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民间”力量——论鲁迅、周作人的“鬼文化”文学书写

透过鲁迅和周作人对"鬼文化"的不同文化心态和文学写作,用一种独特的文化视角去"重读"鲁迅和周作人的人与"鬼"纠葛的复杂形态.可以发现,鲁迅始终坚持着民间信仰的"启蒙"价值,而周作人则在"启蒙"之余退守着"自己的园地",孜孜于"生活之艺术"的理想追求.     

周作人文学翻译的路径选择

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核心人物,始终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最前沿,引领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发展方向,不断寻找适合中国历史境遇和文化语境的翻译方式。一方面,周作人遵守"直译"的文学翻译方式,将异域文学所讲述的地方知识、情感体验、精神价值、文学观念、审美方式等内容,以不加任何文学修辞的方式直接复制过来,使文学翻译呈现出单向度的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周作人又不断延伸和拓展"直译"的翻译范式,使"直译"向"意译"靠拢,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灌注时代的文化导向和个体的文学理想,将文学翻译演变为文化他性和文学自性相互冲突和交融的场域。周作人的文学翻译具有超越时代的特质,这种特质使中国现代文学在追寻现代性的过程中,呈现出开放性和收容性意识。     

“鬼气”与“鬼趣”——论鲁迅和周作人“与鬼对坐”的不同文学思考

以人鬼纠葛为视角,考察和分析鲁迅和周作人如何面对自己、面对民众的文学思考,"鬼气"和"鬼趣"作为研究他们内在思想及其复杂状况的关键词,可以发现他们"虚妄人生"与"生活之艺术"、启蒙与审美、直面与回避、坚韧与犹疑的诸多差异。     

论“五四”后周作人文艺思想之转变

20年代初,随“五四”退潮,周作人文艺思想由矛盾、混乱走向转变,表现在:一、放弃“为人生”,提倡“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二、放弃“平民文学”,提倡“平民的贵族化”;三、抛弃文学的社会反映功能,主张文学的“自我表现”。其实质是片面强调文学的个人属性,割裂文学表现与再现的功能关系,扼杀文学的社会意义。由此开始,周作人逐渐由新文学主潮的带头人,变为自由的思想者     

李贽思想在周作人接受过程的近代演进

对李贽思想的接受过程是中国文学思想近世化演进中的一支重要脉络,"五四"则是这一演变脉络中的凸现环节,而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又是立于其峰颠的典型个案.本文通过分析周作人对李贽文学思想的接纳、变异这一个案,探讨李贽思想在被接受过程中的演进轨迹,并认为周作人的文学观来自西学与中国传统,而传统多于西学,传统中又以李贽的影响最为有力.李贽的人学观直接促成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李贽的文学表现童心说,促成了周作人文学是人的自然天性表现、且以表现之自然为美的文学思想.周作人发现了李贽人学思想中的现代性因素,并用西方科学化、人本化融释李贽思想,使之在周作人这里进一步世界化、近世化了.     

周作人“人的文学”观的价值阐释

“五四”时期 ,周作人提出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人的文学”观 ,指出人既是创作的主体亦是创作所要反映的客体 ,从而创造出文学的新观念和新话语 ,以接近于世界文学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评判标准等基本观念 ,使中国新文学具有了世界性和开放性。“人的文学”观的价值理想是建立在启蒙思想之下的一种理想主义 ,它作为新文学的价值参照标准具有一种普遍性 ,但同时也产生了文学意识“左”倾倾向的负面影响。     

人的文学

“人的文学”是贯穿20世纪中国文论的重要概念。今天 ,人们一般都把“人的文学”观念的建立看作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折的关键 ,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标志。“人的文学”术语的首次使用者是周作人 ,1918年 ,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6号发表《人的文学》一文 ,阐释了“人的文学”概念的内涵。但“人的文学”并非周作人一人所主张的 ,而是五四时期文学的核心理念。周作人对新文学初期理论建设的突出贡献 ,是以“人的文学”概括新文学的新内容 ,标识出新文学不同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周作人在1918—1919年间相继发表了《人的…     

