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1952-2004)

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对美国外交政策有较大影响。由于先天结构性方面的缺失,致使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以负面成分居多。从1952年以来的美国总统选举来看,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以美国总统任期为序,可以概括为五种模式:频频出错的第一年模式;较有作为的第二年模式;应该有所作为的第三年模式;大多难有作为的第四年模式;大多有所作为的第二任期模式。     

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1979-1989)

1979-1989年,中苏关系由对抗走向正常化。这10年,又先后处于美国的卡特政府执政末期和里根总统执政期间,其间美国的中苏政策趋向强硬。这里,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成为了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     

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的菲律宾政策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便着手重新返回菲律宾。与之同时,菲律宾亦有自己的政治诉求。冷战开始后,美国将菲律宾纳入冷战轨道,既有NSCS4／2号文件这样的纲领性文件,又有具体的推行计划,使菲律宾成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实施遏制战略的前沿阵地。     

“文明冲突论”:亨廷顿对美国意识形态的“文化包装”

文明冲突论是亨廷顿从维护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并根据冷战以后国际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而提出的。他在试图以文明为工具阐述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冲突的原因的同时,也具体分析了西方应对非西方文明挑战的思路和举措,其理论本质是在反对历史终结的基础上,寻找意识形态的新对手,只不过这一理论采取了文化包装的形式,因而更具有隐蔽性。     

战后1945-1952年美国对德政策的转变

战后美国军事当局依据JCS 1607号文件对德实行严厉的管制政策.随着冷战形势的变化,1947年7月美国军方发布JCS 1779号文件,开始复兴德国经济.1949年5月联邦德国在美国的策动下建国.朝鲜战争期间,1950年9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NSC 82号文件,正式决定重新武装西德.1951年8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NSC 115号文件,加快推动包括西德在内的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随着美国对德政策的转变,西德与西方国家建立起平等的盟国关系.正是借助于冷战兴起的背景,西德在战后迅速摆脱战败国受压制的地位,发展成为西方阵营中一个自立、自主、自强的国家.     

战后美国对日本教育的改革新探（1945-1950）

对日本的教育民主化改革是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全面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日本教育的改革是去除日本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因素以及将日本改造成为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的重要途径。为此在占领日本后,美国不仅对日本的教育管理体制、课程体系进行改革,还对日本的体育、宗教教育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随着冷战的爆发,日本成为了美国与苏联在远东积极争取的目标,为了抵制共产主义在日本的传播,美国开始在日本的教育界展开了反共行动,并利用宗教作为对日本进行反共宣传攻势的重要工具。通过美国对日本的民主化教育改革的内容和过程的追述,认为在对日本的改革中美国采取了以专制的形式培育民主的政策,干涉了日本的学术自由和宗教自由。     

当代美国意识形态治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意识形态治理"是指或归属或依附于一定社会统治阶级的治理主体,运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以及多样治理方式整合意识形态领域内外资源,通力协作的为实现共同目标的动态过程。当代美国意识形态治理的基本方略:保持国家核心价值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整合国家全方位各领域主体构筑治理合力;注重治理手段的隐蔽性、渗透性和法治性;运用资本和技术力量为治理工作保驾护航。对我国意识形态治理的启示: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不断与时俱进;构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模式;夯实舆论阵地、建强宣传思想工作队伍;顺应世界潮流加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     

论美国对独联体外交政策的演变

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独联体的外交政策,整体上是服从、服务于美国对俄罗斯战略需要的,并呈现清晰的演变轨迹:扩展民主、改造防范俄罗斯--渗透独联体、遏制俄罗斯--运用巧实力、对话俄罗斯.事实,政策演变的只是手段和方式,而美国的根本目标"防止俄罗斯重新崛起成为美国的威胁"是不变的.     

新闻媒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美国新闻媒体被称为“政府的第四部门” ,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本文分析了美国新闻媒体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 ,影响对外政策的方式及条件     

美国企业界对政府外交决策的影响

美国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时受到多种因素、多种意见的影响。由于国际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竞争日益激烈 ,美国政府决策中经济因素的影响与日俱增。这使美国企业界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主观动力加强 ,对政府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本文具体分析了企业界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国内政治体制背景 ,回顾了其历史发展进程 ,总结了其影响方式。本文并对美国企业界影响外交决策的程度以及企业界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美国政府关于收购中国白银问题的争论（1934．10～1936．5）

20世纪30年代,针对美国白银收购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中国要求美国改变这项政策,由此,在美国政府内部引发争论。美国国务院为避免触怒日本,主张美国自行修改白银政策或联合其他国家共同解决;而财政部从反对绥靖日本的角度出发,主张给中国以经济援助,并将其作为政治支持中国的有力工具,最终财政部的意见占了上风。世界局势的变化和罗斯福在不同时期的政策考虑导致了这种结果的出现。     

