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思想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探究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个体的权利观。中国古代的“人”、“己”观念在很早就已形成,“人”、“己”观念的出现推动了个体观的形成,正因为有了个体观念,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意识。先秦时期“人”、“己”关系较为和谐的统一于儒家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人格利益的尊重,而这些思想原则蕴育了中国古代民事权利的基本元素。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和“义、利”思想也是先秦时期民事法律关系实践的基本准则。     

“白马非马”论的文化解读

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是在中国文化系统内产生的 ,蕴含着深刻的中国文化特质。今之学者通常站在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的角度来审视和分析它 ,往往忽视了其作为中国文化和哲学问题的性质。从中国古代文化的语境角度去解读 ,可以发现“白马非马”论实际上不属于逻辑问题 ,而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认识论问题。它是“责实”问题 ,而非“共相”问题 ;采用的是“辨物察类”型分析法 ,而非概念逻辑 ;它是公孙龙特有的借以阐述其思想智慧的“道”论     

逆境的美德——从生存体验和艺术探索角度看“穷而后工”说

“穷而后工”说是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源远而流长 ,历代文论家都对其展开了长期的思索和反复的讨论。众人思想交锋的重点往往集中在“穷而后工”有效性的抽象争论上 ,而较少从某个特定层面或角度对其进行分析、考查。本文尝试着从生存体验和艺术探索角度探讨“穷而后工”说 ,发掘其中的深意 ,得出自己的观点。一、生存体验逆境的美德生存 ,素来就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中国古代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家们经历不幸、感受与抗争痛苦遭遇的记录史 ;中国古代灿烂辉煌的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孕育、产生于文学家们…     

关于“慎独”的几点思考

“慎独”是古代儒家的重要思想。慎独的“慎”即为谨慎、慎重,是认真之意,慎独的“独”就是内心的专一和真实状态,或为个性,慎独就是在独处时或在大庭广众之下,均要认真对待个人意识,保持内心的专一和诚实。慎独的前提是“诚意”,关键是“慎心”,方法是在“隐”、“微”上下功夫。     

“再拜”释义零拾

“再拜”本来是一个动词,表示一种礼貌的行为;“再拜”还是一个敬词,表示一种礼貌的态度,其用法由来已久。古代文献的整理者们常常忽略这一点,导致“再拜”的“注释”和“译文”辞不逮义;参与辞书编纂的学者们有时也会忽略这一点,其结果是“再拜”条目的“释义”不能尽如人意———即使是经典辞书,也不能例外。     

“日出处”与“日没处”析疑

在日本第二次造隋使呈递的国书中,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耶”①为其首句,因此引起了中日关系史上一个轩然大波,日方称之为“国书事件”。围绕这个问题众说纷坛,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一种说法认为这样的写法带有藐视中国的意思,因而激怒了炀帝;另一种认为这样的称呼是企图站在对等的立场上来同先进的大国——中国说话,因而引起天朝大国皇帝隋炀帝的不快,多数人同意后者。关于第一种说法笔者也认为毫无道理。当时的日本与大隋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相差悬殊,正因为如此日本才派遣隋使向中国学习,移植和输入中国…     

“公冶长识鸟语”传说浅论

“公冶长识鸟语”传说约产生于一千五六百年前。古代文献中的“公冶长识鸟语”传说 ,内容较单一 ,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公冶长因识鸟语入狱 ,又因识鸟语出狱”这个叙事中心来演绎故事。今天流传于民间的“公冶长识鸟语”传说 ,内容更加丰富。将其加以分类 ,大致有三 :一是关于公冶长获取识鸟语本领的故事 ;二是公冶长因识鸟语入狱 ,又因识鸟语出狱的故事 ;三是因公冶长识鸟语而发生的其它故事。“公冶长识鸟语”传说有着多方面的文化价值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后先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相去甚远。我们切不可只是套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小说,而应从文本出发,适当参照西方理论,独立自主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与独特内涵。     

“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现代化”——胡适“全盘西化”之真义

胡适不是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使用“全盘西化”一词的 ,他的“全盘西化”在理论上不能成立 ;胡适提出“全盘西化”口号的真正意图是“取法乎上 ,仅得其中”的改造中国旧文化的策略 ,他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中国本位的“新文化” ;不论是“全盘西化” ,还是“全力现代化”、“充分世界化” ,其内涵都是科学化、技术化、民主化 ,这实际上是胡适朦胧的现代化思想     

当应试教育遭遇“枪手”

随着研究生考试、四六级英语、毕业论文开题……一系列考核活动在这个冬天的来临,“枪手”这个词再次闯入我们的视野。毋庸置疑,“考证”时代的需求和经济大潮的冲击成就了“枪手”现象,现今“枪手”市场活跃和肆无禁忌的势头,也使得我们不得不对其愈行愈近愈有言。“枪手”,在古代被称为“枪替”、“捉刀者”,其难登大雅之堂可见一斑。但这并未影响它与科举制度的相伴而生如影随形,这种     