鲁迅、周作人论金圣叹——明末清初文学与现代文学关系之个案考察

1930年代前期,因着个人好恶的制约和政治、文学论战的需要,鲁迅、周作人先后发表多篇谈论金圣叹的文章。作家与学者的身份缠夹,对待基本史料的实用态度,造成了各取所需的文献取舍和有意无意的细节改篡。鲁迅以杂文笔法来解构周作人的文学史建构,周作人则试图用文学思路消解鲁迅提出的现实问题。相异的人生取向、文化趣尚和文学提倡,左右了两人对金圣叹的臧否毁誉;史料征引上的缺陷,限制了各自论说的学术史价值。以史实为准绳衡估周氏兄弟评价金圣叹的是是非非,为研究明末清初文学与现代文学之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视角。     

文学是“战斗的武器”——晚年丁玲启蒙文学观论析

晚年丁玲高扬"反封建"启蒙旗帜,积极肯定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启蒙价值,视文学为"战斗的武器",大力倡导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原则,在向"五四"启蒙文学传统的回归中,建构起了其启蒙主义的文学观。这一文学观的形成,是丁玲一以贯之的"个性思想"作用的结果;同时,它也呈现出了丁玲晚年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侧面。     

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爱叙事

性爱是人类基本的生命体验形式.性爱文明的缔建取决于一个成熟、健全的文化语境与发展机制.性爱意识的解放常常是思想文化嬗变的催化剂.20世纪初期和末期中国社会曾出现两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变革,而由思想启蒙和文化变革引发的性爱价值观的"革命"又毫无例外地被转述到纵情"声色"的文学创作中.本文以"五四"时期和20世纪90年代的性爱文学为聚焦点,先对20世纪中国性爱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性爱话语的生成机制、时代的道德价值理念以及整体创作概况进行历时性的审视,然后在共时态的层面或共通性平台上将20世纪中国性爱文学予以审美类型化的辨析,试图从艺术表现形态上发掘具有价值建构性的因素.     

概念的歧义与五四"平民文学"的争论

五四时期有关"平民文学"的争论,其实质源于"平民文学"概念的歧义.表面上使用的都是"平民文学"概念,其实际所指各不相同.周作人的"平民文学"是指时代所需要的具有平民精神的文学,胡适的"平民文学"是指古已有之的来自民间的文学,而鲁迅的"平民文学"则是指革命胜利、工农解放后真正体现工农思想的文学."平民文学"概念的歧义孕育了五四"平民文学"的争论.然而这是一种错位的争论,它没能使五四"平民文学"主张的探讨深入下去;不过又正是这种错位的争论,带来了五四"平民文学"复杂丰富的内涵,从而成就了五四"平民文学"争论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     

论"启蒙"作为"主义"与现代文学的缺失

在中国,启蒙的意义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字面上的望文生义、西方思想来源、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中的重新生成.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启蒙运动,那么,"五四"新文学运动总体上也可以说是启蒙主义文学.科学,民主,自由,个人权利,改造国民性,开启民智,反封建,富国强兵等,这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和任务,也是新文学运动的目标和任务.所谓"人的文学",这不过是新文化运动"立人"主题在文学上的一种演绎.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启蒙是绝对必要的,但启蒙被强调到极致,变成为一种"主义"的时候,就会物极必反,从而造成了现代文学的缺陷.归纳起来,启蒙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重思想轻文学,思想压倒文学;二是重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而轻视文学的审美娱乐作用,压抑文学的审美性、娱乐性和消闲性.     

