一些观点,重新提出一些主张,补充完善了<申鉴>全书的体系.     

荀悦《汉纪》所用史论方法浅析

《汉纪》是东汉末年政论家、史学家荀悦奉汉献帝之命而作。荀悦在写作该书时非常重视史论的撰写,并在史论中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着重分析了荀悦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主要采用的几种史评方法,即实事求是、知人论世、朴素辩证分析、比较研究、区分类聚等方法。     

论正统儒学对东汉史学的影响──以《汉书》、《汉纪》为中心

从董仲舒至《白虎通义》所构建的正统儒学,是东汉史学的指导思想,天命史观突出,强调以“忠君”为中心的伦理纲常和灾异谴告说,则是其具体的表现。这方面,以班固《汉书》、荀悦《汉纪》最为典型。     

道家思想在东汉中后期的发展

东汉中后期 ,社会政治危机日益严重 ,儒家经学受到冲击 ,社会批判思潮兴起 ,而富有批判精神的道家学说也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张衡在提出宇宙生成、万物起源及其人生理想观理论时 ,对道家学说多有取资。马融、郎、王符、仲长统、郑玄等人也都对道家学说有所借鉴和发挥 ,表现出道家的思想情怀 ,道家思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荀悦在《汉纪》、《申鉴》中 ,重视对天人关系的探讨 ,强调遵从天道 ,其中不乏道家的自然主义因素。受道家辩证法观念的启示 ,荀悦主张“通古今” ,强调历史著作的真实性 ,强调直笔意识 ,此举不能说与道家的怀疑态度、批判精神和抱朴守真思想无关     

荀悦"义"概念的道德论特征及其治道功能

荀悦是东汉末年的儒家学者.由于他的儒学立场及其经学式文风,即大量引证儒学经典来表达自身的学术观点和政治意见,这种"缺乏创新性"的表象使得许多学者对其思想重视不足.本文认为,通过分析荀悦如何选择以往的经典思想资源,有助于考察这些经典中的思想观念的"治道功能".本文通过考察荀悦的"义"概念,认为这一概念具有鲜明的情境-道德论特征,并发挥着"治"之正当性来源、"君"之行为准则、立策之思维原则三个重要的治道功能.     

制度、信仰与思维方式:两汉《左传》命运之再考察

汉代<左传>的地位经历了巨大的转折,西汉时,它是受到官方排斥的私学;在东汉,它的地位逐渐上升,最终成为对<春秋>的权威解释.它受到排斥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它始终达不到学官争立的标准;其次,它对<春秋>的解释与汉人对孔子与<春秋>的普遍信仰相去甚远.而它在东汉时地位的逐渐上升,则主要得益于东汉学术思维方式的转变.     

《三国演义》中的“高祖”遗踪

<三国演义>虽然叙述东汉末年到西晋统一的近百年历史风云,但大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的影子却贯穿于是书始终,发挥着推进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作者感情取舍的重要功能.其中刘备形象演变中尤其寄托了作者重要的"明君"理想.     

荀悦政治思想浅论

荀悦生当东汉皇朝统治末期,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六主”、“六臣”论,并深入分析了不同类别的君臣对政事发展的不同影响;他的“天下国家一体”的政治观念建立在对君、臣、民三者关系的认识之上;“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的思想则反映了荀悦的政治理想,而荀悦政治思想最终归结于对于东汉皇朝政治统治秩序的维护。     

《陌上桑》撰成年代新考

<陌上桑>产生的具体时间,其上限不会早于"倭堕髻"尚未出现的东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八月,其下限不会晚于"礼乐崩坏"的汉灵帝(167-189)末年.也就是说,<陌上桑>是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创作并润色而成的.     

两汉《尚书》学的谶纬化

两汉今古文<尚书>学与谶纬之学关系紧密.西汉时.谶纬思想与<尚书·洪范>"庶征"理论产生互动,直接影响了今文<尚书>学的研究特征.东汉初,随着谶纬的官方化,<书>类纬书成为<尚书>学谶纬化的成熟标志,并因其"内学"之崇高地位,随后即对不善说阴阳灾异的古文<尚书>学也产生重大影响.如此,两汉<尚书>学便整体显现出一种谶纬化的倾向,为两汉<尚书>学带来突出的时代特色与学术特征.     

