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婆与上海棉纺织业

一上海种植棉花的历史棉花从印度传入我国,是经过南、北两条道路传入的:(1)南路——经过南洋的国家传入我国的云南。约在公元一至二世纪之间,即历史上的东汉时代,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哀牢夷”,已经生产出一种名叫“白(?)花布”的纺织品。这是我国植棉织布的最早记录。(2)北路——经过西域的国家传入我国的新疆。约在公元五至六世纪,即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哈喇和卓一带建国的高昌,已经采用一种名叫“白叠子”的植物来织布,所织的布很软白,当地人民,在市场上用作商品交换。     

从考古资料来探讨壮族古代社会经济文化与汉族的关系

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从古代起,他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以广西地区为主要活动中心的两广地区。它是由许多部落或氏族逐渐融合而成的。宋代开始有“壮”的称谓。根据到目前为止所掌握的考古资料,壮族和汉族在数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就结成了亲密的友谊。特别在秦汉以后,大批汉族人民迁来广西地区居住,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两族人民一起共     

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对东北棉花的统制与掠夺

日伪统治时期,棉花作为重要的军需产品,其种植和生产受到日伪当局的高度重视.作为具体的增产目标,1933年,伪满洲国制定了20年棉花增产计划;1937年以后,日伪进一步加强对棉花的掠夺,重定棉花增产对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确保棉花供应,采取强制性的行政措施.指定的植棉地点,必须强行种植.对完不成棉花出荷的棉户,施以酷刑,棉农售棉时更是百般刁难,压等压级,克扣极为严重,棉花从生产到分配全部被日本人控制.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棉农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试述抗战时期国人的西北开发观

30年代初 ,日本侵略者相继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 ,直接威胁华北及东南沿海一带。国民政府逐渐意识到西北内陆地区对于国防建设的重要性 ,开始拟订各种西北开发计划 ,并着手付诸实施。但不久 ,蒋介石的中央势力以“追剿”红军的名义伸入到西南地区 ,西南大多省份随即受到中央直接控制。由于西南的局势较西北更易掌握 ,且建设的基础、条件也远非西北所能及 ,因此西南的建设逐渐取代了西北开发的呼声。“七·七”事变后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 ,由于重庆为陪都 ,并且西南地区有滇缅公路等国际交通要道 ,“国人始终把西南后…     

历史上是否有南方丝绸之路?——四川大学准备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调查研究

四川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童恩正在撰写《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一文时,曾接触到《史记》、《汉书》、《华阳国志》及中外学者有关中国对外贸易的研究情况。作者认为,早在秦汉时代,成都已是仅次于长安、临淄的第三大城市了。由于成都平原经济发达、物产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因此成都在当时已是我国西南最大的经济中心,初步具备了国际市场的物质基础。兼之西汉初年,北方匈奴势力膨胀,威胁西汉帝国的西北边陲,一度遮断了中国与西方往来的“丝绸之路”。所以,汉武帝在加强兵备,“专力事匈奴”的同时,又命张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此举虽未直接打通南方线路,却促进了成都与南亚诸国的贸易发展。     

武都——中国最早的茶叶市场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巴蜀茶叶集中到成都,再运到武都卖给西北游牧部落。成都和武都是中国最早的茶叶市场”。茶叶和丝绸是中国最主要的特产,历史悠久。茶树原产于我国云贵高原。早在公元前六百多年,在《诗经》和《尔雅》中已有关于茶的记载。唐朝陆羽著《茶经》更明确地说:“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西汉时,茶叶生产在接近云贵高原的四川已有了相当的发展,茶叶成为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交换物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西北高原地势高寒,不宜稼穑,西北少数民族部落逐水草而居,游牧为生,布帛、食盐、茶叶等     

古代广西的棉花种植与纺织

由国家民委等单位编写的《壮族简史》以及由莫乃群同志主编的《广西地方简史》,在对唐以前历史的叙述中,都没有提到棉花的种植与纺织问题,似乎棉花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在唐代以前根本还没有传入广西。《广西日报》1980年8月9日高原同志的《从‘古贝’看广西古代的棉纺》一文一开头就断定:“古代,我国传统的纺织业是丝纺和麻纺,棉纺是宋以后才开始发展的。”这一论断不仅否定了广西在宋以前有棉纺,而且也否定了全国在宋以前有棉纺。     

达斡尔族和蒙古族祖源关系探讨

达斡尔族和蒙古族都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之一,从二者的语言、习俗以及有关资料查考来看,他们是发源于同一地的两个民族,他们分别是东胡系(种)宇文鲜卑……契丹和蒙瓦室韦后代。 一、东胡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宇文周书》记载,“辽为炎帝之后,世为森济(原作审吉)国有一个名曰葛乌图(本名可能是叫葛恩图,发亮的意思)者,世雄朔陲,号曰东胡”。据《满文传记》记载在周敬王初(公元前六世纪即519年)把周围远近的大小十七个部落组成东胡部落联盟,它地处匈奴以东,肃慎和扶余的西南,据文献记载,它早在商周时期就活动在我国的东北,春秋战国时期在燕国的北和东北方。《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首先…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其牙帐设在紫蒙川一带(今辽宁省朝阳县西北)。     

贵州民族地区的乡规民约及其历史继承问题

我省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历史上,我省少数民族几乎都有自己对内维护社会安定,保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对外抵御外部势力入侵的乡规民约,并有相应的一套制订和实施的形式。这种旧的乡规民约,有的叫寨规,有的叫乡规,有的叫“榔规”,有的叫“款约”,称谓各异。就其社会功能来说,有着习惯法的性质。它在少数民族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省少数民族除个别外,大都没有文字,这些旧乡规民约,少量的借用汉字刻写在石碑上保存下来。如贵定甘塘《乡规碑》(一八五零年立)、黎平高增《款碑》(一六七二年立)、剑河     