如何评价北京沦陷期的周作人——兼谈木山英雄、耿德华开拓之作的意义

1937年"七七事变"后,著名文人周作人滞留华北伪政权首都北京。这一选择根本改变了周作人的生活道路,也使得沦陷期周作人的思想、著作的评价问题,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近代中日交流史上的一个焦点议题。本文引入日本木山英雄、美国耿德华等海外汉学家研究周作人附逆期的著作,梳理、分析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而讨论中国日本占领区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方法问题。     

“无信”与“中庸”——周作人“中庸”观之我见

“中庸”观是周作人思想中一个最复杂也最容易引起人们争议的问题。本文认为 ,由于周作人的“中庸”观是与“无信”即反本体的“空”观思想相连的 ,因此 ,它不仅在本质上与相信存在终级本体的传统儒家中庸思想不同 ,而且内在地包含着冲破封建独断论束缚的革命内容 ,具有深远的启蒙意义     

反思文学史叙述与文学话语的错位现象——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为例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中国新文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之一,但是这一观念在历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未得到充分客观的呈现.考察60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这些文学史著作所采取的阶级话语、人民话语或者多元话语等论述话语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本身蕴含的“人的话语”、“国民话语”和“启蒙话语”等文本话语总是存在错位.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错位”之中,可以洞见到有争议人物及其观念在文学史撰写中的书写状态,这也体现了文学/文化研究在众多偏颇叙述中整合最佳理解的可能性.     

互为方法的启蒙与文学

本文从词源学意义上追溯"启蒙"在中西方文化源头上的差异,辨析作为历史现象的中西启蒙运动之异同,并将18世纪"什么是启蒙"问题的提出,到20世纪对启蒙本质的追寻和反思作一勾勒,抽象概括出"自主质疑式"的启蒙辩证思维。又以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三次启蒙高潮为例,分别从求同的思想史视野与求异的文学史视野论证了启蒙与文学应彼此沟通,互为方法。     

启蒙策略的调整与文学的变迁——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

发生于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思想启蒙并非是一个均质性的概念,而是受制于中国自身不同的历史语境,形成一种流动性.由启蒙先驱陈独秀创办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历史性地透视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所发生的这种时代性变迁,前者以"开启民智"为职志,后者以"唤醒青年"为己任,这种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也使内生于启蒙思潮的"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五四思想启蒙的历史个性相一致,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知识阶层达成精神同构的同时也与普通民众疏离,使自近代以来由"启蒙"聚拢起来的"文学"与"民众"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再度分裂.但是五四新文学与民众的疏离状态正是启蒙思想共同体的凝聚期和现代价值的建构期,五四启蒙的巨大历史价值即在此.     

启蒙的迷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及其文学问题

传统道德现代化是百年中国文学的核心命题.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文学的传统叙述,一直笼罩在启蒙主义线性时间哲学虚构的社会"发展"神话与历史"进步"理念当中.这种启蒙的思想意理,造成中国作家对传统的理解和把握,存在着政治化约的简单化行为;作家们主要从社会系统而非文化系统来看待传统、决定自己对传统的态度,背离了启蒙作为文化系统工程的主旨.当下中国文学的传统叙述,需要反省五四启蒙主义的缺失,回到现代人文理性的"新启蒙"立场上来,重新建立一种具有"当代"和"中国"气象的审视传统的思想视野与方法.     

"个人"、"人类"的流变——五四时期周作人思想转变内在理路探析

曾作为"五四"战士的周作人,为何由"叛徒"变为"隐士",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个人"、"人类"关系在周作人思想谱系中具有重要性和独特性,以此为基础对他五四时期思想转变过程和原因进行梳理,可以为他前后思想转变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依据。     

新时期女性文学与现代国家意识

在新时期女性文学发展进程中,现代国家意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新时期女性文学基本上是依照启蒙的思想逻辑来思考女性问题,启蒙的思想目标也便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女性解放的目标,从而使女性解放问题转化为女性与“国家”、与“人”的启蒙的关系问题。在这一总格局下,新时期女性文学关于女性经验的倾诉,关于“爱情”等方面的描写,其主要着眼点并非女性性别的生存,而是对启蒙事业的承担。