论福特政府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的双重影响推动了福特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福特政府改变了美国外交长期以来重安全、轻经济的模式 ,逐渐将外交的重心转向西方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发起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 ,参与南北对话 ,以顺应 70年代全球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现实。在美苏关系上 ,福特政府继续推行缓和政策 ,同时又在人权和贸易等方面加强了对苏攻势。福特政府外交重视经济和人权的政策行为表明 ,它已具有了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的某些特征     

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1972～1977年）

尼克松访华之后至中美建交前夕 ,大量美国国会议员访问中国 ,使国会对中国的关注程度和了解程度极大地提高。此间国会有关中国问题的辩论表明 ,台湾问题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绝大多数美国人在赞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同时 ,反对“抛弃”台湾。国会的对华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行政部门改善对华关系的步伐。     

从美国重返东南亚管窥美国对华政策

本文主要通过对美国重返东南亚过程进行剖析,从一个侧面窥测美国在冷战后的对华政策。东南亚处于亚太矛盾的聚合点,对中美两国而言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美国重返东南亚过程中可以看出,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华政策虽然时有变化,但有较强的连贯性。     

尚未触发的“修昔底德陷阱”与美国对华政策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颇具改进潜力的理论机制,简单地批判和拒斥这一概念既无助于拓展对大国竞争的理论研究,也不符合对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现实的直观感受。如果用军备、冷战竞赛或者破坏性政策来代替战争作为因变量,"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更是能够具备相当程度的解释力。不过即使如此,利用该机制来分析当前的中美关系时,仍然要仔细审视这对关系是否适用于该理论的关键逻辑--美国对中国的实力增长真正地感到恐惧。从政治心理学中恐惧的概念出发,结合美国国内的相关讨论、政策表述和对华行为,可以看出美国目前并未恐惧中国,其行为更多是为了追逐利益和声誉,其整体对华外交政策以"碎片化"和"追逐风险收益"为主要特征。这意味着"修昔底德陷阱"可能尚未在双边关系中触发。美国的对华政策的主要变化是将"规范"中国的重点从政治和安全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更多是其对冲战略的重心调整而非"质变"。"修昔底德陷阱"尚未触发的结论有其双重意义:积极而言,不必夸大美国的制华政策,激烈的经贸摩擦并不必然滑向"新冷战";消极而言,中美关系仍然有很大的恶化空间,如果持续互动不当,还会招致更具破坏性的结果。     

美洲自由贸易区与美拉关系

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也是美拉之间的又一次历史性合作。美国试图根据自己的意图和标准掌握美洲自由贸易区主导权在拉美国家引起了不同反应。以巴西为代表的南美共同体主张南美国家以一个整体有条件加入美洲自由贸易区,挑战美国主导地位,古巴、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组成的反美三国同盟坚决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并提出玻利瓦尔美洲替代计划。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乃大势所趋,但它的建立将会充满曲折和斗争,合作与冲突并存仍是贯穿未来美拉关系的一条主线。     

杜鲁门政府的中日贸易管制政策

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的对日政策、对华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带动了美国对中日贸易管制政策的调整,即从允许中日进行易货贸易转向迫使日本对中国实施比巴统"中国委员会"其他成员国更为严厉的管制。探索该变化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杜鲁门政府的中日贸易管制政策与其对华经济遏制政策、对日经济复兴政策和对东南亚的政策互为因果,彼此影响,共同推动了亚洲冷战的进程。     

美国远东政策与日本的战争赔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实力以及单独占领日本的有利条件 ,使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始终为其远东政策服务。从最初积极、坚决的拆迁赔偿 ,到逐步减少并宣布停止拆迁赔偿 ,甚至放弃赔偿 ,反映出美国远东政策的变化。日本的战争赔偿最终以象征性的劳务赔偿方式解决 ,保证了美国的远东政策的顺利实施 ,但却严重地损害了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广大亚洲国家的利益 ,至今仍对日本的战争反省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     

美国与欧洲一体化(1942-1957)

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 ,欧洲联合运动蓬勃发展。出于对外总体战略的需要 ,美国对早期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极为关注 ,其态度和政策经历了由反对到谨慎支持再到积极介入的转变。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动力 ,美国的政策对早期欧洲一体化的顺利进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论1801-1814年的美国对外关系

1801-1814年是美国建国初期对外关系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不仅对华盛顿提出的中立外交政策提出新的挑战,而且使美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重点逐渐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取,此后,美国逐渐走上了向外扩张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