古代中西“天人合一”、“神人合一”对“依生之美”审美范式的体现

在古代中西“天人合一”、“神人合一”两种审美理想中,人作为主体,都明显地只是作为客体———天或神的派生和对象,主体人的潜能的自由实现,只能表现为对作为客体的天、神的顺从与趋同。可以说,中西古代的美只是大自然、天、神之美。这完全符合“依生之美”的本质规定,体现了“依生之美”的审美范式。     

对《齐物论》中“吾”的解释学解读

一般地 ,“吾丧我”被理解为《齐物论》的主旨 ,“吾”之境或与之相关的“物我”问题是文本中的最高问题。对“吾” ,《齐》文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说明 ,只表明了“吾”的外在样态———“为是不用而寓诸庸”、“两行” ,此时这种外在样态的发出者“吾”显得很神秘。《齐》文存在“吾”和“我”两个空间 ,而以生存论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 ,同样存在着两重境域 ,一是如上所说“我”的 ,一是在“我”之先的 ,而后者 ,是否就是“吾”呢 ?本文在回顾《齐物论》的主旨之后 ,给出了一种解读“吾”的视角     

“兵刑合一”：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义表达

国家统一与繁荣富强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价值准则。国家统一既需要理念、精神与文化的滋养作为基础,也需要通过制度、法律和军事力量来予以维护。中国古代注重通过法律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在必要时依据法律动用国家军事力量以“兵刑合一”的方式维护统一、稳定秩序。在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下,“兵刑合一”既体现为法律上的制度规制,也体现为政治上的军事强制,以其秩序功能联结起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与法律实践,实现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互动。儒家文化和“大一统”观念的文教功能与制度维系功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大一统”观念的制度化、法律化,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历史中国”的文化基础,丰富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涵及其表达。     

建立反“和平演变”的工作机制

对我国“西化”、“分化” ,实行“和平演变” ,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始终奉行并长期实施的既定战略。在反对“西化”、“分化”问题上 ,我们党做过大量的工作 ,也积累了不少斗争经验 ,维护了党的执政地位 ,确保了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来观察、思考问题 ,也不能否认 ,在反对“西化”、“分化”问题上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时紧时松的一面。每当国家出现重大事件或危机时 ,对这个问题就抓得很紧 ;而当形势好转时 ,就仅把这个问题当成一句口号 ,有时连口号也不提。可以说 ,缺少一个战略规划 ,缺乏一贯性。我们要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高度 ,充分认识“西化”、“分化”与反“西化”、反“分化”斗争的严重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建立反“和平演变”的工作机制。     

试论孔子的“勇”德

在孔子的“仁”学体系里理解其“勇”德思想,可以清楚看到,他所说的“勇”作为德性的内在构成要素之一,与“仁”、“智”共同构成了孔子理想人格的德性基础。就人的德性境界而言,孔子的“仁”不是一个纯粹外在的目标与追求,而是关乎自己本身、来源于自身本性的一种生存状态。“勇”则是指源于人的道德本性的直觉任情和意志自由、自控。当“仁”展开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或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思想“,勇”则更为强调道德理性对欲念的抑制,侧重于人的精神层面的坚定的道德信念和德行能力,表现为对刚健与柔顺二者的平衡、把握,也就是合乎中庸之道。同时,孔子也兼顾到社会价值目标对“勇”德的导向性,强调以“义”制“勇”的价值观。     

“礼”异“乐”同——为什么对“乐”的阐释如此重要

“乐”(music)是中国古代唯一真正获得“理论化”待遇的艺术，这一点已被很多论者精确认知。在流传下来的文本中，有关诗学的简论总是从“乐论”(musical theory)套用其整体框架和几乎全部的术语；绘画和雕刻只留下一些涵义模糊的逸事、奇闻；建筑只沦落为房屋和功能的总称；     

“经济”译名溯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

本文试图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 ,探讨economy (economics)汉语译名的来源和类别 ,并探究“经济”一词的本原与蜕变 ,以及这个译名最终得以确立的可能的原因。笔者认为 ,“经济”作为一个宽泛概念对应西方现代economy概念是“言之有理”的 ;而且 ,它在词源上与西方经济概念的重要成分相去不远。作为“经世济民”的简称 ,“经济”原本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汉语译名 ,它既包容了西方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政治与经济的含义 ,又顾及西方 1 9世纪下半叶开始时行的politicaleconomy的简略用法 :economy。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从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探析“文不必如其人”

“文如其人”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复杂命题，文不必如道德之人，文也不必如性情之人。作家是具有集体无意识的“集体的人”，而不是纯粹的个体。“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原型使文与人呈现一种互补状态。     

论“与时俱进”与“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

作者认为“与时俱进”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三个概念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高度统一的客观基础和哲学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