“周人尚赤”说的历史考察

战国时代儒家提出的“周人尚赤”说,是通过夸大周人习用红色牺牲等个别事实的意义构拟的一种假说,它与西周春秋时代战旗尚白、礼服尚黑的历史实际相抵牾,故难以成立。儒家对“周人尚赤”的论证一开始就相当牵强,秦汉学者特别是董仲舒的一些补充,说明其已完全陷入不顾史实随意演绎的误区。将崇尚某种颜色列为一朝典制是从秦朝开始的,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与“秦尚黑”类同的制度。“周人崇尚什么颜色”和“周朝属于五德中的哪一德”一样,都基于错误的理论预设,因而带有伪问题的性质。总体来看,“周人尚赤”说对于今人研究周代礼制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轻信此说并据之推论周代的相关文化现象,极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试论明代西北马政的衰败原因

<正>马政,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种特有制度,即封建国家对官用马匹的采办、牧养、使用等方面所实施的行政管理制度。自秦汉以降,迄于明清,它一直是历代兵制和财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西北马政,是明朝政府经营西北特别是巩固西北边防的重要措施。,明初以来的数十年间,由于仆苑官牧机构健全,制度谨严,官得其人,职专其任,以及采办马匹的多种渠道的畅通,监苑官马常年保持在数万匹之多,西北马政确实出现了仆苑两旺、足充边用的局面。但明中期以后,西北马政的弊端日滋,其景况大不如前了,弘治时杨廷和即说:“马政之弊,自京师以达于天下,在在有之,而陕西监牧为多,其弊尤甚。”明代西北马政情况也确实如此。明代西北马政的日渐衰败,究其原因,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西北少数民族法制教育的探讨

本文对西北少数民族法制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分析。借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和国外许多成功的开发经验 ,提出尽快完善少数民族地方法规 ,保证司法机关执法有明确具体的操作依据 ,培养提高少数民族现代化素质和法律意识尤为重要。     

西南各族土司制度的瓦解与清代前期的改土归流

本文试对清代前期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的原因,及如何评价改土归流的历史地位,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一) 在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上,土司制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历史上,我国西南各少数民族多聚居于地贫土瘠、交通闭塞的山区,自然条件既差,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相当落后,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十二世纪时,在壮族人集中居住的邕州左右江一带,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依然存在,其贵族首领,不断通过攻剽附近的部落居民以及“博买嫁娶”等方式,掠夺“家奴”或“家丁”,当地的“家奴”或“家丁”多达四万余人。这些“家奴”或“家丁”“生杀予夺,尽出其酋”,“为之力作终岁而不得一饱,为之效死战争而复加科敛”。川、     

少数民族对祖国文化的贡献

<正>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系统阐述和正确评价少数民族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对于全面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及其历史,有着重要意义。 (一) 文化是一种多层次的社会历史现象。少数民族在其生息之地所创造的物质文化,自然是祖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业种植方面,少数民族有其突出成就。苗族最早种植水稻;茶叶的最早产地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新疆孔雀河下游发掘出四千年前的小麦,说明这里很可能是世界上小麦的原     

从云南白盐井儒学看西南边疆国家意识在地化

白盐井地区是古代云南井盐产区，明清时建有多所庙学机构，王朝统治者试图通过发展儒家文化，将国家意识“涓滴”于边疆地方社会。此举效果明显，民众捐资兴办儒学积极性高、当地近圣文化流行；在当地民间传说中，还出现了将内地神灵移植到本地信仰叙事的转化。这种自下而上的崇儒和认同内地文化的现象，反映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国家意识在地化效果显著，边疆少数民族已形成广泛的国家认同的社会心理。这一个案揭示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始终追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文化统一性的积极政治效果，对今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亦有重要启示。     

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元明及清前期封建王朝对我国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管理制度,是从历代“羁縻政策”发展而来。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主要包括石砫马氏土司,酉阳冉氏土司,秀山平茶、邑梅、石耶和地坝四个杨氏土司。重庆土司制度包括职衔制度、承袭制度、升迁制度、惩罚制度、贡赋制度、土兵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七个方面的内容。探讨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制度,有助于专家学者们更加深入地研究我国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     

论祖先崇拜与西南民族服饰文化

论祖先崇拜与西南民族服饰文化杨正权祖先崇拜是继图腾崇拜、自然崇拜之后被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所虔诚信奉的一种原始宗教。其产生的年代大约在母系社会向父系氏族过渡的时代，即群婚制向对偶婚转化的时代。其产生的理论基础是“灵魂不死论”。西南各少数民族认为万事万物...     

我国最早的棉布并非始于元代

历史学家认为,我国自己生产的棉花,是到元代后,才由国外引进棉花栽培。公元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浙江、江西、江东、湖广、福建五省设置“木棉提举司”,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王朝设立的专门经营管理棉布生产的机构,开始了由国家来管制生产。根据这事实,史学家认为,我国棉布的生产从元代开始。     

清朝禁赌刍议

我国赌博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几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流行甚广的“六博”,其实质就是一种赌博。秦汉以后,赌博日渐盛行。相传,赌博最常用的赌具——骰子,即为三国时名人曹植所发明;时人所著《博弈论》曾指出,“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至或赌及衣服,徙棋易行,廉耻之意弛,而愤戾之色发”。     

对保证担保的初步研究

一、根据现有资料,我国在秦汉期间即有“以物相赘”、“以物质钱”(赘与质同义)等制度。其标的不限于物,也及于人。当今的“人质”大概就由此发源而来。这种以人作保的形式,可视为保证的萌芽。自汉开始,相继出现以担保被保证人(主债务人)不逃跑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