汉碑的形制与谶纬思想

汉碑是我国传统金石学的最重要研究对象,自东汉中期开始出现,到东汉后期的桓、灵时期大肆流行。谶纬思想是两汉时期的重要社会思潮,盛行于西汉晚期的哀帝、平帝时期和新莽时期,泛滥于整个东汉时期,对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重要的影响。汉碑的形制并非受到西亚、北非文化的影响,而是来自汉代流行的谶纬思想,谶纬书籍中作为祥瑞大量出现的圭是汉碑形制的直接来源。     

宋学精神与汉学工夫——钱穆与张舜徽清代学术史研究之比较

清代学术史是钱穆、张舜徽先生一块可见彼此异彩纷呈的重要研究领域。钱穆注重清儒宋学精神,张舜徽则欣赏清儒汉学工夫。在对顾炎武、黄宗羲的学术思想进行研究及其评价时,钱、张二人所表现出来的明显差异,其实正是两人各自治学旨趣的一种透露。     

《淮南子》音乐美学思想特征探微

由西汉淮南王刘安组织门客集体编撰的《淮南子》一书论及天文地理、兵略治术、人文自然等,对《淮南子》各篇中论及音乐的文字进行探究,从而归纳总结出其音乐美学思想的历史成因和儒道思想相融并争、矛盾统一的特征体现,以及对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深远影响。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蠡测——以《诸子略》为中心

《汉书.艺文志》历来为学者所重视,有关研究著作甚多,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后出转精。该著强调《汉志》是一部汉代学者校雠东汉以前文献后的学术编目,只有从社会政教的角度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才能对《汉志》的著录体例有透彻理解。如《汉志.诸子略》各家的书目著录便反映着各家的学术发展史,而小说家书目之著录突出了小说家与黄老道家和汉代方士的关系,符合汉代小说家特点和作品实际。因此,《通释》对于学习和研读《汉志》,考察东汉以前文献和学术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东汉河北人口的迁徙与变动

东汉时河北的户籍人口密度和西汉相比,除个别地区外,普遍下降。黄河改道对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四个郡国人口的增减产生了重要影响。河北汉族人口的减少、迁移与北方民族的内迁融合这两个方面一直在持续进行。东汉初年,河北人口的变动表现为边郡人口的迁徙和乌桓、南匈奴的内附。东汉中后期,流民是河北人口迁移的主要内容。东汉末年,战乱频仍,河北北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人口变动剧烈,数量锐减。     

西汉河东酷吏政治成因再认识

学者多认为西汉酷吏群体与秦代的法家文化具有内在关联。然而,具体到西汉河东盛产酷吏的现象,无疑与法家文化在该地区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有关。从学术史角度看,三晋本是法家思想的策源地,在战国时期,河内、河南分别受到相邻地区的儒、道文化浸染,唯有河东因其独特地理形势,保持了强固的法家文化。从军事角度看,秦汉之交的战乱对河东的影响相对较小,较好地保持了基层社会秩序的连续性,秦王朝政治文化风格的遗留较为沉重。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戎狄与相邻的边地文化形态曾是促使法家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秦汉时代的河东地区虽是内郡,仍然保留着较强烈的边地气息,这为酷吏群体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龚克昌先生汉赋研究述评

龚克昌先生对汉赋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推翻了两千年来人们强加给汉赋的种种鄙薄之词,为新时期的汉赋研究揭开了序幕;(二)深入探讨汉赋的思想价值及艺术贡献,充分肯定其文学史地位;(三)系统研究汉赋作家作品,梳理汉赋发展的历史流程;(四)校注、评析所有汉赋,为学术界提供可靠的参考资料;(五)培养汉赋研究的有生力量,使赋学研究组织化、规范化、世界化,为新世纪的辞赋研究奠定了基础。     

东瓯国都地望初探

《史记·东越列传》记载中的西汉东瓯国内容简短,故其国都所在,至今仍是一大悬案。2006年9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温岭市大溪镇塘山村北发现了一座西汉之时平面呈"甲"字形的大型土坑木椁墓(M1),附近又有一座城址,发掘者遂宣称东瓯国都在温岭大溪,而塘山大墓则是东瓯王陵。本文从其古城方位与规模、塘山大墓及其随葬品特点,并通过对东瓯国史料、疆域和方言的全面剖析,以及温州的历史沿革,结合考古文物新发现,从而主张东瓯国都应在温州市区,温州建城实应始自公元前192年。     

董仲舒的“天”论对东汉时期天道观的影响

天人关系在东汉时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呈现出与“天人相应”完全不同的性质。从董仲舒对“天”的性质的论述入手，可以说明西汉与东汉在天道观上的差异。     

汉代监察与社会运行机制述论

汉代监察体系是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运用社会思想史理论,从社会运行向度和维度两个层面论述汉代监察体系调控机制,其主要目的在于探讨汉代监察制度的得失,从而为我国当代监察制度及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提供历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