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朝尚书令之缺职

唐代中央集权制度较之秦汉有长足发展。唐初三省分权,宰相之权一分为三,互相牵制,便于皇帝控制。三省本为平行并重之机构,分掌议政、决政和执行之权。但在实际运行中,尚书省既参与决策又负责执行,便具有了秦汉时期丞相的权力。三省权力分配不均,与三省制的发展相背离,是为皇权不能容。尚书令缺职不授,决策机关与执行机关相分离,开创了皇权专制—三省分权—政事堂集议三者相结合的中央集权新体制。     

唐代"批答"述论——以地方官所获"批答"为中心

批答是唐代皇帝对大臣表奏的批复。安史之乱以后,地方官所获批答增多,唐后期皇帝给藩镇长官的批答,由翰林学士草撰,不经中书、门下二省,由中使或奏事官送达藩镇,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皇帝与藩镇长官之间的个别联系。这意味着皇帝在调整中央地方关系的过程中,希望跳出原有制度和官僚机构的束缚,试图扮演更积极、更主动的角色。     

试论唐代政事堂宰相集议制度

唐代政事堂宰相集议制度,就是众宰相在政事堂共同商讨军国大事,消除分歧,统一意见,而后上奏取旨,颁下执行的制度。本文即是讨论这一制度在贞观年间创设之后,是如何走向完善,又是如何遭到破坏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一、政事堂宰相集议制度的完善草创于贞观朝的政事堂宰相集议制,在高宗年间渐趋完备。我们可从下面两方面的论述得到证明。1、“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号的确立贞观十七年,晋王李治立为皇太子,太宗“诏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傅、肖踽为太保,李世勣为詹事?r、世勣并同中书门下三品惺槊畔氯纷源耸肌!敝惺榱睢⑹讨泄俳兹?同中书门下三品,意即“同侍中、中书令也”。不管是官阶低于还是高于三品者者均要加带此名号。如高宗时黄门侍郎(即门下侍郎)宇文节、中书侍郎柳爽并同三品,原官皆仅正四品,肖瑀官太子太保,乃从一品,李勣为太子詹事,乃正三品,都必须加带同三品的名号,方才可以预政事堂议。这个名号的特点在于:不仅低级官员多了一个入相途径,而且许多经验丰富的老臣也能当个名副其实的顾问,在国事上继续发挥补益作用。贞观     

也谈唐政事堂的创设时间

唐王朝建立后,沿用隋制,以尚书、门下、中书三省为中央最高权力机关。每一政令的下达,都必须经由中书出令、门下审议、尚书执行的程序。然而,由于三省分工不同,见解、观点也难免人各有异,相互间“日有争论,纷纭不绝”,①各项政令不能及时下达,以致贻误事机。为此,乃创设政事堂宰相集议制度,以救其弊。这一制度,要而言之,就是众宰相在门下省政事堂共同商讨军国大事,消除分岐,统一意见,而后上奏取旨、颁下执行的制度。政事堂创设于何时,史料记载含混互异,因而学者们意见也有分岐。归纳起来,大体有两说:一说政     

商量状的应用与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的转型

商量状作为奏状的一种,是唐代裁处政务的主要公文形式。唐代前期的行政运行体制是三省制,尚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通过商量状裁处律令格式规定范围外的国家政务,是商量状使用的主体。高宗、武后至玄宗时期,随着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过渡,宰相开始政务官化,参与国家日常事务的处理,逐渐使用商量状。肃宗朝以后,进入中书门下体制时期。宰相机构作为国家政务的主要承担者,成了商量状使用的主体。与此同时,中央各机构之间的职能趋于模糊,尚书省、寺监、御史台和使职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政令权,也可以使用商量状。商量状应用主体的变化,是唐代行政运行体制转型在官文运行方面的反映。     

北宋中后期三省“取旨权”之演变

北宋神宗元丰时期对中央机构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改革,将原来职能甚少的省、部、寺、监等机构实职化,尤其是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制度改革对宋朝政治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中央政府由中书门下制转变为三省制,宰辅集团的政务决策机制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改制后,三省取旨权不断调整,从改制伊始的三省各自拥有取旨权,到元丰后期中书省独取旨,再到哲宗朝三省合取旨,最后到徽钦两朝取旨权归属的混乱,可以说哪个机构获得"取旨权"在一定程度上即拥有了政务决策的主导地位。中书省的取旨权在中央政务运行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曾一度左右三省政务运行的方向。     

略论晚唐时期三省职权的转移及原因

唐代政务中枢即宰相制度系三省六部,中书省制订政策、草拟诏诰,门下省负责审议签发,尚书省为行政总汇。三省长官为实际宰相,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政,进行集权统治。三省制度的确立,对维护强大的唐王朝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唐代的尚书省—寺监体制及其行政机制

三省制及以之为基础的宰相制构成了唐代国家的最高决策部门,而寺监与尚书省及其相互的联系则构成了中央行政体系的骨架。故尚书省为一身二任的机关:对上,它参与三省的联合运行而从事最高决策;对下,它总辖寺、监、府、州而管辖实际政务。关于前者,史界已多有论述,而对后者则几付阙如。这反映了政制史界长期以来重视中央甚于地方、重视政枢甚于一般机关的倾向。笔者以为,对理解整个行政体制而言,建领于政枢的角度固然也可能窥知全豹,但毋宁说自下而上的角度更来得亲切。尤其是对把     

唐代前期武官考课制度简论

唐代前期,中央集权,军队战斗力强大,武官管理制度严密完备.《考课令》是唐代前期武官考课制度的基本法源,考课的管理机构是尚书省吏部及其内设机构考功司,主要负责考核四品及以下的武官,三品以上的武官由皇帝亲自或者派专人负责考课,考课的军官主要分布在南衙十六卫、边防镇戍军、北衙禁军,考课的主要内容有考课时间、程序、标准、考第等.武官考课制度总体上得到贯彻执行,对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和国家政治稳定具有积极效果.     

略论唐代的东都尚书省

唐代中央职官在东都洛阳分设了一套职官体系,东都尚书省是唐代东都分司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东都尚书省并不全盘照搬长安官制,而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东都尚书省不设尚书令与左右仆射,以东都留守为长官.东都尚书省虽也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但六部之下所设各司往往不齐备,六部的具体工作也和长安官制有所区别.     

新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行了以"政府-单位"制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尽管有利于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但窒息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以"政府-社区"制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政府-单位"制的弊端,但由于行政化倾向严重,因此难以改变公民原子化状态,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明确了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这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新发展,必将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论清末财政制度的改革及其作用

清末财政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现在 :改革行政管理体系 ,强化中央调控能力 ;设立银行 ,建立公库制度 ;整理全国财政 ,试办财政预算等。推动财政制度改革的原因 ,除了清末“新政”和“宪政”运动的需要推动外 ,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影响以及国内爱国运动的推动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此次改革 ,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的财政权力 ,促进了晚清财政制度现代化的发展 ,而且为民初财政的管理也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但改革并不顺利 ,教训深刻     

创新互联网背景下新型智库运行机制研究

当前公共治理的复杂性和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艰巨性使得政府对智库的决策咨询需求日益增加.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进一步提升智库研究能力和协同创新能力,实现由"智库大国"向"智库强国"转变带来了重要机遇.创新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型智库信息管理机制、成果传播机制和成效评估机制,构建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型智库运行机制框架,是提升新型智库产品的质量、增强新型智库影响力、促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以及助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朝鲜战争中美国"战争局部化"政策的形成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军事干涉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即从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决定将军事千预的目标确定为使朝鲜半岛恢复到6月25日以前的状态,后在军事胜利的影响下于9月底决定用武力统一朝鲜,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发起三次战役后,美国政府内部经过反复讨论、权衡,终于下决心推行"战争局部化"的政策,并最终决定与中朝军队进行停战谈判.通过分析,揭示了从中国参战到1951年6月美国提出举行停战谈判这一时期的美国战争决策过程和影响美国决策的主要因素.     

元代西藏地方政教关系变革新论

西藏自13世纪中期被正式纳入元帝国版图,元朝中央对西藏地方实施了有效的治理和管辖,设置宣政院机构并以帝师兼领院事;在西藏地方设置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封授有实力的地方实力集团为万户等。元朝对西藏地方的直接治理和萨迦派为首的藏传佛教上层在元朝扶植下的政教合一形式的统治对其后700年的西藏乃至整个藏族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朝中央对西藏的管理形式也成为明清两代中央王朝统治西藏的滥觞。     

财政预算决策弊端与体制机制创新研究——以中央财政出资治理北京及周边地区雾霾为例

本文以中央财政通过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支持北京及周边地区治理雾霾事件为切入点,在肯定中央财政资助积极意义的同时剖析了我国现行财政预算决策的若干弊端：决策体制中财政部门一家独大、决策程序缺乏民主化的机制、决策内容有违效益和公平的法律原则、决策依据缺乏科学性、决策方式不当;进而提出了保证决策正当的若干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主张：财政预算体制由行政主导转向人大＂实位＂、确立＂参与式＂预算的民主化机制、实行公开透明的＂阳光＂预算机制、实现＂可问责＂的预算责任机制、建立科学化的决策体制和程序机制以及绩效预算管理方式、以＂法治化＂保障财政预算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     

府际关系视角下的政策执行——对N市农业补贴政策执行的实证研究

在“职责同构”的府际关系制度背景下,从中央到乡镇的各个层级政府,甚至包括准行政化的村委会往往都会参与到某项政策的执行中.以N市农业补贴政策执行为例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执行链条中,中央省市县乡各级政府承担了不同的职责,其执行过程基本是一个“信息向上、资金向下”的过程.其执行偏差主要发生在县及其以下层级政府,这可以从“职责同构”基础上的“逐级发包制”的府际关系制度特征得到解释和理解.中国制度背景下有三个关键变量影响了分配型政策执行偏差发生的节点,即地方政府是政策的受益者还是受损者、政策成本承担者和政策具体实施者是否一致以及具体实施成本的大小.     

论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党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怎样建设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是一个特殊而复杂的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与中国党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思想建党的理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课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从而使党始终保持着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着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社区"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社区、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等概念,目前在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使用频率都很高,但是却存在着不少歧见。“社区”是相对于“单位”和“政府”而言的,而不是相对于“社会”和“社团”而言的。“社区服务”包括具有福利性的社区福利服务和具有经营性的社区社会化服务。“社区管理”中必须认真处理好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相互关系。     

略论19世纪美国的食品立法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长期以来,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严重的食品掺假问题被认为是联邦政府自由放任、缺乏有效监管的结果。因而1906年通过的《联邦食品与药品法》也就被顺势看作美国食品监管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在此之前的19世纪,部分州政府就已针对食品掺假问题进行相关立法,国会也试图颁行全国性法律。某种程度上,19世纪美国州政府和国会的食品立法为1906年联邦法律的出台奠定了法理基础。两者其实是内在连贯发展的关系,体现了美国食品监管的重心由地方而至中央的显著＂联邦化＂趋势。同时,食品立法的艰难和曲折也凸显了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